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什麼新願景呢？正如我們可能預見的，那不是一種“狀態”，而是一個“系統”——更精確地說，是個“十足自由的系統”。但在介紹這個不凡的概念前，要先介紹這個同樣不凡的作者。
在1760年訪問英國的人很可能聽說過格拉斯哥大學的亞當·斯密，斯密博士或許不算非常有名，但很多人都知道他。伏爾泰聽過這個人，大衛·休谟是他的好朋友。學生們從俄國遠道而來，聽他有些結巴卻熱情洋溢的演講。除了在學術界的成就外，斯密博士的獨特個性也很出名。比方說，人人都知道他心不在焉。某次，他在和朋友同行時很認真地讨論研究課題，結果卻跌進了坑洞裡。據說他曾經自己把面包和奶油加到飲料中，然後說那是他這輩子喝過的最糟的茶。雖然他有很多怪癖，但對他的智力並不構成阻礙——亞當·斯密是那個時代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
在格拉斯哥，亞當·斯密講授道德哲學的課題。這門學科的範圍比現在的要廣泛得多，包括自然神學、倫理學、法理學，以及政治經濟學，因此它包含了人類對於秩序與和諧最崇高的推動力，乃至於為了在殘酷的現實中謀生而從事的那些沒那麼和諧有序的活動。
自古以來，人類一直想將事物合理化。而在宇宙的混亂中尋求設計意圖的自然神學，就是其中一個目標。假如斯密博士闡述的是宇宙亂象背後的自然法則，來訪的客人就會覺得理所當然。但斯密博士探索的是光譜的另一端，在日常生活的喧嚣下，尋求其宏大的構造，那麼訪客或許會覺得他真的逾越了哲學的分寸。
18世紀末的英國社會絕非理性秩序或道德意念的典範，只要將目光轉離有閑階級的優雅生活，就會發現人們在用最邪惡的形式，為求生存而進行殘酷的鬥争。在倫敦的廳堂與各郡舒適奢華的地產之外，舉目所見盡是與昔日殘留下來的最不理性、最昏聩不堪的習俗與傳統混合在一起的貪婪、殘酷與堕落。這個社會不像一部經過精心設計、每部分皆有助於發揮整體功能的機器，反而像詹姆斯·瓦特發明的奇怪的蒸汽機：漆黑，嘈雜，效率低而又危險。斯密博士聲稱能在其中看見秩序、設計與目的，真是奇哉怪哉也！
若我們的訪客前去參觀康沃爾的錫礦，就會看見礦工們進入礦井中，等他們到達坑底，會從腰帶上拿出一根蠟燭，點燃後，他們會伸展四肢，睡到蠟燭熄滅才起身，然後，他們挖礦兩三小時，接下來，又要照例抽煙鬥休息一陣子。這樣下來，半天的時間在偷懶，半天的時間在採礦。假如我們的訪客前往北方，鼓起勇氣進入達勒姆或諾森伯蘭的礦坑中，他將會看見完全不同的景象。在這裡，男男女女衣不蔽體地在一起做牛做馬。這裡有著最野蠻、最殘酷的習俗：雙目交接燃起的性欲，就在廢棄坑道中草草地解決；從沒見過陽光的7歲或10歲的小孩，只為了礦工付的幾分錢，就在冬天被派去幫忙拖拉裝煤的桶子；孕婦像馬一樣拉著運煤的車子，甚至就在漆黑的洞穴中分娩。
生活的多彩多姿、因循守舊，或是殘酷無情，並非只顯現在礦坑裡。就算在平地上，一個觀察力敏銳的訪客也很難看到與秩序、和諧以及和設計有關的事物。國内許多地方都有貧農成群結隊地四處找工作，一群自稱為“老不列颠人”的人會在收割時節從威爾士高地下來，有時候，整群人中只有一匹既沒有馬鞍也沒有辔頭的馬，有時候，整群人都是徒步。他們之中，常常只有一個人會說英語。那個人就可以代表大家，請求擁有地產的鄉紳讓他們幫忙收割。他們一天的工資僅有6便士，這點倒不會讓人感到驚訝。
