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又有什麼樣的願景呢？我們將會看到的願景，不可能像霍佈斯關於王權原則所描述的那樣簡單。亞當·斯密的願景更像是一個全新社會組織方式的藍圖——這就是政治經濟學的方式。用今日的術語來說，這就是經濟學的方式。
亞當·斯密對於兩個問題的解決方案特別有興趣，這也是該藍圖的核心。首先，他想揭露出讓社會凝聚在一起的機制，一個人人追逐己利的社群怎麼可能不四分五裂呢？是什麼因素使得每一個人的私務得以和全體的需求相符呢？既沒有中央權威的規劃，也沒有古老傳統的穩定影響力，又怎麼能夠讓社會完成維系其生存所必須的任務呢？
這些問題引導著亞當·斯密去構想市場的規律。用他的話來說，他所尋找的就是“那只看不見的手”，讓“人們的私利與激情”被引導到與“整個社會的利益最為一致”的方向。
但是，市場的規律只是亞當·斯密所探詢的一部分問題而已。社會將往何處去？市場的規律就好像可以解釋為什麼一個旋轉中的陀螺可以保持直立而不倒的法則一樣，但是陀螺能否憑著自身的旋轉而在桌子上移動呢？這就是另一個問題。
亞當·斯密以及那些追隨他的偉大經濟學家並不認為社會是一種人類的靜態成果，會一成不變一代又一代地自我複制。相反，社會被視為一個有自己的生活史的有機體。的確，整部《國富論》就是一本偉大的歷史著作。亞當·斯密將商業資本主義稱為“完全自由的體系”，《國富論》就解釋了“完全自由的體系”（也被稱為“自然、自由的體系”）如何誕生，以及如何運作的問題。
但是，在我們隨著亞當·斯密弄清楚市場規律之前，還不能轉而碰觸這個更大、更迷人的問題，因為市場規律本身將是那個導致社會繁榮或衰敗的更大規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讓無心插柳的個體能夠與其他人協調一致的機制，會影響到社會自身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演變的機制。
因此，我們先來看市場機制。它不是會激發想象力，或讓人心跳加速的東西。不過它雖然枯燥乏味，卻值得我們另眼相看。因為市場規律不僅是理解亞當·斯密的世界的關鍵，也構成了卡爾·馬克思那個全然不同的世界，以及我們現在所處的另一個大相徑庭的世界的基礎。無論知不知道，我們都要服膺市場規律，所以有必要更仔細地對它詳加檢視。
亞當·斯密的市場規律基本上很簡單：在特定的社會架構下，某種特定行為的結果會產生全然確定，而且可預見的後果。具體地說，市場規律告訴我們，在一個人人追逐己利的環境中，個別的自利本能會導致競争，更進一步地說，競争會導致社會按照它所想要的數量，以其準備要支付的價格獲得其所需的物品。讓我們來看看這是如何發生的。
首先，自利心驅使人們去從事任何社會願意支付酬勞的工作。亞當·斯密說：“我們能夠有東西吃，不是出於屠夫、釀酒人或面包師的善心，而是他們的自利心。我們不要訴諸他們的仁愛之心，而要訴諸他們的自愛心。不要和他們談論我們的需要，而要談論他們的利益。”
然而，自利只顯示出這幅圖像的一半，它驅使人們採取行動，另外還必須有某種事物來防止利令智昏的人們讓社會付出過高的代價。僅靠自利心激起作為的社群，將會是一個無情的奸商的社群。然而競争，也就是市場中自利行為者之間的沖突，可以節制上述問題。每一個追求自身最大利益而不顧其社會後果的人都要面對一群有著同樣動機、追求同樣目標的對手，因此，每一個人反倒會過於急切地利用旁人的貪婪之心。當一個人利令智昏的時候，他的競争對手早已把生意搶走了；假如某人索價過高，或者給工人的薪資比別人給的低，他的客戶或員工就會流失。正如同《道德情操論》所述，人類自私動機之間的交互作用轉化成最出人意料的結果：社會和諧。
