關於中國經濟變革的争論一直存在，但從來沒有像當前這樣兩極化。
根據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出版的《2050年趨勢巨流》（Megachange: The World in 2050)一書中的計算，中國經濟將在2030年前後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到205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將占全球的20%。[丹尼爾·富蘭克林、約翰·安德魯斯：《經濟學人權威預測：2050趨勢巨流》，羅耀宗譯，天下雜志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17—218頁。]《經濟學人》的數據與中國經濟學家林毅夫的計算[林毅夫：《解讀中國經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9頁。]基本一致。在此基礎上，曾經出任美國財政部部長、哈佛大學校長的勞倫斯·薩默斯進而給出了一個歷史性的長期結論，在他看來，300年以後的歷史書會把冷戰的結束作為第三等重要的事件，把伊斯蘭世界和西方世界的關系作為第二等重要的事件，而頭等重要的事件是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國和印度的崛起，以及這些國家與發達國家的關系和互動。[陳晉：《哈佛經濟學筆記》，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頁。]
對於西方人來說，面對中國經濟崛起這一事實，最困難的不是預測和計算，而是如何解釋。
2013年1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年屆103歲高齡的羅納德·科斯出版《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一書。在過去幾年裡，這位當世最高壽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盡管他從未踏上過這個陌生國家的土地，在2008年，中國改革開放30年之際，他自己出資在芝加哥召開中國經濟轉型研讨會，之後又傾力完成了這部著作。在這本書裡，科斯對中國經濟變革給出了三個基本性結論：一是“最偉大”，他認同經濟學家張五常的觀點，認為開始於1978年的中國經濟轉型是“歷史上最為偉大的經濟改革計劃”；二是“非計劃”，“引領中國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的一系列事件並非有目的的人為計劃，其結果完全出人意料”；三是“意外性”，科斯將中國的崛起視為哈耶克“人類行為的意外後果”理論的一個極佳案例。他的這三個基本性結論表明，在現有的制度經濟學框架中無法完整地解釋中國經濟的崛起。[羅納德·科斯、王甯：《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徐堯 、李哲民譯，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序”第1頁。]
與上述聲音相比，另外的相反性意見似乎更為尖銳。
2012年初，同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因準確預言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而廣為人知的保羅·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發表專欄文章，認為中國經濟正在崩潰。他的主要論據是，中國居民消費支出只占國民生產總值（GNP）的35%，更多依靠貿易順差維系工業的正常發展，更為嚴重的是中國投資支出占國内生產總值（GDP）的50%，而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不斷膨脹的房地產泡沫造成的，這與美國發生金融危機前的情況非常類似。他在文章的結尾調侃：“世界經濟已經飽受歐洲金融危機之苦，我們真的不需要一個新的危機發源地。”幾乎同時，美國《外交政策》雜志也刊載了題為《2012年中國即將崩潰》的文章，認為中國的體制、法律、經濟結構、人口結構等問題會成為即將崩潰的原因。
在華人經濟學家中，長期悲觀論頗為流行，不少自由派學者否認中國模式的存在。耶魯大學的黃亞生教授多次撰文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並不獨特”，在他看來，“如果以亞洲各主要工業國經濟起飛的不同年份作為出發點來比較，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並不足為奇。無論是中國的成功經驗還是發展困境，都不是中國特有的，都可以從世界其他國家的身上找到影子”。 [郭觐：《黃亞生：“中國模式”並不獨特》，《國際金融時報》2011年7月1日，第2版。]
經濟學界的兩極化分歧不但沒有消解中國經濟崛起的魅力，反而使之顯得更加迷人。當理論和數據都無法給予清晰判斷的時候，我想起了約瑟夫·熊彼特的那句名言：“人們可以用三種方式去研究經濟：通過理論、通過統計和通過歷史。”於是，回到“中國歷史的基本面”，從歷代經濟變革中探研得失，尋找規律與邏輯，也許是一次不錯的探險。——這正是本書創作的起點。
本文摘自《歷代經濟變革得失》
兩千七百年前，春秋時期的管仲改制變法，使得齊國一躍成為霸主，傲視群雄；公元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法，一時國庫充實，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為之緩解；公元1978年，鄧小平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百年積弱的中國經濟再度崛起，重回強國之列。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裡，中國經歷了十數次重大的經濟變革，每一次變革，都順應社會發展而發生，也都對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今，新的社會發展又提出了繼續變革的要求。
本書是作者近年來研究中國經濟變革史的集大成之作，對中國歷史上十數次重大經濟變革的種種措施和實踐作了系統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變，坦陳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總括了中國式改革的歷史脈絡，又剖析了隐藏在歷代經濟變革中的内在邏輯與規律。辯駁得失，以史為鑒，實不失為一部簡明的“中國經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