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來，人們總共只有三種防止這種災難的方法。
人們能以傳統為中心，將社會加以組織，以確保其存續。依據習俗，將各種各樣必須完成的工作一代一代地傳遞下去，以子承父業的方式保持一種模式。亞當·斯密說，在古埃及，“每個人都受到宗教原則的束縛，承繼其父親的職業。若想改行，就是犯了亵渎神明的大不敬之罪”。直到最近，印度還是依據傳統的種姓來分定職業。事實上，在大多數未工業化的世界中，一個人要從事的工作仍然是自出生時就已註定的。
社會也可以用其他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它能用威權統治的力量來完成任務。古埃及的金字塔不是因為某個富有企業家突然想到才去興建的，蘇聯的“五年計劃”也不是由於它正好與習俗或個人的自利心相一致，才得以實行的。前蘇聯與埃及都是“指令型”社會。除了政治之外，其經濟生存也是由單一權威機關的敕令以及最高權威當局認為有必要採取的懲罰措施來加以確保。
多少年來，人們都是採取上述兩種方法中的一種來處理生存問題。只要這些問題被交給傳統或命令來解決，“經濟學”這門特殊的學問就沒理由出現。盡管歷史上各個社會呈現出驚人的經濟多樣性，盡管他們頌揚國王和人民委員，用鳕魚幹和固定的石頭當貨幣，用最簡單的共產主義形態或最傳統的方式來分配財貨，只要他們是依習俗或指令運作，就不需要經濟學家來幫他們理解事務，有神學家、政治理論家、政治家、哲學家、歷史學家，奇怪的是，就是沒有經濟學家。
經濟學家在等待解決生存問題的第三種方法——一種驚人安排的發展。由此，社會可以讓每一個人在遵守一項指導原則的前提下，去做他認為適當的事，這樣就可以確保社會存續。這種被稱作“市場體系”的安排，其規則出乎意料地簡單：人人都該盡可能地賺錢。在市場體系下，大多數人既不是被傳統牽著鼻子走，也不是被官方所逼迫，而是受到利誘前去工作。雖然每個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逐利，但是人人逐利的結果卻能完成社會所需的任務。
這種解決生存問題的方法看似自相矛盾，而且既微妙又艱難，所以，我們需要經濟學家。用習俗和指令來解決問題，簡單明了，讓每個人追逐自身的利益就能讓社會存續的道理卻不那麼顯而易見。假如不靠習俗和指令，社會上的所有工作（不論低賤還是高尚），未必都會被完成。當社會不再服從領袖的要求時，由誰來掌舵呢？
負責解開這個謎題的，就是經濟學家！但在市場體系的觀念被人接受之前，並無謎題可解。直到幾百年前，人們還是對市場體系抱持著猜疑、厭惡與不信任感。千百年來，世界早已安於傳統與指令的支配，只有一場革命才能讓人們放棄這種安全感，轉向讓人懷疑又令人困惑的市場體系。
從塑造現代社會的觀點來看，這是有史以來最重要的革命。它所造成的沖擊淩駕於法國、美國，甚至俄國革命之上。我們的社會源於一個更古老，而且早已被遺忘的世界。為了了解這場革命的強度以及它對社會的沖擊，我們必須先置身於那個早先的世界。如此，才能理解為什麼經濟學家這麼晚才登場。
第一站：法蘭西，1305年。
帶著保镖的商旅於今天早晨抵達我們參訪的市集。他們架設起色彩斑斓的帳篷，與其他的商旅以及當地人民交易，銷售的舶來品包括絲綢與塔夫綢、香料和香水、皮革與毛皮。有些來自黎凡特，有些來自斯堪的納維亞，有些則來自僅在幾百公裡以外的地方。除了一般民衆以外，地方領主與仕女也常造訪各攤位。他們很想調劑乏味的莊園生活，急切地想要得到沙發床、楓糖漿、洋薊、菠菜，以及其他瓶瓶罐罐，他們對來自阿拉伯的奇珍異寶與極遠地區的新鮮事物都很有興趣。
但是在帳篷裡，有著我們意想不到的景象，桌上的商業簿冊有時只不過是一些交易的記錄而已。比方說：“某人在聖靈降臨週欠我10枚金幣，我忘了他的名字。”大致上，人們用羅馬數字進行計算，而且常常算錯。他們不懂乘除法，也不太清楚“0”的使用方法。盡管展覽會十分華麗，參與者非常興奮，然而市集的規模實在很小。擁有史上第一座吊橋的聖哥達隘口是重要的商業要道。當時每年經過該隘口進入法國的貨物總量還裝不滿一列現代的貨運火車，一支規模龐大的威尼斯艦隊運載的商品也填不滿一艘現代貨輪。
下一站：日耳曼，1550年左右。
