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的發展，不僅在空間上存在著區域發展失衡的重大問題，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上，也存在著嚴重的不均衡。
我國雖然標榜自己實行市場經濟，但它是建立在國企的主導地位之上的。國家利用法律強行保證國企在糧食，能源，電力，水力，醫院，學校等剛性需求方面的絕對壟斷地位，民資若想與之争利就會受到嚴苛的法律制裁。而且我國的國企與資本主義的國企所不同的是，資本主義下的國有企業都是為了解決市場經濟無法完成的任務，如核工業，它因為巨大的研發資金投入和極大的風險性使得民資望而卻步，於是聯邦政府便接過了這個任務組成聯邦公司，需要註意的是，在美國，聯邦公司就是公司，它與政治徹底分開。而我國的國有企業則是搶先占據了最優質的資源，僅把那些利潤低下且勞動強度較大的行業丢給市場。這使得我國的經濟環境十分壓抑，民間資本找不到可以實現財富增長的途徑，它們反複遊走，終於在固定資產市場和金融市場找到了洩洪口，造成了國内的投機風盛行，泡沫經濟日益惡化，最為典型的代表便是浙江。浙江因為其肥沃的土壤，良好的氣候條件，便利的内河和海港航運，優越的地理優勢使民間的富裕程度非常高，積累起來的民資卻受到政府的極大打壓，只有很少一部分才能用於民企建設，剩餘的大量遊資紛紛湧入固定資產市場和股票市場，浙江的整個房地產市場顯示出了明顯的投機迹象。溫州便是一個典型的因為政府對民資的抑制而造成房地產投機盛行的城市，08年以後，在政府對民資的驅逐下，溫州逐漸形成了產業空心化，使得民資大量湧入不動產市場和金融市場，並造成了溫州高於廣州這個一線城市的房價水平。而珠三角的經濟發展相對健康，泡沫成分相對較小，這不能不歸功於廣東強大的民間資本的作用，由於當地政府對民資的管制較小，它們廣泛分佈在實體經濟中，排斥各種投機行為。而由於珠三角相對於全國來說政府對民資的管制都比較松散，所以它吸引了全國各地的遊資到此創辦企業，從而促進了本地區的經濟發展，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區域經濟的發展失衡。
正因為全國大部分地區對民資的反複排斥和擠壓，致使那裡的經濟死氣沉沉，而一個地區或國家的發展，完全取決於民資的活躍程度，這是因為民資在充滿競争的叢林法則中，培養出了最具創造力和性格，同時，它們也解決大多數人的就業問題。由民資支撐起來的國家經濟，不僅内部表現一片欣欣向榮，在對外競争中，也能使國家立於不敗之地。18-19世紀，英國在兩百多年的時間裡稱霸全球，靠的既不是維多利亞女王至高無上的權威，也不是強大的海軍，而是國家實行了亞當斯密所說的自由經濟，經濟實力得到了史無前例的發展，千千萬萬個小店主們給國家提供源源不斷的財富，這比任何一個具有壟斷地位的東印度公司都更能使國家富裕。所以在英國大破拿破侖的戰争中，人們形象地說，這不是威靈頓將軍和他的軍隊的勝利，而是自由經濟的勝利。這不是兩個國家間軍事實力的戰争，而是新興的自由經濟體與傳統經濟體之間的較量。
今天，這些小店主們有了一個時髦的稱呼：中產階級，他們對國家經濟的發展起著越來越不可替代的推進作用，並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微軟，FACEBOOK，他們的企業創業者都是從一個個大學生走向了一個行業中的佼佼者。正是這些人的存在，使得美國的各項技術和經濟實力遙遙領先。對財富的渴望激發了千千萬萬個小企業主的創新能力，於是他們積極進取，不斷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在的國家創造新的產品或者提供新的思路。這是我國的國有企業永遠無法競争的。因為先天的壟斷優勢，國企的高層管理根本不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得大量財富，於是他們不需要考慮怎樣提高自身的競争優勢，使企業更適應市場的發展。