讓我們來考慮高物價問題的例子。假設有100個手套生產商，每一個人的自利心使得他們希望讓價格高於生產成本，以賺取額外的利潤，但他們做不到這一點。若他們擡高價格，競争者將以比他更低的售價把生意搶走。除非所有手套生產商共組一個穩固的聯合陣線，才能收取不正常的高價。但在這種情形下，一個來自其他領域（例如制鞋業），富有進取心並決定投資手套制造業的廠商還是可以打破該聯盟的聯合壟斷，因為這個廠商能夠削價搶占市場。
市場規律不僅僅能迫使產品價格有競争性，還能讓社會中的生產者註意到社會所需的商品數量。假設消費者決定要比較多的手套與比較少的鞋子，如此一來，大家會争相購買市場上積存的手套，而鞋子的生意將變得很冷清。當消費者準備購買的手套數量比現貨量更多時，手套價格就會隨之上升。當鞋店門可羅雀時，鞋子的價格會下跌。但是，手套業的利潤會與手套的價格一起揚升，而制鞋業的利潤則會與鞋子的價格一起下跌。於是自利心會再次發揮效用，以重新?複平衡。當制鞋業的生產規模縮小時，工人們就會離開這個產業，轉而投入正在蓬勃發展的手套制造業。顯然手套生產將會增加，鞋子的生產將會減少。
而這正是社會最初想要的結果。等到更多手套進入市場，以滿足需求之後，手套價格將回歸正軌。鞋子生產的減少，則會使得鞋子的剩餘很快地消失，於是其價格也將再次回歸常態。社會將能夠通過市場機制調整生產要素的分配，以符合其要求。然而，沒有人發號施令，也無須主管當局規劃建立生產的進度，自利心與競争之間彼此拮抗，就能實現這種轉變。
最後，市場不僅根據大衆的需求來調節商品的價格和數量，同時還能調節合作生產那些商品的人們的收入。假如某種產業的利潤高得離譜，其他廠商會蜂擁而至，直到競争將過多的利潤降低為止。假如某種工作的薪水超出尋常，其他工人將迅速轉行，直到該職位的薪水降低到和需要類似技術與訓練的工作薪水相近時為止。相反，當某種產業的利潤或工資太低的時候，資本與勞工將會外流，直到需求再次引發供給為止。
這似乎有點兒顯而易見。但是細想一下，亞當·斯密用自利動機和競争調節解釋了多少事情。首先，他解釋了為什麼價格和實際生產成本間的差距不至於過大；其次，他解釋了社會如何能夠誘使商品生產者提供社會所需的物品；再次，他點出了高物價的問題為什麼可以自行消弭——因為昂貴的產品價格會使得這類物品的產量增加；最後，他解釋了國内每一個重大生產階層的收入水平基本上都很接近的原因。一言以蔽之，他已經在市場機制中找到了為社會有秩序地提供所需物資的自我調節體系。
註意“自我調節”一詞，市場的美妙之處就在於它能夠自我管理。假如產出、價格或某種酬金偏離了社會所規定的水平時，就會有一股力量將它們拉回來。這裡有一個奇怪的悖論：市場既是個人經濟自由的極致，也是最嚴格的監工。人們或許可以上訴要求計劃委員會做出裁定，或是懇求某位大臣的恩賜，但是來源不明的市場機制壓力既不會對上訴做出裁定，也無所謂恩賜。因此，乍看之下人們擁有經濟自由，其實只不過是一種幻象。一個人可以在市場上為所欲為。假如一個人反市場之道而行，那麼個人自由的代價就是經濟破產。