最後，我們的訪客停留在一個制造業城鎮。他還是會看見其他值得註意的景象，只是對沒受過訓練的人來說，看起來還是毫無秩序可言。他也許會對洛姆兄弟在1742年建造的工廠感到驚奇，它有500尺長，6層樓高，在當時算是相當巨大的建築物了。根據丹尼爾·笛福所述，工廠内的機器包括“26,586個輪子與97,746個裝置，水車輪子每分鐘轉3圈，每轉1圈，就可以牽動73,726碼的絲線”。同樣值得註意的是，照料機器的孩童每隔12小時或14小時就轉時鐘一次，在污穢、漆黑的鍋爐上烹煮他們的夥食，在供應膳宿的工寮裡輪番上工。據說，工寮裡的床鋪始終都是暖熱的。
不論在18世紀還是在現代，人們都會認為那是一個怪異、殘酷、雜亂無章的世界。然而，更值得註意的是，斯密博士竟能將它與道德哲學的結構加以協調，而且這位飽學之士還宣稱要去探尋在其内部，與包羅萬象且意義深遠的整體相契合的那偉大法則的清晰輪廓。
這位彬彬有禮的哲學家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呢？
“我是一個只愛自己書本的雅士。”亞當·斯密某次自豪地向他的朋友炫耀他心愛的書齋時，曾這樣自我描述。當然，他並不英俊。一個大獎章上的人像顯示出他突出的下唇往上伸展，快要碰到他大大的鷹鈎鼻；垂落的眼皮下，有著凸出的雙眼。終其一生，他都為神經疾病所苦：?的頭會顫抖，而且講話也有點兒結結巴巴。
此外，他的心不在焉也是衆所週知的。在18世紀80年代，當斯密快要60歲時，愛丁堡的居民經常可以看見他們最傑出的公民的滑稽模樣：穿著淺色外套、及膝短褲、白色絲質長襪、帶扣的鞋，戴著寬邊海狸毛帽，拿著手杖，沿著鵝卵石路走下來。他的眼睛註視著無盡的遠處，嘴唇似乎在喃喃自語。每走一兩步，他便躊躇不前，好像要改變方向，甚至退回原處——有個朋友說他走路的樣子“像只蠕蟲”。
有一次，他穿著睡袍走入自家的花園，失神地走了15英裡（1英裡＝1.6093公裡）才回頭。還有一次，斯密與一位地位顯赫的朋友在愛丁堡散步，一名衛兵舉槍對他們致敬，對這種事早已司空見慣的斯密突然著魔似的用他的手杖回禮。讓他朋友更驚訝的是，他還一再模仿那名衛兵的動作，直到站上一長串台階的頂端才恢複正常，而那時他的手杖還揮舞在半空中。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剛才的怪異舉動，將手杖放下來之後，他繼續之前的話題。
這位失神的教授於1723年生於蘇格蘭法夫郡的柯科迪鎮。柯科迪鎮當時已有1500人，在斯密出生時，仍有鎮民把釘子當成貨幣使用。當他4歲時，發生了一件最奇怪的意外：一群路過的吉蔔賽人把他綁走了，他的叔父努力追趕（斯密的父親在他出生前就過世了），使得吉蔔賽人將他遺棄在路旁。他的一位早期傳記作者寫道：“我怕他可能成為一個可憐的吉蔔賽人。”
雖然斯密會突然失神，但他從小就是聰明的學生。他註定要從事教育工作，因此在17歲時就得到獎學金，騎馬前往牛津大學，並在那裡待了6年。然而，那時的牛津卻不是適合學習的好地方——這點和日後的情形不同。絕大多數知名的教授早已連假裝教書都不願意了。一位外國遊客曾記述他在1788年時在一場公開辯論會上驚訝地發現，所有4位參賽者在該他們發言的時間完全保持沉默，每個人都在全神貫註地讀一本當時流行的小說。既然教授們很少講課，斯密大部分的時間就在無人教導的情形下閱讀他認為適當的讀物。事實上，他差點兒因為房裡藏有休谟的《人性論》一書而被大學開除。即使對這位未來的哲學家來說，休谟也不適合被閱讀。
