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長的極限》一書的第1版面世於1972年,甫一出版就受到極大的關註,也引起極大的争議,後被陸續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發行數百萬冊。
我最初接觸這本書是1993~1996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讀碩士研究生的時候。那時“全球環境與發展高峰會議”剛剛在巴西的裡約熱内盧閉幕,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也迅速傳到中國,正是可持續發展研究最熱的時候。我當時的研究方向是社會經濟系統分析,在導師的指導下學習了系統動力學方法並應用於研究工作中,也閱讀了《增長的極限》一書。
初次閱讀此書給我帶來的震撼至今記憶猶新。此前,作為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在校大學生,我跟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人一樣,對國家、對世界、對民族、對人類充滿著關懷,喜歡思考、談論這一類的“大”問題,總的來說充滿著樂觀的情緒和美好的憧憬。雖然偶爾也談論諸如“地球末日”“人類滅亡”這一類話題,但總覺得,至少我個人是這麼認為,那是非常非常遙遠的未來,完全是一種假說。特別是當時的中國,在鄧小平南方談話和中共十四大精神的鼓舞下,經濟上進入一個高速發展的新階段,人們對中國的前途、對經濟增長的前景充滿著期望。
但是,讀了《增長的極限》一書之後,我突然感覺到世界真的是有末日的,並且這個末日竟然離我們並不遙遠。作為一個經濟學的研究生,我突然發現原來經濟增長也並不完全是件好事,不僅不能永遠持續下去,還可能給人類帶來毀滅性的後果,甚至可以說,增長並非如同人們所期待的那樣將把人間變成天堂,相反卻可能帶入地獄。
現在看來,這些想法是從一種盲目的樂觀一下子走到了極端的悲觀,並且這些想法本身也充滿了對《增長的極限》一書的誤解(這些誤解後面還要談到)。在這裡回憶這些只是想說明這本書當時對我個人觀念帶來的巨大沖擊,並且我相信,這種巨大的沖擊絕不僅僅體現在我作為一個讀者的身上。當時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我也常常能聽到一些同學對此書的争論,反對者的觀點正如那些主流觀點一樣,有人認為“零增長”的觀點荒誕不經,將把發展中國家鎖定在貧困中,也有人認為技術的發展能解決一切問題,對所謂的“極限”根本就不需要擔心。
許多年過去了,碩士畢業後的我很少再想這方面的問題,《增長的極限》對我思想的沖擊也慢慢淡了下來。當偶然聽到機械工業出版社華章公司準備翻譯出版2004年的《增長的極限》一書時,我立刻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並主動請纓翻譯此書。這大概也是一種情結吧。
《增長的極限》第一次提出了地球的極限和人類社會發展的極限的觀點,對人類社會不斷追求增長的發展模式提出了質疑和警告。當時正是世界經濟特別是西方社會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而達到這一輪增長的頂峰,也正處於“石油危機”的前夜,整個世界特別是西方社會所彌漫的樂觀情緒遠比我們在20世紀90年代時的樂觀情緒更為強烈。《增長的極限》一書的問世不啻當頭棒喝,本該把人們從夢中驚醒。然而,隨之而來的更多是各種批判和質疑,經濟學家更是對此大加鞭撻。即便是石油危機的爆發和隨後西方世界經濟增長的放緩,也沒有被視為《增長的極限》一書的註腳,經濟學家更願意根據主流經濟學的邏輯做出解釋。其實,當時作者只是指出人類社會發展可能會達到這樣一種極限狀態,並且對達到極限和增長終結的時間,也做出了相當樂觀的估計——最悲觀的估計也在2015年之後,也就是《增長的極限》面世四十多年之後。