世界真的是這樣運作的嗎？在亞當·斯密的時代確實如此。當然，即使在那時，也已經出現了限制市場體系自由運作的因素。制造業者聯合壟斷，人為地維持高價，由熟練工人組成的工會抗拒將工資壓低的競争壓力。更令人不安的迹象也已出現，有待人們去理解。隆貝兄弟的工廠不僅僅是一項工程奇迹或觀光景點，它預示了大規模的工業即將來臨，在市場中擁有極大勢力的老闆就要出現。棉花廠裡童工的市場力量當然不能和提供床鋪、夥食並且剝削他們的老闆相提並論。盡管這些偏差的現象與藍圖並不一致，但18世紀的英國確實很接近亞當·斯密心目中的模式。在那時，商人們的確彼此競争，一般工廠的規模並不大，價格確實隨著需求起伏而漲跌，且價格的變化確實會造成產出和工作的改變。亞當·斯密的世界被稱為原子式競争的世界，在那個世界中，無論是勞動或資本方面的生產要素都無力對於競争的壓力加以幹預或抗拒，人人都被迫在一個巨大的社會自由競技場中匆匆地追逐自身的利益。
競争性的市場機制在今日仍起作用嗎？
這不是可以簡單答複的問題。自18世紀以來，市場的本質已經大幅地改變，在我們所居住的世界中，已經有人可以與潮流對抗，這不再是一個原子式競争的世界。今日市場機制的特徵在於參與者的規模龐大：巨型的公司與強大的工會，其行為方式顯然不同於過去個別的業主與工人。他們的規模足以使之抗拒競争壓力，漠視價格信息，考慮他們長遠的自身利益，而非當下日常買賣的壓力。
這些因素顯然已削弱了市場機制的引導功能。不過，自利與競争的偉大力量縱然已遭淡化與萎縮，卻仍是市場體系中無人可以全然忽視的基本行為法則。盡管我們所居住的世界不同於亞當·斯密的世界，但我們仍然能察覺市場規律的運作。
但是，市場規律只是對於凝聚社會的行為的一種描述而已，必須靠另外一種力量，才能將它推動。在《國富論》出版後90年，馬克思發現了能夠描述資本主義緩慢、不情願但又不可避免地步向滅亡的“運動規律”。盡管過程不會非常順利，然而亞當·斯密的世界則會緩慢，但是十分樂意地邁向“天國”——這和馬克思主義者的預測不同。
絕大多數的觀察家當時都不認為最後能夠抵達天國，在1792年拜訪英格蘭北部的約翰·賓爵士從馬車的窗口向外望，寫道：“為什麼現在這裡成了一個引人註目的大工廠……整個山谷都被侵擾……理查德·阿克賴特爵士或許替他的家人和他的國家賺進了大筆財富，但是作為一名遊客，我卻對他那已然蔓延到每一個田園谷地、摧毀了自然進程與美貌的計劃深感憎恨。”“哦！曼徹斯特就像個狗洞！”約翰爵士一到達該地，就說了這樣的話。
說實話，當年英格蘭的大部分地區就跟狗洞沒兩樣。300年來，激發了土地、勞工與資本的騷亂，似乎只會帶來更進一步的劇變，因為最近被釋放出來的生產要素開始結合成一種新的醜陋形式——工廠，而工廠又制造了新的問題。在約翰爵士出遊之前20年，靠著販售女性假發而累積了一些資本的阿克賴特發明（或竊取）了紡織機，但在把機器制造出來後，他發現要找到操作的人員並不容易，地方上的工人跟不上機器的“規律速度”，而且人們仍然瞧不起領薪水的工作。有些資本家發現，他們新建的工廠，純粹因為盲目的仇恨而被燒成平地。阿克賴特不得不找童工幫忙，因為“他們小小的手指比較靈活”，而且孩子們並沒有下田或做工的獨立生活經驗，因此更容易適應工廠生活的紀律。雇用童工甚至被譽為一種善行，這不是有助於改善這些“賺不到錢的窮人”的處境嗎？
除了對工廠愛恨交織的情緒外，公衆之所以關心這個問題，就是因為賺不到錢的窮人已經無所不在。1720年，這樣的窮人在英國已達150萬人——當時英國的總人口也只有1200萬或1300萬。認識到這一點後，就會明白窮人多得可怕。為此曾提出過許多安置方案，其中絕大部分都毫無希望。大家都在抱怨，乞丐的懶散問題無法根治，而且下層階級的人竟然也想模仿地位比他們更高的人——工人居然在喝茶！一般百姓似乎偏愛小麥面包更甚於黑麥或大麥面包！當時的思想家們問道：“這一切將如何演變？”（愛搬弄是非的曼德維爾曾在1723年寫道：“緩和窮人的需求問題是明智的，解決窮人的需求問題是愚蠢的。”）對於國家的福利而言，窮人的需求不是不可或缺的嗎？假如聽任社會所必需的階級就此消失，社會將遭遇什麼狀況呢？