穿著皮衣、留著胡子的商人安德烈亞斯·裡夫正要回到在巴登的居所，他在寫給太太的信中表示，他已走訪了30個市場，而且深受舟車勞頓之苦。在那個時代，還有讓他更感困擾的事，幾乎每隔十幾公裡，他就會被攔下來徵收一次關稅，在巴塞爾與科隆之間，他就繳了31次稅。
更有甚者，他走訪的每個社區都有自己的貨幣與自己的法規秩序，光是在巴登一帶，就有112種不同的長度基準、92種不同的面積基準、65種不同的幹貨基準、163種不同的谷類計量標準、123種不同的液體計量標準、63種特殊的酒類計量標準以及80種不同的磅重基準。
接下來，我們到了1639年的波士頓。
羅伯特·奇尼正在接受審判。“他是一位傳福音的老教授，才學出衆，家境富裕，有一個孩子。他受到良心的驅使，為了傳福音而來到美洲。”他被指控犯了可怖的罪行：在1先令中賺了6便士的利潤。這是極不道德的。法庭正在辯論，是否要因為他的罪孽而將他逐出教會。由於他以往的表現毫無瑕疵，法庭最後決定從輕發落，僅判處200鎊罰金。但是可憐的奇尼先生苦惱異常，因此在教會長老面前，“流淚承認自己利欲熏心”。波士頓的牧師在週日佈道時利用這個良機，以任性的罪人奇尼先生的貪念為例，大力指責某些錯誤的貿易原則：
一、人應該盡量賤買貴賣。
二、假如某人意外損失了某些商品，他可以提高剩餘商品的價格。
三、若他進貨的價格太高，則可以依其買進價格來銷售物品。
牧師大喊：“這些全部都是錯！錯！錯！為利逐利，就會墜入貪婪的罪惡之中。”
我們再回到英格蘭與法蘭西。
英格蘭的“商人冒險家公司”是一個大型貿易組織。它的公司章程規定，成員不能說粗話，彼此間不可以争吵，不能玩牌，不能養獵犬，不能攜帶不雅觀的包包上街。這家公司真的很奇怪，與其說是企業，不如說是個兄弟會。
後來，法國紡織業出現大幅度的全面性創新。柯爾培爾於1666年公佈了一項法規，以消除這種危險而又具有分裂性的趨勢。此後第戎與瑟隆熱生產的織物，包括邊緣在内，便一律含有1408條絲線，不多也不少。在歐塞爾、阿瓦隆以及另外兩個工業城鎮，絲線的數目是1376條；在夏蒂榮，則是1216條。任何不合規格的織物都會遭到指責，假如有三次被發現不合格，該名商人就會被指責。
這些舊世界的零星瑣事有某些共同點：第一，一個以個人得利為基礎的體系是否適當（更遑論是否必須），還在未定之時；第二，經濟世界還不能從社會脈絡中獨立出來，現實事務不可避免地與政治、社會和宗教生活糾結在一起。等到這兩個世界截然二分後，現代生活的節奏與感覺才會出現。為了將這兩個世界分開，需要經過一段長時間的痛苦奮鬥。
相對而言，得利是一個現代的觀念。這也許讓我們覺得驚訝，人本來就是貪得無厭的生物，若任其自由發展，就會展現出和任何一位重利的生意人一樣的行徑。學校老師就是這樣說的。我們一向聽說，人類打從一開始就有追求利潤的動機。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只有“現代人”才有我們所知的謀利動機。即使對當世的許多人而言，以利益本身為目的的想法還是很陌生的。在有史以來的大多數時期裡，這種觀念顯然不存在。威廉·配第爵士是17世紀一位傑出人物，他當過船艙小弟、叫賣小販、裁縫、醫師、音樂教授，也是政治算術學派的創始人。他聲稱，當工資高的時候，“勞工反而很難找到，他們工作只是為了購買食物或酒，這真不道德”。威廉爵士所表述的不僅僅是那個時代資產階級的偏見，他所觀察到的事實仍然存在於未工業化的人民中：勞動力未經訓練，不習慣為了薪資而工作，不適應工廠生活，沒有提高生活水準的觀念。當工資提高時，他們不會更辛苦地工作，而只會減少工作時間。每個人不僅可以，而且應該持續努力奮鬥，以改善其物質生活。埃及、希臘、羅馬以及中世紀文化中的廣大中下階層，對這種得利的觀念非常陌生。這種觀念僅在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時期零星出現，而大部分的東方文明皆無此觀念。這種觀念作為普遍的社會特質，和印刷術的發明一樣新穎。
得利的觀念，固然不如我們有時所想的那麼普遍，這個觀念得到社會支持的時間來得更晚，其發展也更為有限。中世紀教會不準基督徒經商，因為他們認為商人是社會動蕩的根源。在莎士比亞的時代，非上流社會的一般百姓的生活目標不是要改善生活，而是要維持現狀。即使對於我們從英國移居美洲的清教徒祖先來說，也只有“邪惡”的人才會認為得利的觀念可以被容忍，甚至是有用的。