然而,世界經濟的發展盡管在20世紀70年代之後放慢了腳步(當然這不是由於《增長的極限》的警告,而是出於增長乏力的無奈),但逼近極限的速度卻出乎作者原先的意料。在1992年版中,作者已明確指出,人類在許多方面已經超出了地球的承載能力,已經超越了極限,世界經濟的發展已經處於不可持續的狀態。這次的警告不再被當作危言聳聽,因為當時的世界的確出現了一些令人擔憂的危險徵兆,例如糧食短缺、氣候變暖、臭氧層被破壞等。正是因為這些因素的影響,1992年召開了第一次全球環境與發展峰會,盡管會議沒有取得什麼真正有意義的成果,但從那以後,國際社會對資源與環境問題的憂患意識明顯增強,努力實現可持續發展逐漸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
作為第3版,正如英文書名的副標題所表達的那樣,本書是對第1版問世30年後所做的更新。從核心思想和主要結論來說,這一版和第2版一樣,沒有對第1版所表達的基本觀點做出多少補充或發展,也沒有做什麼修改。那麼出版本書的意義是什麼呢?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指出的,第一,對數據進行了更新,大部分統計數據截止到2000年左右。第二,對模型技術也做了一些改進,新的系統動力學模型更加精致並且便於運行。第三,使用了一些新的方法和研究成果,例如借用了20世紀90年?之後發展出來的生態足迹概念,並且將其作為本書的一個核心工具。當然,第一點是本書最重要的“更新”之處,作者利用這些新數據向我們描述了當今世界的實際狀態,並給我們提供了距離極限還有多遠或者已經超出極限多遠的直觀認識。
也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說的,本書還進一步闡明了作者一貫堅持的一些基本觀點並再次澄清了人們對《增長的極限》一書的一些誤解。正如前面所說,我也曾對《增長的極限》一書的一些基本觀點產生過誤解,也聽到過許多人對《增長的極限》一書的錯誤理解,所以我在這裡願意幫助作者再次澄清一下。
需要澄清的第一個誤解是,《增長的極限》是不是對未來的預測?或者說,《增長的極限》是不是預言人類社會必然走向“崩潰”?乍看起來,作者所做的工作的確是關於預測的,他們使用了系統動力學的方法,基於當前和歷史上的實際數據,對未來幾十年的世界人口、經濟增長、生活水平、資源消耗、環境等變量都做了“精確”的預測,為我們勾勒出了未來世界的發展趨勢,並做出了“崩潰”的預言。但是,仔細閱讀本書之後,你就會發現,作者並非進行單一的預測,並沒有預言“崩潰”一定會發生,而是“模擬”了未來世界發展的各種可能“場景”。的確,在多個模擬場景中,如果人類社會照目前的模式發展下去,如果國際社會做出反應或採取行動過於遲緩,“崩潰”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者也模擬了避免崩潰發生的情形,前提是國際社會及時採取行動、對增長加以約束並有足夠快的技術進步速度。因此,《增長的極限》一書的主要工作是“模擬”人類社會的各種未來可能,而不是預測或預言地球和世界的某種必然結局。作者也多次強調,他們從模型中計算出的各種“精確”數據是沒有多大意義的,但這些數據反映出的發展趨勢卻是我們理解和展望未來發展必須關註的。
要澄清的第二個誤解是,增長的極限是不是僅僅基於一些資源趨於枯竭的現實可能?這是批評者對極限是否存在質疑最多的地方,而那些相信技術力量將使極限不複存在的樂觀派觀點也正是基於這種誤解。如果說極限的存在僅僅是由於某些資源會消耗殆盡的話,那麼人們或許有理由相信技術的進步會為我們找到替代資源,甚至是發明不需要使用這些資源的技術。事實上,作者對增長的極限的關註絕不僅僅是出於資源枯竭這樣一種可能,盡管這種可能性在今天看來已經非常明顯並日益迫近。作者註意到了人口的幾何增長,註意到了土壤肥力的下降對糧食產量的影響,更註意到了自然環境所遭到的不可逆轉的破壞,等等。即使某些破壞是可以逆轉的,例如恢複土壤肥力,或者是通過技術可以彌補的,例如通過生物技術的進步來彌補土壤肥力下降對糧食產量的影響,但是由於更多的資本將不得不轉向滿足維系人類生存的最基本需求,工業的增長將不可避免地出現下降,進而形成負反饋循環,導致人類經濟增長趨於停滞。這是書中所模擬的崩潰發生的最主要路徑。況且,還有些東西的破壞和失去是不可逆轉的,例如臭氧層的破壞和全球變暖的趨勢,至少目前看來不是技術的發展能夠解決的,人類只能通過減少自己的生態足迹來避免進一步的惡化或放緩惡化的速度。技術絕非是萬能的。