當時人們為了“下層階級”這個可怕的大問題而感到驚駭，但亞當·斯密卻不這麼想。他寫道：“假如一個社會中的大多數成員都過得貧困而又痛苦，這個社會將無法繁榮、幸福。”他不僅膽敢做出這麼激進的聲明，而且還繼續證明，社會其實一直都在進步。不論願不願意，社會都被推向一個正面的目標。它不是因為任何人的意願，或國會可能通過法律，或英國贏得一場戰役，才有所進步。社會之所以進步，是由於一股潛藏的動力像一個宏大的引擎推動著社會整體。
英國勞動力的細微分工與專業化大幅提升了生產力，此事實令亞當·斯密印象深刻。在《國富論》的開頭部分，他就對一間別針工廠發表了評論：“一個人把鐵絲抽出來，另一個人把它拉直，第三人把它切斷，第四人把它削尖，第五人把頂部磨光，以利於安裝針頭，制作針頭又需要兩三道不同的工序；安裝針頭、加以漂白，都是獨特的工作；把它們別在紙上的動作，甚至本身就是一項手藝……我曾經參觀過一家這種類型的小工廠，該廠只有10名員工，其中某些人總是負責執行兩三項不同的工序。他們十分蹩腳，也只配有最基本的機器設備。但是在全力趕工時，一天可以生產12磅別針。每磅有4000多根中型的別針，因此，10個人在一天之内就可以生產480,000根以上的別針……假如他們單獨工作……顯然，每個人一天的產量都不到20根，或許連1根也做不出來……”
現代的生產方式當然比18世紀時複雜得多。亞當·斯密對一間雇用10人的小工廠就已經印象深刻到加以專文論述；假如遇上一間雇有10,000人的工廠，又將做何感想！但是分工的好處不在於它的複雜性，事實上，它把辛勞的工作簡化了。用亞當·斯密的話來說，分工的好處就在於“讓最底層的民衆都能享受到普遍的富裕”。以我們現代人的眼光來看，18世紀的普遍富裕其實還是過得很苦。但我們若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待此事，將18世紀英國工人的命運跟他們一兩百年前的先輩相比，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們平庸的生活已經比從前進步甚多。亞當·斯密很生動地指出了這一點。
觀察一個文明且繁榮的國家的技師和日薪工人所用的設施，你將發現，為了生產這些設施，個別的工人只貢獻了很小的一部分，但是要讓一個人獲得這些東西，所牽扯到的人數多得難以計算。以日薪工人所穿的羊毛外套為例，或許很粗糙，但它卻是一大群工人共同努力的成果。即使只是為了制造這個樸實的家用品，牧羊人、整理羊毛的人、梳毛工、染色工、紡織工、漂洗工、裝飾工，以及許多其他的工人，都必須貢獻其不同的技術才能完成。此外，還需要多少商人和搬運人員……多少商業與航運業……多少造船者、水手、制帆工、制繩工……
