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造成春運難的還有另一個關鍵因素——戶籍制度。
既然回家這麼困難，而且千裡迢迢很耗時間，旅途也使人疲憊，那麼在沿海城市工作的人們為何還要返鄉呢？他們為何不把家人接到自己工作的城市，在這裡安家立業？能夠在工作的城市安家立業也是每個流民的願望，只是現行的戶籍制度使這一切實施起來困難重重。
香港自97年回歸中國以來，按道理講應該開放自由行，從而證明它與中國的從屬關系，但實際上内地人的赴港通行受到嚴格限制。這是因為，香港的經濟已經高度發達，内地與它的差距十分明顯，一旦開放自由行，那麼貧困的内地人必定會大量湧入香港謀求工作機會，而香港只是一個面積狹小的城市，資源十分有限，能夠養活的人口也十分有限。如果受到内地13億人的沖擊，香港的經濟一定會發生嚴重衰退。中國的東部沿海城市與内陸城市的關系基本也是這個原理，一旦中國放開戶籍管制，那麼相對貧困的中西部人一定會紛紛要求加入東部城市的戶籍，這是因為在東部地區可以享受更好的醫療服務，教育資源，以及各種生活配套設施。一旦一線城市的人口達到上限，如果政府不採取措施制止新加入人口，那麼這些城市的發展就會陷入失控，城市管理將會陷入癱瘓狀態，社會處於嚴重的動亂中，因為一個城市不可能無限制地提供醫院和學校，當一個學生名額有著20個人來競争的時候，一定會導致社會治安問題。所以，為了保護一線城市的有限資源，政府不得不採取了戶籍制度。
由於戶籍制度造成的同一個城市中不同人的不同待遇，取消戶籍制度的呼聲也不斷高漲，但只要這種區域發展差距不被縮減，戶籍制度就不會被取消，因為大量人口的瘋狂湧入一定會造成一個城市的癱瘓。
於是，在區域發展失衡的情況下，我們只能忍受戶籍制度這一畸形產物，以及它所造成的種種不公，這種不公非但表現在社會保障體系上，還表現在其他的方方面面。生活在同一片藍天下的人們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待遇，這恐怕是世界上最為荒謬的事情。在城市中，戶籍人口享有完善的醫療保障等社會福利體系，非戶籍人口卻不享有任何任何名額，這造成了社會主義制度下人人看得見感受得著的赤裸裸的不公。戶籍人口的孩子可以自由選擇自己喜歡的學校，享有最優越的師資配置，而非戶籍人口的孩子卻要忍受各種“借讀費”才能接受教育。而在社保體系之外，非戶籍人口也要忍受著莫名其妙的單單是針對他們的限購，限貸等對住房和汽車的合法消費權。這兩種反差明顯的待遇激化了兩個階層的矛盾，已經獲得所在地戶籍的幸運人口為了争奪有限的“福利”名額而有意地維護政府這一荒謬制度，而非戶籍人口則因自己被反複排擠而憎惡能夠輕松享有各種權利的戶籍人口，甚至演變為一種不健康的“仇富”心理（富人比窮人更容易獲得戶籍）。他們總是認為，別人能夠享有的優越生活是否是通過一些不幹淨的手段來獲得，事實上，想要取得一個人口已經飽和的城市的戶籍也的確需要通過額外的行賄等手段才能辦到，所以即便你真是一個白手起家的傳奇人物，也會因為這種不公平的制度而遭受懷疑，整個社會便形成一種不健康的價值觀。當然，受傷的永遠都是弱勢群體，流動人口在城市裡工作和生活，付出不必任何一個戶籍人口少，但卻從來沒有是這個城市的主人公的感覺，在城市的反複排擠下，人們便越來越失去奮鬥的動力，並很容易變得消沉和不思進取，甚至使人們開始對自己產生懷疑，久而久之，一直受挫的自信心也會徹底消失。這種畸形制度不僅會使流動人口無法享受正常的物質生活，還嚴重傷害了他們的精神。甚至還會破壞他們的家庭幸福，就像異地戀往往以失敗告終一樣，分居的婚姻也很難維持，而中國的大量農民工，很多都是男方到城市中打工賺錢，女方留在家裡耕田和持家，僅在春節期間才得以相見。由於分開的時間太長，很容易造成夫妻的感情生疏，甚至會面臨一些不必要的考驗。男方難免會因為寂寞而想要尋求刺激，女方亦會因為男方的疏忽和怠慢而產生懷疑，他們的婚姻平白無故地增添了諸多猜疑。
