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人口增長的過程中，英國32歲的未婚小夥子馬爾薩斯於1798年發表了他那令人沮喪的名作《人口原理》：他認為人們對性愉悅的永不滿足的欲望造成人口呈幾何級數增長，而食物供應呈算術級數增長，人口將不斷增長，一直達到人類食物供應的極限為止，大多數人註定要過饑寒交迫的生活。
然而事實卻正好相反。據世界銀行統計，自1800年以來的200年中，扣除通貨膨脹因素，食品價格事實上下降了高達90%，這就意味著最貧困的人也能吃飽肚子。[ 梁紫星：《被誇大了的環境危機》，《科普雜志》2004年第3期。]
人類生活水平尤其在最近100年得到了質的提高。20世紀世界人口增長將近4倍，同樣的時間内全球GDP是1900年的18倍以上，全球人均GDP (按1990年美元換算)增長5倍（連增長最慢的非洲也增長3倍）。幾乎所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相對價格在整個20世紀都是下降的。比如，多種主要谷物—玉米、小麥、稻子的國際價格（除去通貨膨脹因素，用美元結算）從1900年到1998年降低了70%。14種國際貿易金屬和非食品農產品組合從1900年到1999年價格下降了將近80%（剔除通貨膨脹因素）。[ 吳萬偉：《從“人口爆炸”到“健康爆炸”》，中國網， 2006 年5 月15 日，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renkou/1209403.htm (譯自“Doom and Demography”by Nicholas Eberstadt. http://www.wilsoncenter.org/index.cfm?fuseaction=wq.essay&essay_id=162417).]
按照安格斯·麥迪森的估算，從公元元年到1820年，世界人均GDP從467美元（以1990年的國際元為標準）到666美元，花了1820年才增加了43%，而從1820年到2008年的短短188年裡，世界人均GDP卻翻了10倍，從666美元上升到7614美元（同期世界人口增加了5倍多）。[ 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AD”, http://www.ggd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2-2010.xls]
其實在馬爾薩斯之前，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創立者亞當R26;斯密（1723～1790）就已經認識到人口是經濟發展的關鍵要素，他認為“交換的力量為勞動分工提供了契機，因此分工的程度必然總是受制於這種力量的規模，或者換句話說，受制於市場的規模”，“國家繁榮最關鍵的因素是其居民數量的增長” 。
經驗統計學之父、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蒙R26;庫茲涅茨認為人口增長促使人們對消費品的需求膨脹，額外需求刺激了額外的廠商投資。這一切再加上對規模經濟效應的利用能力，就加快了生產力增長速度。結果當人口增長時，人們的生活水準也隨之提升。庫茲涅茨強調人口增長可為基礎設施建設帶來規模經濟效益。
新古典經濟學派創始人阿爾弗雷德R26;馬歇爾也有同樣的看法，他認為財富和人口的增加將使需求增加，需求的增加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市場的供求關系，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從而使商品價格提高，這一結果必然會刺激投資，從而使經濟得到發展。
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R26;索洛根據大量史實提出新古典主義經濟增長模型（索洛模型）。依據索洛模型，人均產出增長率最終等於技術進步率，總的產出增長率等於技術進步率加人口增長率，國家的總經濟增長速度和人口增長速度正相關。
古典自由主義學者、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裡德裡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認為“成本核算就是生命核算”。
人力資本理論之父、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奧多·舒爾茨認為，當代經濟的增長，國家財富的構成，主要是人力資本帶來的結果，技術進步主要是靠人力資本積累。他認為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不一樣，物質資本是報酬遞減的，人力資本是報酬遞增的；物質資本投進去以後，你用了別人就不能用，而知識不存在這個問題，你用了別人照樣用，它是報酬遞增的。舒爾茨斷言：“人類未來不是由空間、能源和耕地所決定，而是要由人類的知識發展來決定”。
本文摘自《大國空巢》
大陸版的《大國空巢: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持論更溫和，内容更精簡，數據更紮實，觀點更明確，如作者在《大國空巢: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自序中所言：“從文字來看，香港版去除了一些‘酒糟’，只濃縮為《大國空巢: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20％的内容，新增了80％内容……香港版裡主要用的是自制的‘鳥铳’……這一版添置了一些‘槍炮’（複習了大學和研究生時學過的人口統計學，並向一些人口學者請教，使得方法更符合規範）。”可以說，這是作者的一本心血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