以同樣的方式來檢驗他的衣服與家具的不同部分，他穿的貼身粗麻襯衣、罩在腳上的鞋子、睡覺用的床……做菜用的爐子，為了做菜生火所需的煤炭要從地底下挖出來，或許經過長途的海陸運輸才能抵達，他的廚房中所有其他的器皿、桌上所有的用具刀、叉，用來分裝食物的陶盤或白蠟盤，還有為了準備他的面包與啤酒所需的不同人手，能引進熱量與光線又能擋風擋雨的玻璃窗，以及為了準備這些美妙發明所需的一切知識與技藝……我說，當我們檢視這一切……就可以發現，為了滿足一個文明國家中最平凡人的生活所需，即使像我們所錯誤想象的那樣簡易，也必須要上千人的協助與合作。的確，和大人物更加奢華的生活相比，他的生活無疑顯得極為簡樸。然而，或許一位歐洲王子與一位勤奮而又節儉的農民之間生活的差距，並非總是大於後者與掌握上萬名裸體奴隸生殺大權的非洲國王之間生活的差距。
是什麼力量使社會財富如此美妙地增加呢？市場機制本身提供了部分動力。因為在一個鼓勵甚至迫使人們去?明、創新、拓展與冒險的環境中，市場利用了人類的創造力。但在市場永遠得不到滿足的活動背後，還有更為深層的壓力。事實上，在生產力呈螺旋形上升的情形下，亞當·斯密發現了兩條根深蒂固的行為法則，它們推動著市場體系。
其中的第一條是“積累定律”。
想想亞當·斯密的時代，躍升中的工業資本家能夠而且也確實借由投資獲得大量財富。年輕時做過見習理發師的阿克賴特於1792年去世時留下了50萬英鎊的遺產，剛開始在羅瑟勒姆一家老舊的制釘廠打鐵的塞缪爾·沃克在那裡留下了一間價值20萬英鎊的鋼鐵鑄造廠。約西亞·韋奇伍德會為他的陶器廠發表精神講話，當他看見粗心工作的迹象時，就會在木頭柱子上潦草地寫著：“不能這樣替韋奇伍德做事。”他的遺產為24萬英鎊，外加許多地產。在工業革命的最初期，只要動作夠快、頭腦夠精明，而且又夠努力地去駕馭此一潮流的話，致富機會俯拾皆是。
絕大多數的新興資本家自始至終的唯一目的就是積累資金。19世紀初，為了替主日學校提供資金，募集到了2500英鎊，在該教區内經營棉紡廠的首屈一指的大老闆為此高尚的事業所捐助的款項為90英鎊。對年輕的工業新貴來說，金錢不該被捐贈給不具生產力的慈善事業，而應當把它們積累起來。對此，亞當·斯密完全同意。不積累的人必遭不幸，“就好比某些宗教基金為了某些亵渎神明的目的而遭到濫用一樣。祖先省吃儉用積攢下來的資金，原本是要用來維持產業的，卻被他投擲到無意義的項目上”。
但是，亞當·斯密不贊成為積累而積累。他畢竟是一位哲學家，鄙視有錢人的虛榮心。但是他發現，資本積累對社會大有裨益。因為資本若能被用來購置機器，就可以促成美妙的分工，從而增進人類的生產力。所以積累也成了亞當·斯密的另一把雙刃劍：私人的貪欲再度促進了社群的福利。20世紀的經濟學家將面對這個問題：私有資本的積累是否真能促進就業呢？亞當·斯密對此並不擔心。對他而言，世界可以永無休止地改進，而市場的規模只會受到地理條件的限制。亞當·斯密說，積累，然後世界將會獲益。當然，在他那個雄心勃勃的時代氛圍中，有能力的人顯然都會努力積累資本。
但這裡有個難題，資本的積累很快就會使得進一步的積累無由發生。因為積累意味著更多的機器，而更多的機器意味著需要更多的工人。這遲早會使得工資愈來愈高，直到將利潤吞食殆盡為止，但利潤卻是資本積累的泉源。要怎麼克服這個困難呢？
本文摘自《經濟學統治世界》
他們不是軍隊指揮官或帝國統治者，沒有生殺予奪的大權，也幾乎沒參與過締造歷史的決策。然而他們的所作所為，比許多聲名顯赫的政治家對歷史更富決定性，比指揮前線?隊的將領們更具震撼力，比總統和立法者的赦令更能影響社會的吉兇禍福。
他們之中有哲學家和瘋子、有教士和股票經紀人、有革命軍和貴族、有唯美主義者、懷疑論者和流浪漢。
他們所信仰的哲學系統，是所有人類活動中最世俗的一種——賺錢的欲望。
他們是誰？就我們所知，他們是“偉大的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