地租，資源配置，稅收等方面均占優勢的國有企業，它們在市場上幾乎沒有任何競争對手。在消費者沒有第二選擇的情況下，國企便可以肆意定奪產品的價格，而完全漠視生產成本和市場需求的約束力。在缺乏有效監督的情況下，對這種行為的縱容使得國企更加貪婪，他們可以隨著自己心情的好壞反複擡高商品價格。另一方面，壟斷地位使國企無需對自己的產品質量和企業信譽負責，他們可以任意向市場投放僞劣產品。同時，他們還可以依賴國家權力肆意欺淩民間資本，將效益較好的民營企業收為己有。08年之後，“國進民退”的浪潮日顯加劇。
非但國企對民資不斷進行變本加厲地欺淩，同時，政府施加在人們身上的枷鎖也日益沉重。2011年，我國稅收同比增長27.4%，超過GDP增長速度，這說明國人稅負正不斷加重。同年，政府的財政存款為146676億，M2為812048億，政府存款占比為18%，而在2000年，這個比例僅為為4.6%。國企的猖狂造成了民營企業在夾縫中委曲求生，政府貪婪的剝削造成人民的生活負擔日益沉重，兩者加在一起造成了體制内外截然不同的經濟現象。體制内的幸運者可以在國家權力的保護下輕易地獲得大量財富，而體制外，飽受擠壓的大多數百姓的收入普通不高，卻要承擔著繁重的稅收，以及國企造就的高於正常市場水平的物價，這使得人們的購買力更加低下。
民營企業在内需不振的情況下生存更加艱難，為了壓縮成本適應市場消費水平，他們不斷尋找更加廉價的生產資料，一些劣質的替代品便應運而生。地溝油，人造蛋白質，工業明膠，瘦肉精……如同我上文所說的那樣，反複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既不是由企業主的良心決定的，也不是依賴監管可以避免的，而是由市場經濟決定的，我想對於很多消費者來說，他們即便知道轉基因食用油有損健康，卻也毫無選擇，因為他們的消費能力不允許他們進行有益健康的高消費。中國市場上充斥著各種劣質品，反複發生食品安全事件，說到底是由中國的内需決定的，如果中國普通百姓的收入提高到國際水平，人人都能消費得起自己想要享有的日用品，那麼高質量的產品就會有著空前的利潤空間，資本便從低端劣質品的生產中被吸引過來，轉而從事普通百姓都願意消費的質量合格的產品，劣質品因為失去市場也會迅速被淘汰。正是因為國人的消費能力有限，所以質量合格的產品反而失去市場。這更加堅定了中國的山寨大國之路和特權政治。我國大多數百姓的消費水平鼓勵了企業不斷複制高新科技並以更加低廉的價格供應市場，而市場上充斥的各種劣質品甚至有毒品使得體制内的人只能通過特供來滿足健康的日常所需。這種不公平的政治經濟體制使得我國越來越走向國家權力經濟，民間財富被國家機器吸幹，造成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兩極分化也更加嚴重。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很可能成為新世紀的社會常態。
有趣的是，盡管國企存在種種壓倒性的優勢，個別企業還是陷入了令人不解的虧損狀態。比如我國的鐵道部，作為惠及民生的基礎建設企業，它一直享有各種資源優勢，並得到政府的大量資助，2009年政府發放的4萬億救市基金中，單單鐵道部就占了四分之一左右，而全國性的鐵路建設還是陷入了大面積的停工狀態，深陷債務泥淖中的大型國企甚至不得不求助於民資的救助。其實，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並不難理解，國企對外雖然保持強大的吸血性，但腐敗的内部管理卻大大透支了它的造血功能。偷稅漏稅是國企普遍存在的問題。由於監管的缺失，國有企業往往在財務報告中弄虛作假，造成賬面虧損的假象，從而避免繳稅。侵吞國有資產也是企業内部司空見慣的現象，管理層利用國企的資源和人才為自己的私人經營項目謀私，而由於其國有的性質，使得無人對企業負責，每個管理層都盡可能地利用國企資源為自己謀私。由於國企的政府背景，内部的管理人員多為政客的親信，這在企業的管理上必將造成官僚作風，決策者可以不必為自己的錯誤付出相應的代價，致使企業的管理效率低下，從而造成自上而下的腐敗現象。因為財富來得太過容易，新項目的負責人便不會太關心其項目的收益性，而總是一廂情願地認為憑借國企的壟斷優勢，新的項目總會盈利。由此造成了投資過大，一批項目還未開始盈利，新的項目就陸續展開，這很容易使企業陷入了債務泥潭中，只能等待政府的資金救濟。而政府的救助又使其養成了依賴性，反複虧損，反複求助於政府，最終由納稅人來為其虧損買單。如果企業的負債過大，政府只好向民間變賣一部分國企資源。
