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首相級官僚，商人出身者非常罕見，僅先秦管仲、元朝阿合馬、鎮海和桑哥、民國宋子文和孔祥熙諸位。
管仲很長壽，活到80多歲，他早時潦倒，盛年治齊，四十載而成霸業。在公元前7世紀，地球上絕大多數的地區仍處於荒蠻時代，中國卻能誕生這樣的經濟大師，實在算是一個奇迹。他重視制度建設，思想務實，以發展經濟為治理主軸，所涉及的許多經濟命題，如產業政策、財政、稅收、價格、消費、國際貿易等，幾乎涵蓋了所有的治國範疇，這位沒有上過一堂經濟學課程、屢次創業失敗的商人無疑是一位無師自通的經濟天才。細數其經濟政策便可以發現，他其實是一位尊重市場規律的國家幹預主義者，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妨視其為中國古代版的“凱恩斯”。
管仲治齊有三條重要的歷史經驗：其一，通過價格、財政、稅收整體配套改革，第一次形成了系統性的國民經濟治理體系；其二，他所提出的鹽鐵專營政策，作為國家幹預經濟的經典模式，影響力持續至今；其三，管仲治理下所形成的齊國經濟制度，是中國古典市場經濟體制的雛形。
而管仲的思想在後世被刻意淹沒，則是由於兩大原因。
第一，齊國一世而衰，以商治國的思想徹底破產。
齊國坐擁最強國力，卻採取了不擴軍和不兼並的“和平稱霸”戰略，管仲那些維持國際秩序的行動，並沒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就在齊桓公晚期，中原的晉國和南面的楚國紛紛並吞小國，疆域不斷擴大，它們的軍事冒險無疑得到了更大的好處。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兩年後，齊桓公死於宮廷政變，齊國迅速讓出了霸主權柄。自此以降，相繼稱霸的諸侯均以開疆拓土而威懾天下，“尊王攘夷”異化成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
第二，管仲思想與儒家格格不入。
儒家以“賤商”著稱，在他們看來，管仲從出身背景到行事作風、施政綱要，都是毛病多多。在《論語·憲問》中，子貢就認定“管仲算不上是一個仁者”。[ 《論語·憲問》：“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他的諸多經濟政策，無論是刺激商貿、鼓勵消費還是“以商止戰”，在儒家看來，統統都是異端邪說，鹽鐵專營政策也遭到儒家的抵制，在後面的章節中我們將看到，西漢的武帝改革及宋代的王安石變法中，大儒董仲舒、司馬光都是專營政策的最大反對者。儒家在經濟治理上只有“三斧頭”：一是“以農為本”，二是“輕徭薄賦”，三是“克己仁義”。遺憾的是，這三條在管仲那裡都找不到。
在這個意義上，管仲是一個被意識形態“謀殺”的改革家。
本文摘自《歷代經濟變革得失》
兩千七百年前，春秋時期的管仲改制變法，使得齊國一躍成為霸主，傲視群雄；公元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法，一時國庫充實，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為之緩解；公元1978年，鄧小平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百年積弱的中國經濟再度崛起，重回強國之列。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裡，中國經歷了十數次重大的經濟變革，每一次變革，都順應社會發展而發生，也都對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今，新的社會發展又提出了繼續變革的要求。
本書是作者近年來研究中國經濟變革史的集大成之作，對中國歷史上十數次重大經濟變革的種種措施和實踐作了系統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變，坦陳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總括了中國式改革的歷史脈絡，又剖析了隐藏在歷代經濟變革中的内在邏輯與規律。辯駁得失，以史為鑒，實不失為一部簡明的“中國經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