這種因為區域發展失衡採取的戶籍制度更加深了區域經濟的發展差異。與一線城市由於人口負擔過重造成的種種亂象相比，三四線城市卻表現出了明顯的空城化趨向。
由於三四線城市的經濟十分滞後且發展緩慢，當地政府的財政收入也十分有限，他們沒有足夠的財力進行基礎建設，公路，學校，醫院，綠化等生活配套很不健全，所以當地的富人情願搬到生活配套良好的一線城市中，同時將資本帶進一線城市，由於資本的流失，三四線城市的發展更加緩慢。即便是對普通的打工族，這些城市也沒有足夠的吸引力將他們留住。首先這些小城市的工作機會十分有限，它們無法解決全市人口的就業問題，而在僅有的企業中，由於求職者的數量遠遠多於工作機會，這造成了企業在用工方面的腐敗現象，公司的管理也十分官僚，使得效率低下，能夠提供的員工待遇完全無法與一線城市的企業競争。另一方面，由於近些年來資本大鳄不斷對全國各地的固定資產進行投機炒作，使得房價被炒作到脫離當地的經濟的發展水平，三四線城市在這股投機風的波及下，房價也緊跟著上漲，而它薄弱的經濟基礎根本無法支撐起資本大鳄的金融遊戲，使得真正的實住型購買者無法負擔正常的住房需求，造成了這些小城市居民的生活壓力甚至高於一線城市居民，他們被迫向一線城市流動。由於上述種種原因造成的資本流失和人才流失，使得三四線城市的經濟發展進入了沒有出路的惡性循環，並表現出空城化的傾向。
戶籍制度造成的另一現象便是城市化的停滞。
2010年，中國城市化率達到50%，與1980年的20%相比，中國在30年間的城市化率增長了30%，即保持每年1%的穩定增長率，這怎麼看都是一個非常樂觀的數據，它說明我國城市化正在穩步進行，再過20年，我國的城市化率就能追上發達國家的水平。但如果我們仔細追究一下，就會發現其中的端倪。上文已經提到，中國存在著大量的流動人口，他們在戶籍制度的作用下完全無法享受所在城市的戶籍及福利。那麼，這個城市化率在計算的時候是否將他們考慮在内？答案是肯定的。2010年，國家統計信息顯示中國人口總數為13.7億，城市常住人口為6.7億，而戶籍人口僅為3.5億，如果以戶籍人口計算城市化率，那麼實際的數據應該是26%！也就是說，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中，中國的城市化率僅上升6%，即平均每5年上升一個百分點。
有人可能會認為用戶籍人口計算城市化率而不把流動人口包含在内有失真實性，因為流動人口也享有城市生活。我上文已經說到，這些流動人口只是在城市工作而已，他們並不能像戶籍人口一樣享受城市的福利，並在退休之後選擇回老家養老。學校，醫院甚至是公園均根據戶籍人口的基數來建設，而占城市總人口48%的流動人口完全無法享有正常的醫療和教育資源。更加糟糕的是，流動人口占據城市常住人口的比例正在逐年增加：2010年，廣州市流動人口占全市總人口的比例是36.5%，這比10年前的30%上升了6.5個百分點，上海2010年的數據是39%，與十年前相比上升19個百分點，北京的情況跟上海差不多，2010年流動人口的比例為36%，十年間上升了18個百分點。無論是流動人口的數量，還是城市總人口的數量，它們都在上漲是一個不争的事實，但與之對應地卻是醫療教育等資源的不斷縮水。2010年廣州醫院總數為216家，比10年前減少36家；上海2010年的醫院總數為306家，10年間減少了153家！而教育資源更加緊張。在城市總人口不斷上漲的情況下，這些公共資源卻在不斷減少，解決戶籍人口的需要已是十分勉強，流動人口的需要便被戶籍制度狠狠地排擠在外，使得他們只能將子女留在老家，造成了嚴重的留守兒童現象，這些兒童長期得不到父母的關愛，更缺乏言行上的指導，他們長大後，難免會帶有某些性格障礙。
