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官方資料，明朝時期中國人口曾經超過6600萬。但是明末大旱，糧食減產。饑荒、瘟疫（如鼠疫），農民起義（如張獻忠、李自成起義）不斷，加上明清戰争，人口銳減。[週同：《被瘟疫滅亡的明朝》，《健康大視野》 2005年第1期。]
清朝初年人口恢複性增長。清朝統治者非常註重人口繁衍，提出“治國者重在土地人民”、“財帛不足喜，惟多得人為可喜耳”的人口思想。康熙非常重視糧食的生產，還親自培育出了早熟新稻種，在南方推廣連作雙季稻，並把水稻的種植推進到了長城以北。[聞性真:《康熙和他的禦稻種》，《歷史學家茶座（第六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2006年。]
根據《清聖祖實錄》卷43記載，康熙帝還曾下令嚴禁抛棄嬰兒，“凡民間貧不能養，棄所生子，或乳母主人子而棄其子者，皆善全之，俾得長育。其棄而不養者，嚴禁。”
康熙投巨資治理黃、淮水患，疏通兼治運河，歷 30 年，收到巨大成效，農業連年豐收。清王朝還採取了招徕流民獎勵墾荒、軍民大力屯墾、更名田、永禁圈地、修改逃人法、輕捐薄賦等一系列休養生息、發展經濟的政策。清康熙51年（公元1712年）規定，依照上年各地所報了數，固定稅額，以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又逐步實行“攤丁入地”，丁銀和地賦統以田畝為徵收對象，取消了全部人頭稅，添丁不加銀，大大促進了人口發展。
可能由於氣候等原因，歐洲人口增加主要歸功於馬鈴薯，而中國卻是產量更高的玉米、紅薯（目前中國紅薯產量還占世界總產量的80%）。
玉米早在明朝嘉靖年間（距離哥倫佈發現美洲只有幾十年時間）就傳入廣西等地，到清朝康熙中期傳入湖南、四川等地，在四川它得到空前的大發展，所以取名“蜀黍”，後來在全國推廣。
紅薯是在1593年左右（明萬歷年間）傳入我國的。明朝末年紅薯推廣技術就已經成熟，但是主要種植地還只限於福建等少數地方。
清朝政局穩定後，中央和地方政府積極推廣這些高產作物。乾隆皇帝特別喜歡吃紅薯，還親自下诏推廣紅薯。紅薯成為當時中國的重要糧食作物。如福建“地瓜一種，濟通省民之半”。[黃啟臣：《明代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高度發展》，《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 2003年。http://gb.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doc/docDetail.jsp?docid=100151090]
農業技術大為提高，複種指數也大為提高，出版了大量農業書籍。耕地面積也持續增加。依照汪士铎1851年的說法：“山頂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開深菁。”[汪士铎撰，鄧之誠輯錄，《汪悔翁乙丙日記》，北平：文芸閣，1936年。]
而且康熙、雍正和乾隆祖孫三代主政長達134年，社會安定，政策連續,也起到了持續刺激人口增長的作用。
從當時歐洲情況來看，由於生育文化的不同和對新作物的敏感性不同，各地區人口繁衍速度相差非常懸殊（法國人口增長就很緩慢，而英國和愛爾蘭人口增長較快）。中國當時的以“孝”為核心的生育文化是世界上最為頑強的。
中國人傳統以植物糧食為主的飲食習慣也有助於極大限度地養活人口（糧食轉變為肉類、奶制品會消耗谷物）。這點從印度也可以看出，印度目前糧食產量不到中國的一半，但是由於有近一半人是素食者，糧食能夠自給。
康熙、乾隆時期中國人口增長非常快速，乾隆皇帝看了1792年的人口統計冊，說：“朕查上年各省奏報民數，較之康熙年間，計增十餘倍”。由於康熙和乾隆時期人口統計計標準不同，乾隆的估算並非十分嚴謹。筆者考證1792年的人口（超過3億）應是康熙元年（1662年）的人口（4475萬）的6.9倍。[易富賢：《就清朝初年人口數量與葛劍雄先生商榷》，《社會科學論壇》2010年第01期。]
人口增長，伴隨的是綜合國力的提高。按照安格斯·麥迪森的的估算，1820年的時候，中國人口（3.8億）占世界（10.4億）的36.6%，GDP占世界的32.9%（西方國家占25.0%）。[ Angus Maddison,“The West and the Re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000?2030,” World Economics, vol. 9, no.4(October-December 2008), pp.75-100.]
本文摘自《大國空巢》
大陸版的《大國空巢: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持論更溫和，内容更精簡，數據更紮實，觀點更明確，如作者在《大國空巢: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自序中所言：“從文字來看，香港版去除了一些‘酒糟’，只濃縮為《大國空巢: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20％的内容，新增了80％内容……香港版裡主要用的是自制的‘鳥铳’……這一版添置了一些‘槍炮’（複習了大學和研究生時學過的人口統計學，並向一些人口學者請教，使得方法更符合規範）。”可以說，這是作者的一本心血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