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中國男孩，幾乎都是從《三國演義》開始了解本國歷史的。我讀書讀到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從鄰居家的舊書架上撈到一本泛黃毛邊、繁體字版的《三國演義》。展卷閱讀，羅貫中先生的第一行字就把11歲的我給鎮住了：“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直到30多年後，在書堆裡埋頭日久的我才突然擡起頭來，想找羅先生問幾個問題：為什麼天下大勢必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為什麼不可以分了就不再合？為什麼合了就必定會再分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到底是“中國的大勢”，還是“天下的大勢”？
這些當然是非常有挑戰性的學術問題，美國歷史學會會長、中國史專家魏斐德甚至將最後一個問題看作西方歷史與東方歷史的“區別點”。
中國與歐洲在早期都是從部落制進化到了城邦制，東方的春秋戰國正與西方的古希臘同期。孔子週遊列國的時候，畢達哥拉斯正在意大利南部傳授幾何學；孟子出生的時候，亞裡士多德是一位12歲的翩翩少年。公元前360年，東方發生了第一次重要的集權式變法——商鞅變法，西方則在公元前356年出現了亞歷山大帝國。漢武帝（前156—前81年）進行中央集權制度的試驗時，西方的凱撒大帝(前102—前44年)也讓高度集權的帝制替代了共和制。從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3世紀，東西方世界分別出現了雙峰並聳的、大一統的大漢王朝與羅馬帝國。公元184年，漢帝國陷入内亂，之後進入了將近四百年的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羅馬帝國也在外族的侵略下分崩瓦解。之後，東西方歷史突然開始了“大分流”。中國在公元589年重新實現了統一，從此再也沒有長期分裂過。而歐洲進入黑暗的中世紀，經歷了漫長的封建制時期，便再也沒有統一過，盡管在2000年出現了歐元，實現了貨幣意義上的“統一”，可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歐元的存廢又成了一個衆說紛纭的話題。魏斐德的問題正是：“在世界上第一批帝國——羅馬和漢朝——崩潰後，中國歷史和歐洲歷史為何差異起來呢？”
這似乎是一個很難有標準答案的歷史懸案，你盡可以從地理條件、民族心理、宗教語言以及偶然性等角度來給出解釋。魏斐德給出的答案很簡潔，但在我看來卻像手術刀一樣精準，他說，“統一是中國的一種文化” 。[魏斐德：《講述中國歷史》，梁禾主編，東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頁。]
統一的文化為中國贏得了歷史性的榮光，在《歷史研究》一書中，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稱中國為“唯一延續至今的社會”，根據他的統計，人類歷史上出現過21個文明社會，其中，中國社會是文明特徵保留得最為完整的樣本。而這一成就正得自於“統一的文化”。
中國人最害怕、最不願意、最讨厭、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統一是一個宿命般的、帶有終極意義的中國文化，是考察所有治理技術的邊界，盡管統一本身並不能保證政治和經濟的發展，甚至連湯因比都無法確認統一到底是“目的本身”，還是“達成目的的手段”，不過他確定地認為：“大一統國家的成功崛起最終終結了‘亂世’，親身經歷了這一過程的一代人對於大一統國家自然是無比向往、感激涕零。”[阿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下卷）》，郭小淩、王皖強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90頁。]
任何選擇都有代價，統一也不例外。若將這個漢字組合拆解開來，“統”者“歸總”，“一”者“劃一”，這個詞的背後隐隐約約地站立著三個讓人望而生畏的“怪物”：集權、獨裁、專制。這似乎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你別無選擇。
本文摘自《歷代經濟變革得失》
兩千七百年前，春秋時期的管仲改制變法，使得齊國一躍成為霸主，傲視群雄；公元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法，一時國庫充實，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為之緩解；公元1978年，鄧小平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百年積弱的中國經濟再度崛起，重回強國之列。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裡，中國經歷了十數次重大的經濟變革，每一次變革，都順應社會發展而發生，也都對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今，新的社會發展又提出了繼續變革的要求。
本書是作者近年來研究中國經濟變革史的集大成之作，對中國歷史上十數次重大經濟變革的種種措施和實踐作了系統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變，坦陳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總括了中國式改革的歷史脈絡，又剖析了隐藏在歷代經濟變革中的内在邏輯與規律。辯駁得失，以史為鑒，實不失為一部簡明的“中國經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