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觀念需要一種哲學。
人們常說，人類之所以高於其他動物，是因為他有自覺意識。這似乎意味著，在建立社會後，人類仍無法安於現狀。他必須告訴自己，他所身處的這個社會是所有可能選項中最好的一個，而且這個社會的安排正是上天更為廣大安排的縮影。因此，代代皆有其哲學家、辯論家、批評家與改革者。
但是，最早的社會哲學家們所考慮的相關問題都集中在生活中的政治而非經濟層面。只要世界仍為習俗與指令所統治，貧富問題就不太可能打動這些早期的哲學家。他們最多只會為此歎息，或者以之作為人類内心弱點的象徵而加以譴責。只要人類像蜜蜂一樣，生而為遊手好閑的雄蜂時，就不會太過關心辛苦工作的可憐群衆——蜂後的奇異變化總是更有意義，更能激動人心。
亞裡士多德曾寫道：“從出生的那一刻起，有些人就註定要被統治，其他人則註定要成為統治者。”這段評論倒未必能總結為早期哲學家們對於日常世界的輕視，但至少他們對此並不關心，廣大勞工群衆的存在遭到漠視。對於紳士與學者來說，關於金錢與市場的問題難登大雅之堂，所以不值得考慮。學者們思考的是關於國王、牧師等人的權力，以及關於世俗權力和神聖權力的重大問題，而不是那些汲汲營營的商人的權利問題。雖然個人財富對世界的運轉有所幫助，但在努力追求財富變得尋常而普遍，且顯然對社會至關重要之前，並不需要關於財富的通用哲學。
但有人長期忽視市場世界中龌龊鑽營的一面，有人則會對此大力反對。最後，當它滲入哲學家的象牙塔之後，最好先看看這裡是否忽略了什麼主要的模式。早在亞當·斯密之前200年，哲學家們就已經提出關於日常生活的理論了。
但是，當他們試圖去探究這個世界的根本意圖時，卻將之編入一系列奇怪的類型之中！
首先，惡劣的生存競争被認為純然是為了累積黃金。哥倫佈、科爾特斯與德雷克不僅僅是政府支持的探險家，同時也是經濟進步的推手。對於那群撰文讨論貿易問題的重商主義者來說，發展經濟的努力自然是為了增強國力，而國力最重要的成分就是黃金。因此，他們的哲學是關於大艦隊與大冒險、國王的財富與國家的節約。其優於一切的信念是，假如人人皆努力尋寶，國家自會繁榮昌盛。
這些觀念的背後是否有一個統一的概念呢？在此，我們第一次遇到在序言結尾處提到的想法，那就是作為實踐的基礎，其重要性比實踐更高的觀念願景。事實上，在英國哲學家與政治思想家托馬斯·霍佈斯於1651年出版的深具影響力的作品《利維坦》的封面上，就有這樣的願景圖象：一位巨人保護著他的甯靜的田園。那是一位國王，一手持劍，一手持權杖。仔細審視他身上穿的盔甲，可以發現其每一片金屬闆都是一個人頭。
值得註意的是，這是一個政治性的願景，而不是經濟性的。《利維坦》一書的核心論證，是說為了防止堕入霍佈斯所描述的“孤獨、貧困、龌龊、殘酷與短命”的狀態，必須有一個掌?全權的政府。雖然商業活動扮演重要角色，但它們既可能支持該至高無上的政府，也可能造成混亂。因此，盡管各國王室都對積累金銀頗有興趣，但他們還是都準許商船將黃金運到外國，交換絲綢等奢侈品，以彌補王室寶庫的損失。
然而，即使在此處，這個願景也提供了初次嘗試建構經濟分析的基礎。早在《利維坦》問世前，商界的發言人就發行了許多小冊子，以證明駛向泰晤士河下遊的商船乃國王的資產，不會對政權構成威脅。它們的確會載運某些黃金到國外，以換取外國貨物，但是它們載運的不列颠貨品可以換回更多的黃金。正如東印度公司的主管托馬斯·孟在《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一書中所提的解釋：一個國家增進其財富的“常用手段”就是貿易。“我們一定要觀察到這個貿易的規則：每年賣給外國人的商品價值，都要比我們向他們購買的商品價值更高。”
到了18世紀，早先對黃金的重視被認為有點兒天真。新的思想流派逐漸成長，而且愈來愈強調將商業當作國家活力的偉大源泉。從此以後，他們自問的哲學問題不再是如何壟斷黃金市場，而是如何協助新興商人階級去促進商業，以創造更多的財富。
這個新哲學帶來了一個新的社會問題：如何讓窮人持續貧窮？當時通行的見解是：除非讓窮人持續貧窮，否則他們就不會老實地做苦工，而不要求過高的薪資。18世紀初期最聰明、最棒的社會評論家伯納德·曼德維爾寫道：“為了使社會幸福……必須讓大多數人既無知又貧窮。”所以，重商主義的作家們面對英國廉價的農業與制造業勞工，對此現象嚴肅地點頭表示認同。
在混亂的日常生活中被置入的秩序，絕不僅僅是黃金與商業的觀念而已。無數的時事評論家、牧師、怪人、偏執狂等提出了十餘種不同解釋，以試圖替社會現狀辯護或加以譴責。麻煩的是，這些模式全都無法讓人滿意。有人說，國家顯然不能買多賣少，另外卻有人堅決主張進多出少顯然更為有利。有些人堅稱貿易可以增加國家財富，因此推崇貿易商；其他人則說，貿易只不過是寄生在農人強健的身體上才得以茁壯成長。有些人說，窮人之所以貧困，乃是上帝有意為之，即使不是如此，他們的貧困對國家的財富來說也至關重要；其他人則將赤貧視為一種社會罪惡，看不出貧困如何能創造財富。
在這些彼此矛盾的論戰之外，只有一件事很清楚：人類堅持要某種理性的秩序，以幫助他理解所處的世界。嚴酷而又讓人倉皇失措的經濟世界顯然變得愈來愈重要，難怪塞缪爾·約翰遜博士說：“沒有比貿易更需要哲學來加以說明的了。”一言以蔽之，經濟學家的時代來臨了。
在這場混戰之外，一位見識非凡的哲學家登場了。亞當·斯密於1776年出版了他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探究》，為那個重要的一年增添了第二起革命性的事件。一個民主政體在大海的這一端誕生，一張經濟藍圖在大海的那一端展開。並非所有歐洲國家都追隨美國的政治領導，然而在斯密展示了現代社會的第一幅真實畫面後，整個西方世界都變成了亞當·斯密的世界，他的願景成了歷代公認的傳統。亞當·斯密從未自認為革命者，他只是對於他認為十分清楚、合理而又保守的事情加以解釋而已。《國富論》問世後，人們開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關於他們的世界。他們看見，他們執行的任務如何成為整體社會的一環；他們看見，整個社會正以莊嚴的步伐前進，邁向一個遙遠但清晰可見的目標。一言以蔽之，一個新的願景誕生了。
本文摘自《經濟學統治世界》
他們不是軍隊指揮官或帝國統治者，沒有生殺予奪的大權，也幾乎沒參與過締造歷史的決策。然而他們的所作所為，比許多聲名顯赫的政治家對歷史更富決定性，比指揮前線?隊的將領們更具震撼力，比總統和立法者的赦令更能影響社會的吉兇禍福。
他們之中有哲學家和瘋子、有教士和股票經紀人、有革命軍和貴族、有唯美主義者、懷疑論者和流浪漢。
他們所信仰的哲學系統，是所有人類活動中最世俗的一種——賺錢的欲望。
他們是誰？就我們所知，他們是“偉大的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