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將四民並列，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意識與覺悟，更是他的治國理念的體現。這位具有多年從商經驗的政治家，早已發現工商業的贏利能力大於農業，而振興商品經濟更是增強國力的最佳途徑。他在齊國推行了涉及產業、稅收、價格等多個領域的整體配套改革。他搞的那一套，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放活微觀，管制宏觀”。
所謂“放活微觀”，就是對内刺激商品經濟的發育，對外降低關稅，形成“如水歸壑”的市場聚集效應。
齊國地處海濱，漁業和煮鹽業一向發達，管仲規定，魚鹽可以自由出口，關隘只登記而不予徵稅，以便利諸侯各國。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實行單一稅制，在關隘徵過了的，在市場上就不再徵了，反之亦然。[ 《國語·齊語》：“通七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徵，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管子·霸言篇》：“明道以重告之：徵於關者，勿徵於市；徵於市者，勿徵於關。”]
對於前來齊國做生意的商人，他更是大開國門，無盡歡迎，提出“空車來的不要去索取稅費，徒步背東西來的不要去徵稅，這樣來的人就會越來越多”。[ 《管子·霸言篇》：“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來遠人。”]他還建議齊桓公專門設立招待外國商人的客舍，每三十裡有一處，來一乘車者供給本人飯食，來三乘車者供給馬的飼料，來五乘車者配備可供自由調遣的人員。[ 《管子·輕重乙》：“請以令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養。”]從此，“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為了活躍市井，管仲甚至首開國營色情業。他在都城臨淄開了七間官辦的妓院(“女市”)，每一間有妓女(“女闾”)100人，共700人。管仲以此吸引外來商旅，並大收其稅。在後世，管仲因此被拜為娼妓業的“祖師爺”，如同魯班在木匠業的地位。
在這種自由貿易政策的鼓勵下，可以想見齊國商業的繁榮以及商人的活躍，《戰國策·齊策》如此記載齊國首都臨淄盛極一時的繁華景象：“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築，鬥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淄之途，車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據計算，臨淄的居民人數達30萬之多，是當時世界上最大規模、最繁華富足的城市，而與其同時的雅典城人口不到5萬。
所謂“管制宏觀”，就是強調政府對經濟的宏觀管理，其手段則是從財政、稅收和價格三方面綜合入手。
在農耕時代，對於國家的内政來說，最重要的商品當然就是糧食——中國自古存在商品糧交易，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商品糧占糧食交易總量的百分之八十。管仲對糧食政策十分重視，在重要的農業稅上，他並不像一般的治國者那樣，要麼橫徵暴斂，要麼一味降低，譬如孟子就認定，國君是否實行仁政，“什稅一”——只徵收百分之十的農業稅是一條鐵線般的標準。[ 《孟子·滕文公上》：“夫仁政……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管仲的政策是兩年徵稅一次，大豐收之年，每年徵百分之十五，中等之年，每年徵百分之十，下等之年，每年徵百分之五，如遇饑荒，則免稅。這一機動稅率，明顯比孟子的“什稅一”要靈活和現實得多。此外，管仲還建立了國儲糧制度，國家採購囤積了大量糧食，其數量足以控制市場糧價的波動，以達到豐饑平衡的功效。管仲對糧食十分重視，他不容許任何人操縱糧價，嚴禁在饑荒之年利用糧食買賣欺壓農民，糧價波動必須由國家掌控，在農耕年代，這一見解無疑非常重要。
管仲還是一個運用價格槓桿來調節經濟和增加國家收入的高手。他曾舉例說，如果國家掌握了大量的佈，即不必再徵佈稅，而要徵於原材料麻，麻價因課稅漲十倍，佈價就可能因此而上漲至五十倍；同理，如果國家掌握了大量的織帛，就可徵課原材料絲的稅，這樣又可使織帛的價格上漲十倍。在對外貿易上，他主張根據不同的情況來控制商品價格，即“因天下以制天下”：如果外國商品的質量高過本國，就提高該商品在本國的銷售價格，以控制外國商品的輸入，如果要鼓勵出口，就要壓低出售價格，“天下高而我下”。
本文摘自《歷代經濟變革得失》
兩千七百年前，春秋時期的管仲改制變法，使得齊國一躍成為霸主，傲視群雄；公元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法，一時國庫充實，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為之緩解；公元1978年，鄧小平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百年積弱的中國經濟再度崛起，重回強國之列。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裡，中國經歷了十數次重大的經濟變革，每一次變革，都順應社會發展而發生，也都對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今，新的社會發展又提出了繼續變革的要求。
本書是作者近年來研究中國經濟變革史的集大成之作，對中國歷史上十數次重大經濟變革的種種措施和實踐作了系統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變，坦陳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總括了中國式改革的歷史脈絡，又剖析了隐藏在歷代經濟變革中的内在邏輯與規律。辯駁得失，以史為鑒，實不失為一部簡明的“中國經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