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開春之際，大量的中國百姓從各個省份湧入到東部沿海城市，在那裡開始了一年的工作，而到了歲末，他們又像候鳥一樣進行人口大遷徙，從東部沿海城市返回到各自的家中。不同的是，候鳥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都待在自己的家鄉，只有在寒冷的冬天才飛到遙遠的溫暖地帶，而中國百姓卻恰好相反，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都背井離鄉，只有在短暫的年假裡才得以與自己的家人團聚。這種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堪稱世界罕見的中國特色，並成為新時代的流民問題。為什麼會有如此多的流民背井離鄉，去到遙遠的城市工作呢？誰願意遠離自己摯愛的人，漂泊在陌生的城市，過著居無定所颠沛流離的生活？事實上，這種大規模的人口遷徙並非只存在當下，它的歷史幾乎和中國王朝的歷史一樣長。早在封建時期，農民處在和平年代可以獲得一席安身立命之地，但在戰争期間卻有大量人口淪為流民，而中國歷史上幾乎每過一段時間就會爆發一場戰争，短則持續幾年，長則持續幾百年。爆發戰争的原因可以是統治者的專橫，也可以是不同勢力對權力的争奪，無論是哪一種情況，總會有大量的農民被搶占土地，淪為流民——失去賴以為生的土地的農民不得不四處流浪謀取生計。這與我們今天的流民形成的原因幾乎一致：都是因為生存問題，不得不四處尋找謀生的機會。不同的是，中國古代的流民是受到戰争的威脅，或被大地主強行剝奪了土地，從而無家可歸，今天，我們的流民雖然沒有遭遇戰争，也沒有被剝奪土地（少數人可能已經遭遇了這種不公，比如房屋被強拆），但卻同樣面臨著生存難題，遭遇著被美化的看不見硝煙的財富分配戰争，他們在經濟發展滞後的家鄉找不到容身之所，為了養兒，為了養老，只能選擇去異地謀生。
造成流民現象的根本原因，是由區域發展的不均衡決定的。那麼處在同一個國家裡的不同地區，為何會發生經濟失衡現象呢？這還要從改革開放時的一個口號說起。改革開放之初，一個響亮的口號響徹全國各地：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我們暫且不管黨和國家是否真有決心這麼做，先來看一看這個美好的願望是否有實現的可能性。先不要說中國，就以最為團結著稱的日耳曼民族德國人來說，至今西德與東德的差距明顯得還像兩個完全不同的國家，盡管德國政府為了縮小兩德的差距不停地做努力，但兩個部分發展的根本性不平衡使得共同富裕這一美好願望很難實現。可以說，一旦兩個地方的差距已經形成，就很難被消除。而中國人的團結精神要明顯低於德國人，地域歧視卻很明顯。那麼在德國都無法實現的消除不均衡現象在中國能實現嗎？這一政策的不合理性在於：它犧牲一部分人利益去幫助另一部分人。而反觀世界各國的歷史，有哪個既得利益者願意犧牲自己的財富去幫助別人獲利並跟自己競争？所以，這個政策在根本上就是不合理的。
當然，國家在這個時候可以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依靠中央政府的強制力，要求已經發達的地方反哺其他地區，這個經濟目標成功的可能也很小。按照當前的發展模式，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是建立在中西部地區的資源輸出之上的，這既包括生產材料輸出也包括勞動力輸出。那麼假設東部地區發達以後，它們會“幫助”中西部地區實現共同富裕嗎？中西部的資源已經輸出給了東部地區，而工農業的發展卻十分落後，那麼東部如何才能幫助中西部崛起？首先要解決的便是資金問題，一個地方想要發展經濟，有了資金各項建設才能進行。中西部地區或許可以依靠稅收優勢或土地優勢吸引東部地區的資金，然而它們吸引資方的熱點是什麼？農業？雖然中西部地區人口密度相對較小，但因為惡劣的氣候和貧瘠的土壤使得這些地區的農業生產條件十分不利，很多地區仍處於較為原始的耕作狀態，即便土地得到改良，生產力得到提升，這些地區的農業仍然無法與氣候條件和土壤肥沃程度都占優勢的東部地區相競争。
其次便是制造業。將東部現有的制造業中的加工生產環節搬遷至中西部地區，比如成都就已經成功接收了富士康。如果東部地區願意將自己現在賴以為生的產業轉移至中西部地區，那表示該地區已經完成了產業升級，不再需要從事加工制造環節，而可以升級至更為高端的研發環節，而這個環節也意味著更高的利潤。而在這種情況下，即便中西部地區接過了東部地區的制造業，兩者的差距也不會縮減甚至反而會擴大。這是因為成功升級的東部地區已經可以從事利潤更高的生產勞動，而東部地區卻不得不從事利潤較低的低端產業，這與我國跟歐美國家現有的差距是一樣的。所以，制造業也不可能縮小東西發展差異，實現共同富裕。在東部地區不主動放棄制造業的情況下，中西部地區更不可能通過競争與之争奪，因為東部地區有著無可比擬的運輸優勢。