當然，至少早在聖經故事中，貪求財富之心就已出現。但是，一小群有權有勢的人貪求財富和整個社會都為了財富而汲汲營營之間有極大的差別。古代腓尼基水手之中就有商人冒險家，歷史上的羅馬投機客、威尼斯貿易商、漢薩同盟，以及為了追求個人財富，尋求前往印度之航道的偉大的葡萄牙與西班牙航海家們，都是這一類人。然而，少數人的冒險與整個社會為投機精神所驅動之間有著天壤之別。
就以16世紀偉大的日耳曼銀行家、令人驚奇的富格爾家族來說吧，全盛時期的他們擁有金礦、銀礦、貿易特權，甚至有權鑄造自己的貨幣。國王和皇帝的財富都遠不及他們，而且還需要該家族資助戰争與宮廷開銷。但是當老安東·富格爾過世後，他年紀最大的侄子漢斯·雅各佈卻拒絕接管這個財富帝國，因為城市的事業與自身的事務已經讓他分身乏術。雅各佈的弟弟喬治則說，他甯願過平靜的生活。第三個侄子克裡斯托弗對此同樣不感興趣，這個富有帝國的所有繼承人顯然都不認為值得接下這份差事。
除了有錢的國王以及像富格爾家族這種少數富豪之外，早期的資本家?非但不是社會支柱，反而常被社會排斥。偶爾也會有像芬夏爾的聖戈德裡克這種積極進取的年輕小夥子，起初，他在海邊晃蕩，等他撿了足夠的來自遇難船只的物品後，就轉而成為商人。在賺取大量財富後，又退下來成為虔誠的隐士，但這種人還是太少。只要人們仍然認為，塵世生活只不過是到達永生的一個先行階段，商業精神就不會被鼓勵，也沒有理由自行滋長。國王為財寶而争戰，貴族為領土而徵服，有自尊的貴族都不願出售祖先的領地。但是像農奴、村裡的工匠，甚至制造業同業公會的領袖，都只想不受打擾地過著像他們的父親一樣的生活，並希望兒子們也過著同樣的生活。
在10—16世紀那個奇特的世界中，日常生活並不以追逐利益作為指導原則，事實上，教會還大力抨擊這種觀念，這點和亞當·斯密之前一兩百年那個世界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在這兩個世界之間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差異——“賺錢營生”的觀念，要到後者的世界中才出現。從前，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是同一件事，工作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為了賺錢以及購物所需的手段。當然，工作也會帶來金錢和商品，但它是傳統的一部分，是一種自然的生活方式。一言以蔽之：“市場”這種偉大的社會發明尚未出現。
市場已經存在了很長一段時間。在阿馬爾那字版中，就有關於法老與黎凡特諸王在公元前1400年，以黃金和戰車換取奴隸與馬匹的熱絡貿易的記述。盡管交換的觀念就跟得利的觀念一樣，幾乎與人的歷史一樣古老，但我們不能誤認為整個世界都和現今的美國學童一樣喜歡讨價還價。舉一個稀奇古怪的例子：據說，你不能向新西蘭的毛利人詢問一個魚鈎值多少食品，因為他們根本沒做過這種交易，而且認為這種問題十分荒謬。然而，在某些非洲社區，詢問一個女人值多少頭母牛卻完全合法。我們對這種交易的看法，就跟毛利人對用食物換魚鈎的看法一樣（雖然聘禮的存在拉近了我們跟這些非洲人之間的距離）。
不論是原始部落中將物品若無其事地擺放在地上的市場，還是中世紀令人興奮的商旅市集，都不能等同於市場體系。因為市場體系不只是交換物品的手段，更是維系整個社會的一種機制。
本文摘自《經濟學統治世界》
他們不是軍隊指揮官或帝國統治者，沒有生殺予奪的大權，也幾乎沒參與過締造歷史的決策。然而他們的所作所為，比許多聲名顯赫的政治家對歷史更富決定性，比指揮前線?隊的將領們更具震撼力，比總統和立法者的赦令更能影響社會的吉兇禍福。
他們之中有哲學家和瘋子、有教士和股票經紀人、有革命軍和貴族、有唯美主義者、懷疑論者和流浪漢。
他們所信仰的哲學系統，是所有人類活動中最世俗的一種——賺錢的欲望。
他們是誰？就我們所知，他們是“偉大的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