其實，當戶籍制度把原本可以定居在城市的流動人口拒之門外之後，“城市化進程”就成了一句可笑的空話，而且，我國實現這一目標的唯一方式便是一線和二線城市的擴張，在擴張的過程中產生了大量的利益沖突，並造成了一個個社會悲劇。城市的擴張必然要涉及到徵地的問題，而政府在處理這一問題的過程中，表現出了對人民利益的極大不尊重，他們或者不予賠償，或者只提供很少的賠償，即便被拆遷戶沒有同意自己的土地被徵用，政府依然採用粗暴的方式強行剝奪週遭農村居民的住房和耕地，強迫他們加入城鎮戶籍，而得到了光榮的城鎮戶籍後的農民，除了在反複的争取下能夠獲得一點少得可憐的賠償金之外，卻沒有得到任何適應城市生活的技能培訓，失去了土地，他們甚至不知道該怎樣在城市裡紮根。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他們的城市化進程都不是在這種粗暴的方式下進行的。為了避免日後的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在城市化進程之初，他們就比較註重城市的均衡發展，不同的城市開發各自的優勢，發展出獨立的支柱產業，帶動整個城市及所轄的村鎮的繁榮。比如老牌資本主義強國英國的城市化進程就是這種循序漸進的健康方式。早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前，農業也是英國的支柱性產業，但隨著農田的改良和生產力的提高，農民可以獲得的土地剩餘生產物越來越多，他們便可以購買更多的肉類和衣服。而且生產效率也大大提高，原本需要三個人完成的工作現在只需要兩個人就可以完成，於是，剩下的一個人便到比較大的鎮上去，在那裡根據自己的技能可以從事木匠，鐵匠，面包匠等單一的工作，並隨著技能的熟練制造出更好的農具，更舒服和衣服和更可口的面包。而農民們購買到這些更好的農具之後，生產效率便會更加提高，於是又有多餘的勞動力從農業生產中解放出來，他們來到鎮上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而農村由於人數的減少土地卻保持不變使得每個人可以收獲的土地產物更多，於是他們就可以賣掉這些土地產物之後購買更多的生活用品，農民們有了更多的需求，就會滋生出更多的就業機會，鎮上新增的人口便可以很快找到工作，他們便能生產出更多可供農民和其他從事單一工作的鎮民消費的東西，慢慢的，小鎮上的非農業人口越來越多，制造品也不斷增加，他們不僅把這些制造品賣到農村，小鎮本身就是一個極具活力的消費市場，而農村，隨著鎮上工業的發展，農業生產不斷改進，每人可以耕作的土地不斷增多，解放出來的農村勞動力便不斷增多，由此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大的鎮便聯合起來發展成為城市，城市又反哺農村，同時，城市由於工業的發展出現了環境惡化，富人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環境便搬回鄉村，由此帶動了鄉村的發展，國家經濟健康地向前發展。而我國城市的發展，除了珠三角個別城市如東莞，中山的城市建設是通過這種方式實現的，其餘99%的城市都是建立在農村對城市的單項輸出上，所以只能使兩者的差距不斷擴大。
本文摘自《中國經濟盛世背後》
本書從人們的日常經濟生活入手，分析了當今中國經濟盛世背後的諸多問題，指明了我們與世界存在的巨大差距，告訴了人們盛世背後的冰冷真相。
收入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擴大、法制不健全、政府權力過大、市場失靈、投機盛行、民衆道德滑坡……這些問題不僅是當今中國經濟的弊端，更為我們未來的發展埋下隐患。要想讓中國人過上更好的生活，我們必須直面這些棘手的問題，而不是盲目地高唱贊歌。盛世與否並不重要，改善民生，讓每個人過得更好才是政府最應該關註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