第三個誤解是,作者是否在鼓吹“零增長”?零增長是人們對於《增長的極限》一書之結論和主張最簡單的也是最普遍的解讀,也是頗受人們诟病之處。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看來,這種主張無異於在扼殺發展中國家追求經濟發展的努力,甚至被視為把發展中國家鎖定在貧困狀態的國際陰謀。事實上,作者的確提出要放慢經濟增長的步伐以減緩向極限逼近的速度,但這種主張更主要的是針對那種增長高於一切、增長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鑰匙的觀點,也是對人類在貪婪地無限追求財富增長的同時貧富差距卻日益擴大這一現實的反思。在作者看來,如果能更加公平地分配財富,如果能讓全人類共享增長的成果,那麼人類社會根本不需要這麼高的增長就可以維持一種合意的物質生活水平。在本書所描述的所有場景中,作者模擬了各種可能性,如人口增長會保持在何種速度,如果資源的消耗速度能降低到多少,如果技術進步能達到什麼水平……指出在這些可能的各種狀態下,人類的經濟增長會不會持續,能持續到什麼時候。作者並沒有提出零增長的主張,但在大多數場景中,模擬結果都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如果人類不能對自己的貪婪欲望和增長的速度加以約束的話,最終的崩潰都是不可避免的;也只有將增長速度降下來,人類社會才有可能實現長期的可持續的發展。
本書的翻譯工作最終由王智勇博士和我共同完成。王智勇翻譯了第3~6章以及附錄,我翻譯了文前和第1、2、7、8章,最後由我統校。在本書翻譯過程中,我先後到瑞典的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和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做訪問學者,大部分時間都在努力充分利用這些地方良好的科研條件和豐富的研究資源從事自己研究領域的工作,翻譯工作說是“擠”時間完成的一點也不為過。對於翻譯上遇到的問題,特別一些關鍵詞的翻譯,例如“過沖”(overshoot)、“生態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等,我與王智勇博士通過電子郵件進行了反複商讨,在意見不能達成一致的地方最後大多是按照我的想法敲定的。例如“overshoot”一詞,本意就是“過度、過頭、超過”的意思,但作為本書中的一個關鍵術語,必須找到一個詞來突出體現它在這裡的特殊涵義。我們絞盡腦汁考慮了各種譯法,例如王智勇提出可以翻譯為“超載界限”或簡稱為“越界”,但總覺得不盡如人意。最終我決定還是採用“過沖”這一物理學上的譯法,以體現其作為一個術語的特殊性。所以,對於本書中可能存在的錯誤或失誤,我負有主要的責任。
感謝機械工業出版社華章公司把本書的翻譯工作交給我們,更感謝他們在本書的翻譯由於我出國而拖延時所表現出的寬宏和耐心。感謝華章諸位編輯的辛勤工作,盡管我們從未謀面,但其認真負責的精神和對譯者的尊重的確讓我感動。
最後,我要借本書中文版的問世向本書的主要作者之一、於2001年不幸辭世的德内拉·梅多斯女士致敬。她對世界與整個人類未來的深刻洞察和理性思考、對地球公民命運與前途的深切關懷和堅定信念,是我們在全球化這樣一個充滿危機和挑戰的時代最需要也最缺少的。她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敬仰和學習。
李濤
本文摘自《增長的極限》
這本最初寫於1972年的經典之作,曾因論點“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引起激烈争議。但是幾十年過去,本書一版再版,人們也逐漸認識到其價值,低碳經濟、生態足迹正在走入人們的生活。增長應被視為廣泛的,並不局限於地球和經濟,我們自身的心智、所從事的各類活動,如投資等,無不有此追求。而這些行為模式也有其可能的極限和過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