受國企的排擠，我國能夠幸存的小企業已經不多，他們因為沉重的稅收負擔和百姓有限的購買力使得企業的利潤很低，沒有足夠的經費去研發最具創新力的產品。即便比較富裕的中型企業也因為國家對知識產權的不保護喪失了創新的動力。如果美國沒有專利保護法案，iphone可以被任何其他公司複制並銷售，且這公司無需向蘋果公司支付版權費，那麼蘋果公司也不會有動力去開發新產品。因為iphone在問世以前花費了大量研發成本，一個企業投入幾千萬開發出來的東西，剛剛走向市場便被其他商家複制，且由於其他商家沒有研發成本，市場售價一定比蘋果公司低，那麼蘋果公司的產品便很快失去市場，甚至連成本都收不回來。我國的專利法案並不能像美國一樣，可以保護企業的研究成果，使之為企業帶來效益。當一個人的辛苦所得輕易就被竊取，創新型人才便被扼殺在搖籃中。在種種不鼓勵創新的環境中，我國的企業只能被動地走在市場的後面，而不能主導它的發展方向。所以即便我國是個制造業大國，但用於工業生產的各種精密機器卻還要從國外進口，就連文化產業，都要從國外引進，日本的動漫幾乎占了我國60%以上的市場。
當各國都在鼓勵創新，提升本國在國際上的競争力時，我國卻走上了一條山寨大國的道路，甚至對此感到沾沾自喜：當其他國家的居民需要用400美元才能購買一台智能手機的時候，我國居民僅用400人民幣就能買到一台功能相似的山寨手機。但我們可能想不到的是，當社會開始尊重知識產權的時候，因知識產權受益的人收入必定提高，而他們的收入提高了，消費水平便也跟著提高，能夠購買的衣服等產品也就越多，而服裝產業鍊上的勞動者便可跟著獲利，他們再影響其他的產業，而所有的產業鍊都是相互作用，彼此依賴的，一條產業鍊的繁榮必然帶動整個社會的共同繁榮。今天，我們看似得了山寨的大便宜，實際上，它扼殺了我國的創造力和未來國家在國際上的競争力。而且，我國從國外引進一種技術的費用絕對不比支付給本土創造者的費用更低。
在投資範圍受到嚴格限制和創造力遭到扼殺的情況下，民資的生存空間已經受到國家權力的捆綁，民營企業只能走一條比較低端的發展路線，而它們承擔著解決大多數勞動者就業問題的使命，所以大多數百姓的收入不高就成了事實。
當最具創造力的創新精神被一個國家徹底漠視時，產業升級就無從談起。
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有人提出這次危機可以成為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產業結構轉型的契機，並說服政府走上了一條錯誤的經濟發展道路，直到今天，溫州仍處於嚴重的產業空心化中。誠然，危機便孕育著商機，歷史上遭遇過經濟危機的國家數不勝數，然而，從危機中進行產業升級的國家卻沒有一個，即便是美國這樣經濟高度發達，成功應對過多次經濟危機金融危機的國家也從來沒有在經濟困境中完成過產業轉型。長期被困於勞動密集型產業結構中使中國的經濟發展異常緩慢，國家渴望進行產業升級的願望是可以理解的，但產業升級靠的絕不可能是危機，而是人才，環境和市場綜合作用後的結果。
人才。產業升級依賴於科技創新，科技創新依賴於人才。在應試教育制度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人才，其個性已經被學校訓練出來的統一思維方式徹底抹掉，創新能力也隨著個性的消失在學生時代被損耗殆盡，大家學會的看待事情的方式永遠是一致的，因為我們一再被告知事物的答案永遠是標準和固定的，而且要絕對服從“權威”，任何對權威的質疑都會遭到主流文化的強烈鄙視而使人無法融入週圍的環境中。但科技創新需要的不是一成不變的思維方式和對現有事物的“標準觀點”，它恰恰需要標新立異的視角和舉一反三的靈活思維，這樣才能發現舊有事物可以改進的地方，從而不斷創新，使我們的日常所需越來越貼近生活。因為我們的教育方式與發達國家在實踐與生活中積累知識的教育方式完全不同，被抹殺了創新能力的中國人又去哪裡找這樣一批可以促成產業升級的技術人才呢？