在斯密還不到28歲的1751年，他就成了格拉斯哥大學的邏輯學教授，不久後又獲得道德哲學教授的職位。和牛津大學不同的是，格拉斯哥大學學風嚴肅，是所謂蘇格蘭啟蒙運動的中心，以人才雲集自诩。但是，它和現代大學的觀念仍大相徑庭。拘謹的教授們並不十分欣賞斯密那種有些輕浮而又熱情的舉止，他曾被指控說，有時在宗教場合發笑（顯然是在做白日夢），是大逆不道的休谟的堅定盟友，不支持見證基督的主日課程，請求大學理事會免除上課前的祈禱儀式，以及宣講含有“自然宗教”意味的祈禱文。若我們還記得斯密的老師弗朗西斯·哈奇森曾在格拉斯哥打破慣例，拒絕使用拉丁語授課這件事，就不會覺得奇怪了。
大家對斯密的非難並不算很嚴重，他仍在1758年被提拔為院長。毋庸置疑，他在格拉斯哥過得很愉快。他在晚上玩牌（心不在焉的問題讓他成為一名不太可靠的牌友），參與學術性社團，過著平靜的生活。他很受學生愛戴，尤其以講學著稱——連博斯韋爾也去聽他的課，而他怪異的步伐和說話方式更讓人競相仿效，他的小型半身像還被陳列在書店的櫥窗裡。
他的聲望當然不僅僅來自古怪的人格特質。1759年，他出版了《道德情操論》。該書立刻引起轟動，並使得斯密很快進入英國頂尖哲學家之林。該書是在探讨道德上的認可與非難的起源。為什麼天性自利的人類似乎可以受到制約，或升華到更高層次呢？斯密認為，這是因為我們有能力置身於第三者的位置，成為超然的觀察者。如此，就能夠深入個案的客觀價值，而不只是站在自私的立場思考。
這本書及其探讨的問題引起了人們廣泛的興趣。在日耳曼地區，亞當·斯密的問題成為人們熱衷争辯的主題。對我們來說，更重要的是該書得到了奇人查爾斯·湯森的贊許。
18世紀似乎奇才輩出，而湯森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但機智，而且博學，賀勒斯·沃波爾曾說湯森是“一位全才。倘若他像一般人一樣真誠、一樣穩健，而且擁有一般的常識，那麼他必然會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人”。湯森的反複無常經常被人诟病，人們諷刺地說：“湯森先生身體的某一邊疼痛，但他卻不肯說是哪一邊。”在擔任財政大臣時，他先不讓美洲殖民地人民自行選任法官，然後又對美洲的茶課以重稅，從而助長了美國革命的爆發——這些都可以作為他缺乏常識的證據。
盡管湯森政治眼光短淺，但他卻真心地在研究哲學與政治學，他是亞當·斯密的忠實信徒。更重要的是，他有能力提供給斯密一個難得的機會。湯森於1754年和巴克盧公爵的遺孀——達爾基斯女伯爵成婚，這場婚事極為順利，而且對湯森十分有利。如今，他得為他太太的兒子物色一位家庭教師。上流社會的年輕男子往往都要前往歐陸旅行，在那裡，可以學到切斯特菲爾德爵士所贊揚的優雅。湯森認為，亞當·斯密博士是陪伴小公爵旅行的理想人選，湯森提出年薪500鎊（開支另外報銷）外加退休年金500鎊的條件，這種條件好得令人無法拒絕——斯密擔任教授時每年從學生那裡領到的酬金還不及170鎊。值得一提的是，當斯密博士把學費退還給學生時，他們拒絕接受。這些學生說，他們所學的已物超所值。
這位教師和年輕的公爵於1764年前往法國，他們在圖盧茲停留了18個月。由於往來的朋友極端乏味，再加上斯密的法語十分差勁，相形之下，在格拉斯哥的甯靜生活反倒顯得自在放蕩了。之後他們搬到法國南部（斯密在那裡遇見伏爾泰，並且向他致敬，同時還冷淡地拒絕了一位熱情的女侯爵的追求），接著去日内瓦，最後到達巴黎。為了排解在異鄉生活的煩悶，斯密開始撰寫關於政治經濟學的專著。這是他曾在格拉斯哥講授過的主題，許多夜晚在愛丁堡的“擇優學會”上與人辯論過，也詳細地與他的摯友休谟讨論過。這本書就是《國富論》，不過還要等12年才大功告成。