那麼第三產業是否由可能改善這一局面？比如旅遊業，雲南的旅遊業就很發達，但如果依賴旅遊來發展一個大省經濟的地區只有雲南一個，這種情況還有可能發生，因為全國百姓都只對雲南的旅遊資源進行消費必然會使雲南富甲一方，但如果這樣的省份有很多個，且這些省份的數量遠遠多於工業立省的省份數量，那麼這種情況就不可能發生，因為旅遊業是一種服務業，它的發展是建立在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基礎之上的，即人們對旅遊資源的消費絕對不可能高於自己從工業生產中所得的收入。所以依靠旅遊業的馬爾代夫可以高度發達，因為它面積狹小，需要養活的人口不多，且全世界的遊客都對它消費，但如果中國範圍内整個中西部地區都依賴旅遊發展經濟，這是不可能的，首先是旅遊業能夠吸引的就業不高，其次則是東部地區的消費水平有限。如果中西部地區指望將來發展高新產業，這更是一個不可能的現實，高新產業向來只會在最富裕的地方興起，因為這裡有著充足的研發資金，集中了最傑出的人才，也有著最廣闊的市場，中西部地區完全沒有其中之一的優勢。如果哪天中西部的某個省份被勘測出了豐富的石油，那麼這個地區的富裕還可能實現，但任何資源輸出性的經濟都是不可持續的。事實上，一個國家中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就像不同國家在國際上的分工一樣，發達國家永遠只會剝削和壓榨發展中國家，而不會幫助他們，而國際上也沒有任何先富帶動後富的成功案例。
所以，想要消除一國内已經形成的區域發展不均，在理論是不可能實現的。對比美國的區域發展，矽谷舊金山，汽車之城底特律，金融之城紐約……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支柱產業，不同區域之間的發展差異極小，這使得美國經濟在整體上是十分健康的。而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東西的發展差異正在不斷擴大。工農業都不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因為就業機會的有限，使得勞動力資源大量流失，人們紛紛前往東部沿海城市尋找機會。
即便同為東部沿海城市，不同城市之間的發展差異也很明顯。比如廣東省内珠海江門與東莞佛山的差異，而不同省份之間的對比差異會更明顯，如河北省的省會的經濟狀況都遠不如廣東的二線城市，造成這種發展差異的，主要是一個區域中心對週邊城市的“吸金”作用。由於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城市的建設也非常落後，一個省份的大多數城市甚至找不到一個支柱性產業，為了使整個省份不至於都顯貧窮，政府便想出了使某個特定城市經濟快速發展的好方法，這個城市往往是省政府的所在地——省會。政府集合全省的經濟實力做了大量的財政支出，對省會城市進行基礎建設，使得省會城市的生活條件遠遠優於其他城市，那麼全省的富人便被吸引過來，從而將省會打造成本省的經濟中心，但這種經濟中心城市的發展是建立在對週邊城市的吸金作用上的，週邊城市由於大量的資金流失而與省會城市的發展差距越拉越大。中國大多數省份的省會建設都是依靠這種模式，其中最為典型的代表便是北京，作為全國的行政中心，北京吸引了全國的富豪，當然，它對週邊城市的吸金作用最為明顯，這使得河北省的發展遠遠低於其他的沿海省份，其省會的經濟發展水平甚至比不上廣東的一個二線城市。
除此之外，政府對民資的態度也是造成區域經濟發展失衡的重要原因。廣東的經濟水平遠遠高於同樣位於東部的沿海省份。這是因為，廣東省各級政府對民資普遍採取鼓勵態度，而一個區域的經濟發展幾乎主要取決於民資的活躍程度，正是民資吸納了最多的社會就業。民資立市的典型代表佛山的經濟水平就遠遠高於全國同級別的二線城市。2010年，佛山市GDP為5651億，其中民資貢獻為3419億，約占60%，在民營經濟如此活躍的情況下，這使得即便佛山在經濟總量相對較小的情況下，它的第二產業增加值甚至可以與一線城市媲美。2010廣州的第二產業增加值唯3951億，而佛山則達到了3653億。在2005-2010五年間，佛山的第二產業增加值增長154%，增速為全國最高。由於其他地區政府對民資的抑制作用，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相對緩慢，尤其是華北地區，政府最大程度地抑制民資的發展，使得東北，山東一帶的商人攜帶巨額資本轉移到廣東等南方地區，並為當地的經濟發展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原本發展就不平衡的南北經濟在北方的資本流失下形成了更大的差距。
上述種種原因都造出了中國經濟的區域發展嚴重失衡，全國範圍内的勞動力匯集到北上廣深這些一線城市，上千萬的人同時争奪一個城市的有限資源，造成這些城市的超負荷承載，城市職能無法全面發揮，這必將造成治安混亂。一線城市的居民居住面積狹窄，當人口密度增大到一定程度之後，鄰裡關系很容易發生摩擦，比如為了門前的一個鞋櫃而發生口角。而這個城市的空氣質量，也會每況愈下，人們的生活垃圾將會堆積如山。交通也變得堵塞，公交車超負荷運載，當汽車的運載能力小於需要搭車的乘客數量時，匆忙的上班族便把秩序丢到了腦後，人人争搶，這種時候很容易發生摩擦甚至會造成傷害，而到了春運這種所有的外來人口都要返鄉的高峰期，大多數時間中只為出差，旅遊等少量人士提供服務的鐵路交通怎麼能負擔得了呢？所以春運難也便成了一個必然現象。
本文摘自《中國經濟盛世背後》
本書從人們的日常經濟生活入手，分析了當今中國經濟盛世背後的諸多問題，指明了我們與世界存在的巨大差距，告訴了人們盛世背後的冰冷真相。
收入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擴大、法制不健全、政府權力過大、市場失靈、投機盛行、民衆道德滑坡……這些問題不僅是當今中國經濟的弊端，更為我們未來的發展埋下隐患。要想讓中國人過上更好的生活，我們必須直面這些棘手的問題，而不是盲目地高唱贊歌。盛世與否並不重要，改善民生，讓每個人過得更好才是政府最應該關註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