環境。一個公司如果能夠開發出一種全新適應市場需求的產品，因為其在市場上的獨一無二性（即壟斷性）而往往能夠得到相對較高的利潤，但並非所有的科技創新都能夠如此幸運地為企業帶來高利潤，大多數的創新活動都是失敗告終的，愛迪生在發明電燈以前曾失敗了成百上千次，所以創新也是極具風險性的，所有的研發經費很可能竹籃打水一場空，企業非但無法獲取利潤，就連成本都無法收回。所以，要想開發一個全新的領域，必須要做好承擔巨額虧損的準備。而且任何一種新行業的誕生往往要提供更多的工資才能吸引已經熟悉其他行業的人才來加入這個新行業，而新行業的開拓更適合善於冒險的年輕人，一方面他們富有激情，喜歡新鮮事物，一方面他們學習能力比較強，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内適應新環境，再者，開發新領域也需要有足夠知識和技術的人，然而，這部分人的普遍特點是缺少資金，他們多為剛畢業或畢業沒多久的大學生或新的職場人士，激情讓他們勇於挑戰，而個人財力的限制往往無法滿足他們的夢想。所以，只有政府出手幫助這批用於冒險的年輕人，國家的創新才會有人去做，在美國矽谷，幾個大學生往往因為一個新鮮的想法就可以創辦一個公司，並從銀行得到無息貸款，政府通過立法強制規定金融機構必須貸款給中小企業的比例，這大大鼓勵了人們的創新熱情，所以這個國家才會有那麼多引領世界潮流的科研成果。而在我國，近兩年政府也在發展大學生自主創業無息貸款，但能夠成功獲得金融機構幫助的人卻屈指可數。，且中國在這方面沒有任何的立法規定，銀行在對待這些急需資金支持夢想的大學生時往往是隨意的，他們可以隨著心情的好壞來決定是否要滿足學生們的融資需求，且在毫無法律約束的條件下，中國金融機構的信貸結構明顯偏向於國有企業和房地產業，而政府又沒有其他任何可以幫助大學生實現創業夢想的政策。要想創新就需要有足夠的資金支持，而中國的創新人才卻只能通過求助於父母或向通過自己的人際關系向親朋好友借款來獲取，可以說，中國的商業銀行信貸結構並不鼓勵創新活動。
除了資金之外，國家的稅收制度也沒有給予產業轉型相應的鼓勵。高科技產業的風險性很容易吓退社會資金，與傳統行業相比它對資金的吸引能力明顯不足，如果國家沒有給予新產業稅收方面的優惠條件，那麼在稅制平等的情況下，資金會自然地流向風險小的傳統產業。而我國當前的稅制，非但沒有使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的納稅地位平等，反而對新興產業更不利。近些年來，我國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稅收比重明顯下降，而第三產業則明顯上升，這對一個還未完全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來說，稅制會大大抑制第三產業的發展，和高科技產業的興起。國家的法律同樣未能保證一個良好的市場環境來支持產業結構升級，我國的知識產權從未得到法律的有效保護，那麼，企業在巨額投入下的研究成果極易被竊取，又不受法律保護的情況下，企業的創新精神便失去了動力，他們情願等待他人的科研成果問世後自己投入很小的資金來複制過來，而不是自己花大資金研發的成果被他人用小資金竊取，這樣，在整個市場都在“等待”的情況下，產業轉型便遙遙無期。