在巴黎的日子就好得多了，這時，斯密的法語雖然還是很糟，但已足以和法國最重要的經濟思想家長談。此人就是弗朗索瓦·魁奈——路易十五的禦醫，也是蓬巴杜夫人的私人醫師。魁奈提倡經濟學上的重農主義，並且創制了《經濟表》。當時人們仍認為，財富就是金銀之類的固體材料。魁奈反對這種觀念，堅決主張財富源於生產，而且一手一手地傳遞，就像血液循環一樣流經整個國家，並註滿社會的身體——這確實是醫生的洞見。《經濟表》讓人印象深刻，老米拉波將其稱為能與書寫和貨幣相提並論的發明。不過重農主義的問題在於堅稱只有農人才能生產出真正的財富，因為只有農業才能讓財富從大自然中產生，而制造業的工人只能改變產品的形式，實際上並沒有增加財富。因此，魁奈的體系對於實際政策的幫助有限。它的確提倡自由放任政策這個劃時代的主張，卻堅稱工業部門只能改變產品形式，從而無法看出勞工也可以在土地以外的領域創造財富。
斯密最偉大的創見之一就是發現了“價值”源於勞工，而非源於自然。或許這是因為斯密生長於一個貿易繁忙，而非像法國那樣完全以農業為主的國家。無論如何，斯密都不能接受這派學者對於農業的狂熱偏見（像米拉波等魁奈的追隨者，只會奉承谄媚而已）。斯密個人非常欽佩這位法國醫生，倘若魁奈能再多活些時日，斯密一定會把《國富論》獻給他，但重農主義和斯密蘇格蘭式的願景根本不合。
這場旅行在1766年意外中斷。和他們在一起的公爵的幼弟發燒了，盡管斯密竭盡所能地照護，還請了魁奈幫忙，但他還是在狂亂狀態下死亡。於是公爵回到他在達爾基思的莊園，而斯密則先去倫敦，然後再到柯科迪。雖然休谟一再懇求，斯密還是在那裡度過了比較愉快的10年，而這本巨著也隨之成形。在大部分時間裡，斯密都是倚靠著壁爐口述，同時神經質地用頭去摩擦牆壁，以至於在嵌闆上留下了一條黑色的條紋。他偶爾會去達爾基思的莊園拜訪他的學生，或是去倫敦與當時的才俊讨論他的觀點，約翰遜博士就是其中之一。雖然斯密參加了約翰遜博士的擇優學會，但是他和這位年高德劭的詞典編纂家總是話不投機。沃爾特·司各特爵士告訴我們，當約翰遜第一次遇見斯密時就攻擊他所做過的某個陳述，而斯密則為自己的論點辯護。大家都想知道，“那約翰遜怎麼說呢？”斯密很憤怒地說，“他說‘你在騙人’！”“那你怎麼答複呢？”“我說‘你這××養的’！”司各特說。這兩位偉大的倫理學家第一次見面時，用的就是這些詞匯，而這也是這兩位偉大哲學導師間的經典對話。
斯密也遇見了一位兼具魅力與才智的美國人——本傑明·富蘭克林。富蘭克林提供了關於美洲殖民地的豐富資訊，並且讓斯密深切地體會到這個殖民地將來可能扮演的角色。後來，斯密對於這些殖民地所組成的國家有著如下叙述：“它確實很可能變成世界上所曾出現過的最偉大，也最可怕的國家之一。”這無疑是受到富蘭克林的影響。
《國富論》於1776年出版。兩年後，斯密奉派出掌愛丁堡海關，年薪600鎊，而且幾乎不用做什麼事。斯密一直和母親住在一起，直到她90歲去世為止。斯密的學者生涯始終祥和、平靜，直到最後，他都很安詳、滿足，而且心不在焉。
本文摘自《經濟學統治世界》
他們不是軍隊指揮官或帝國統治者，沒有生殺予奪的大權，也幾乎沒參與過締造歷史的決策。然而他們的所作所為，比許多聲名顯赫的政治家對歷史更富決定性，比指揮前線?隊的將領們更具震撼力，比總統和立法者的赦令更能影響社會的吉兇禍福。
他們之中有哲學家和瘋子、有教士和股票經紀人、有革命軍和貴族、有唯美主義者、懷疑論者和流浪漢。
他們所信仰的哲學系統，是所有人類活動中最世俗的一種——賺錢的欲望。
他們是誰？就我們所知，他們是“偉大的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