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水平下降了
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關註的收入水平不但乏善可陳，而且還不能充分反映大多數美國人生活水平的下降。大多數美國人面臨的不僅是經濟不安全而且還有健康不安全，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還有人身不安全。奧巴馬總統的醫療計劃原本打算擴大覆蓋面，但是大衰退及其引發的預算緊縮卻導致了相反的舉措。窮人所依賴的醫療補助計劃已經被削減了。
缺乏健康保險是造成健康狀況下降的一個因素，特別是在窮人當中。美國人的預期壽命是78歲，低於日本人的83歲、澳大利亞人或以色列人的82歲。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在2009年，美國人的壽命總體排名第40位，略低於古巴。54美國的嬰兒和產婦死亡率與一些發展中國家幾乎差不多；就嬰兒死亡率而言，美國比古巴、白俄羅斯及馬來西亞都差，且不說其他國家了。55並且這些不良健康指標主要反映的是美國窮人的悲慘境遇。比如，美國窮人的平均預期壽命比上層群體幾乎低10%。56
我們在前面提到，一個典型的全職男工的收入在過去1/3世紀裡是停滞不前的，那些沒受過大學教育的人的收入也下降了。為了避免收入下降得更厲害，每個家庭的工作小時數增加了，主要是因為更多的女人像她們的丈夫一樣也參加了工作。我們的收入統計數據沒有考慮到家庭休閑時間的喪失及其對家庭生活質量的影響。
生活標準的下降不但反映在嚴峻的經濟現狀中，也反映在變化的社會模式中。越來越多的年輕成年人和他們的父母住在一起：25～34歲的男性中大約有19%，超過了2005年的14%；同一年齡段的女性比例是從8%增長到10%。57這些有時被稱為“回巢族”的年輕人被迫待在家裡，或者畢業後回到家裡，因為他們負擔不起獨立生活。甚至連結婚這樣的習俗都受到了影響，至少就目前而言是這樣，由於他們缺乏收入和安全感。僅在2010年一年，同居但沒結婚的人數就激增了13%。58
普遍和持久的貧困以及公共教育和其他社會性支出中的長期投資不足的後果也在其他指標中顯現出來，表明我們這個社會並沒有發揮它應發揮的作用：高犯罪率，人口中很大一部分在蹲監獄。59盡管目前的暴力犯罪統計數據要好於1991年時最嚴重的情形，60但仍然很高，比其他發達工業國家的情況嚴重很多，給社會造成了極大的經濟和社會成本。很多貧困（以及不太貧困）街區的居民仍覺得有遭到人身襲擊的危險。把230萬人關在監獄裡的費用是浩大的。美國每10萬人中有730人蹲監獄（相當於每100名成年人中有1人），這一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是很多歐洲國家的9～10倍。61美國一些州花在監獄上的開支和花在大學上的一樣多。62
這些方面的開支不是一個運行良好的經濟和社會的標志。花在“治安”（保護生命與財產）上的錢並不能增加國民福利，僅僅是防止情況變得更糟。但是我們把這些支出和其他任何支出一樣都認為是國家GDP的一部分。如果美國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導致花更多的錢來防止犯罪，雖然這將顯示為GDP的增長，但我們不應該把它同國民福利的增長混為一談。63
蹲監獄的人數甚至扭曲了我們的失業人口數據。蹲監獄的人嚴重受教育不足並且來自面臨著高失業的群體。即便他們沒入獄，他們也極有可能會成為已經人數衆多的失業大軍中的一員。從這個角度講，美國真正的失業率可能更嚴重，這種情況與歐洲相比更為嚴重；如果把大約230萬所有蹲監獄的人都計算在内，美國的失業率就會大大高於9%。64
貧困
大衰退使得美國日益縮小的中產階級的日子比以前難過了。但是社會底層群體的生活尤為艱難，就像本節前面所描述的那個家庭，它試圖依靠比最低工資略高的收入活下去。
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只能勉強滿足生活的必需要求，這些人被認為是生活在貧困中，在2010年他們占總人口的15.1%，65高於2007年的12.5%。我們此前的讨論應該可以清楚地表明這些人的生活標準有多麼低。在社會的最底層，極度貧困（世界銀行用於衡量發展中國家貧困的指標，每人每天生活費用只有2美元或更少）的美國家庭的數量到2011年時達到了150萬戶，比1996年增長了一倍。66“貧困差距”（poverty gap）是指一個國家窮人的平均收入低於官方貧困線的百分比，它是另一個有實質意義的統計數據。美國的貧困差距達到了37%，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達國家的一個“俱樂部”）成員國中排名最差的之一，跟西班牙（40%）、墨西哥（38.5%）及韓國（36.6%）屬於同一類別。67
貧困程度的另一個展現途徑，就是有多少美國人是依靠政府來滿足他們的基本食物需要——七人中有一人；即便那樣，還是有大量的美國人至少一個月有一次是空著肚子上床睡覺的，不是因為他們在節食，而是因為他們吃不起。68
對貧困的測量（如同對收入的測量）很困難並且充滿争議。直到2011年，標準的貧困測量方法才鎖定在政府計劃產生影響之前的收入上，就是上面給出的那些數字，它們反映了在政府沒有提供安全網的情況下，窮人的生活將會是個什麼樣子。很顯然，政府的各項計劃的確很重要，尤其是在經濟衰退時。很多政府計劃，像失業保險，提供的只是短期資助，目標人群是那些面臨暫時困難的人。隨著1996年福利制度的改革（《個人責任與工作機會協調法案》（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福利支付也變得有時限性了（聯邦資金一般限定為最多五年）。
當我們審視這些政府計劃，同時也更為仔細地考察社會各種群體的不同需要時（農村人住房成本較低，老年人醫療費用較高），我們對於貧困就會有一個更細致的理解：相對於那些沒有把窮人中不同群體的不同情況考慮進去的較早的測量方法，新的測量方法表明農村窮人較少、城裡窮人較多、貧困兒童較少、貧困老人較多。根據這種新的測量方法（以及舊的測量方法），貧困人口的數量一直在迅速增加，僅從2009年到2010年就增加了6%，並且新測量方法得出的貧困人口數量甚至高於舊測量方法得出的，因此六個美國人中有一個現在生活在貧困中。69
《聖經》中所說的“你的週圍總有窮人”也許是對的，但那並不意味著一定要有這麼多的窮人，或者他們竟然要受這麼多的苦。我們是有財富和資源來消除貧困的：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和醫療保障（Medicare）就幾乎消除了老年人中的貧困現象。70其他一些並不像美國一樣富有的國家，在減少貧困和不平等方面比美國做得好。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今天差不多有1/4的兒童生活在貧困中。71對他們的困境置之不理的政治選擇會對我們這個國家產生深遠的影響。
本文摘自《不平等的代價》
1%的少數群體雖然享受著最好的住房、最好的教育、最好的醫生、最好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樣東西是金錢買不到的，那就是意識到他們的命運是與那99%的大多數命運捆綁在一起的。縱觀歷史，這些1%的群體最終都會明白這一道理，只不過他們常常明白得太晚了。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通過走訪世界各地的普通人，與他們交流，發現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不滿的根本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這些國家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在很多方面都失敗了，並且二者都相當不公平。由此誕生出全球一個新趨勢——服務大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