市場。即便上述兩個因素都能被一個家庭環境優越並天資聰明的人才克服，那麼最關鍵的市場因素也無法解決。在中國目前非常低端的產業結構下尚且發生嚴重的產生過剩，中國百姓的消費能力完全無法消化得了當前產業結構下的低廉商品，那麼科技創新以後，具備更好性能的產品必定會有著更高的價格，那麼這些高科技產品的市場在哪裡？誠然，中國人或許可以消費得了一台手機，如果現在的所有產品都提到到蘋果的水平，那麼中國又有多少家庭能夠消費得起？瓦特蒸汽機的發明誠然是瓦特智慧的結果，但如果當時的市場不鼓勵擁有更高效率的機械的問世，那麼瓦特發明蒸汽機的動力又在哪裡呢？別說產業升級，就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下，將現有產品提高到其應有的水準都會大大挫傷中國百姓的消費能力，就最簡單的例子來說，一斤地溝油的價格大概是三塊錢，但一斤純正非轉基因食用油的價格至少要十塊以上，如果現有的油價提高到10塊錢，我們每月的生活成本就要增加幾百元，中國大量月薪一千五百元左右的工薪階層甚至會面臨吃不起飯的窘狀，那時爆發的社會問題的嚴重性要遠遠高於現在。地溝油雖然會危害我們的身體健康，但至少它不至於使人挨餓，所以我們更容易接受地溝油而非價格高昂的純正食用油。有人可能對此提出反駁，我國近些年來登上富豪排行排的人數急劇增加，這些富人將創造巨大的需求市場，完全有能力消費得起大多數的高科技產品。沒錯，中國近些年來確實產生了大量的富豪，其富裕程度完全可與任何發達國家的超級富豪平起平坐，但這一市場的需求同樣難以催生出一個本國的創新產業。普通的產品因為市場的狹小而很難收回科研成本，比如一台蘋果手機，我們相信任何一個富豪都可以消費得起一台蘋果手機，但1000個富豪也只能創造1000個手機的需求，因為再多的手機對他來說是毫無用處的，當然，他們或許會買來送給自己的朋友，但他的朋友往往也是像他一樣富裕的人，自己可以購買一個手機，而比他們貧窮一點點的人往往要受到他們的排擠，即便他真的願意夠買更多的手機送給自己的“貧窮”朋友，那麼一萬台手機的市場也不足以催生一個蘋果公司。當然，我國為蘋果公司提供了一個非常巨大的需求市場，中國人持有蘋果手機的數量甚至遙遙領先於其他國家，但我們也應註意，其中有很大的消費者是出於“面子”的考慮進行超過自身經濟能力的消費活動，甚至有人賣掉身體器官購買這一高科技產品。同時，這種高科技產品的數量還非常少，如果智能電腦，咖啡豆機等等都進入我國百姓的家庭，那麼又有多少人可以同時消費得起它們？而像私人飛機，遊艇等這些尖端產品，我國的確存在著足夠大的需求市場且能獲得可觀的利潤來維持一個公司的正常運作，但從事這種研發的企業往往需要巨額的資金，這是一個普通人很難做到的，只有那些已經有所成就的資本家才有足夠的資金支持產品的開發，但這些企業家卻很難在本國内找到足夠勝任這項任務的人才，因為這代表了世界最尖端的科學技術，就像我前面所說的那樣，中國能夠從事頂端可言工作的人要麼被扼殺在學校裡，要麼早已移民。蘋果公司原CEO喬佈斯去世時，人們熱議中國為什麼不能出一個喬佈斯，這就是原因，中國完全沒有一個鼓勵創新型人才生存和發展的環境。即便中國僥幸培養出了這樣的企業，在短時間内，他們研發的高科技產品的性能和性價比必定遠遠不比已有多年商場實戰經驗且在各種競争中存活下來的產品，當外國成熟的質優價廉的產品與我國初出茅廬的產品進行競争時，我們可以預見，中國的產品幾乎很難有招架能力，在適者生存的市場環境中，我們的企業即便能夠興起也很難保證不被市場淘汰。
在上述種種因素不改變的情況下，讨論產業升級是毫無意義的。但在我國20年來產業結構始終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政府卻在1999年提出了教育擴招。
本文摘自《中國經濟盛世背後》
本書從人們的日常經濟生活入手，分析了當今中國經濟盛世背後的諸多問題，指明了我們與世界存在的巨大差距，告訴了人們盛世背後的冰冷真相。
收入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擴大、法制不健全、政府權力過大、市場失靈、投機盛行、民衆道德滑坡……這些問題不僅是當今中國經濟的弊端，更為我們未來的發展埋下隐患。要想讓中國人過上更好的生活，我們必須直面這些棘手的問題，而不是盲目地高唱贊歌。盛世與否並不重要，改善民生，讓每個人過得更好才是政府最應該關註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