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體而言，他的理論中有哪些存留至今呢？
不是偉大的演進體制。我們將會看到，後來的大經濟學家們對此進行了大幅更動。但是，不要只把亞當·斯密的世界當成他想企及其無法理解之運作規律的初步嘗試。亞當·斯密是前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經濟學家，並沒有親見50年後市場體系受到許多企業的威脅，或是社會發展擾亂他的資本積累律和人口律。當亞當·斯密在世時，可能被稱作“經濟週期”的現象還未出現。他所描述的世界確實存在，而他對那個世界的系統化論述，則是對其擴張傾向的精彩分析。
然而，亞當·斯密的概念必然有所疏漏。雖然他看見了社會的演進，卻沒有看見一場革命——工業革命。亞當·斯密並沒有在醜惡的工廠體系中、在嘗試性的公司形式商業組織中或在熟練工人組織自保團體的脆弱嘗試中，看見一種新穎而且具有破壞性的強大社會力量出現。就某種意義而言，他的體系預設了18世紀的英國將永遠不會改變，而只會在數量方面有所增長：更多人口、更多商品、更多財富，但是其本質仍然不變。他描述的是一個靜態社群的動態，這個社群會成長，但永遠不會成熟。
雖說這個演進的體系已經被大幅修改，但是將市場偉大的全貌勾勒出來仍然是一項重要成就。亞當·斯密當然沒有“發現”市場，其他人也早已點出自利與競争之間的互動能夠提供社會所需的物品。但是，亞當·斯密是第一個理解到這樣的概念所需之行動的完整哲學，第一個以廣泛且系統化的方式闡述這整個結構的人。他是讓英國乃至於整個西方世界理解到市場如何將社會凝聚在一起的人，也是第一個以其所理解的為依據，打造社會秩序大廈的人。後來的經濟學家將會潤飾亞當·斯密對於市場的描述，探究後來浮現的嚴重缺陷。然而，亞當·斯密對於這個世界所提供的豐富多彩而又充滿活力的描述，沒有一個人比得上。
對於亞當·斯密淵博的見識，我們只能表示欽佩，唯有在18世紀，他才可能寫出這樣一本無所不包、立論穩當、嚴苛而又深刻的鴻篇巨制。的確，《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以及亞當·斯密其他的一些著作顯示出，他不僅僅是一名經濟學家，而是一位想出了包含人類動機、歷史“階段”以及經濟機制，以之表述出偉大的自然造化（亞當·斯密這樣稱呼它）的哲學家、心理學家、歷史學家與社會學家。就這個觀點而言，《國富論》不僅僅是一部政治經濟學傑作，也是人類歷程本身的宏偉概念的一部分。
更有甚者，《國富論》中所體現出的深刻的觀察總是讓我們感到驚訝。亞當·斯密寫道：“對於大多數有錢人來說，財富所帶來的主要樂趣就在於炫耀。在他們眼中，唯有秀出只有他們自己才有足夠財力擁有的事物，方能充分發揮財富的效用。”他比凡勃倫早了150年預見此事。亞當·斯密寫道：“假如大英帝國的任何省份無法對於支持整個帝國做出貢獻，那麼大不列颠就不該支付費用，在戰時防衛這些省份，或在平時支援其軍民機構，或努力協調自身對未來的觀點和設計，以配合這些實際上很平庸的省份。”這時，他是超越自身時代的政治家。
或許不會再有任何一位經濟學家能像亞當·斯密一樣充分掌握自身所處的時代，當然，也不曾有任何一位經濟學家像他那樣穩重、平和、深入地批評卻又不帶仇恨，樂觀卻又不流於空想。他固然也擁有那個時代的信念，事實上他出力去熔鑄那些信念——那是一個人道主義與理性的時代。但是當這兩者都可能為最殘暴的目的所扭曲時，亞當·斯密卻絕不自大、絕不妥協，也不為既得利益者辯護。他在《道德情操論》中寫道：“這個世界的辛苦奔忙，究竟是為了什麼？貪婪、野心，追求財富、權勢與卓越，其目的是什麼？”《國富論》提供了答案：所有對於財富與榮譽的巧取豪奪，都有助於百姓的福祉，終能得到正當的理由。
亞當·斯密在晚年備極尊榮。伯克到愛丁堡去看他，他在曾經任職的格拉斯哥大學被選為名譽校長，他眼見《國富論》被譯為丹麥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只有牛津大學忽視他，始終不願意頒給他榮譽學位。有一次，當時的首相小皮特與阿丁頓、威爾伯福斯和格倫維爾會晤，也邀請亞當·斯密與會。當這位年長的哲學家步入房間時，所有的人都起立致敬。他說：“諸位先生，請坐。”皮特回答：“不。我們要等您入座後才坐下，因為我們都是您的學生。”
1790年，亞當·斯密過世，享年67歲。奇怪的是，他的謝世並沒有引起多大的註意。或許人們正忙著擔心法國大革命，以及它可能對英國造成的影響。他被葬在坎農格特教堂墓園，不起眼兒的墓碑上寫著“《國富論》作者亞當·斯密長眠於此”——很難想出比這更隽永的墓志。
本文摘自《經濟學統治世界》
他們不是軍隊指揮官或帝國統治者，沒有生殺予奪的大權，也幾乎沒參與過締造歷史的決策。然而他們的所作所為，比許多聲名顯赫的政治家對歷史更富決定性，比指揮前線?隊的將領們更具震撼力，比總統和立法者的赦令更能影響社會的吉兇禍福。
他們之中有哲學家和瘋子、有教士和股票經紀人、有革命軍和貴族、有唯美主義者、懷疑論者和流浪漢。
他們所信仰的哲學系統，是所有人類活動中最世俗的一種——賺錢的欲望。
他們是誰？就我們所知，他們是“偉大的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