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與不公平
即便本身是穩定和有效率的，市場也經常會造成高度的不平等，從而給人以不公平的感覺。現代心理學和經濟學的研究（如第6章所述）揭示了個體對於公平的重視。造成人們走上街頭抗議的原因正是對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不公平感，而不是其他什麼東西。在突尼斯、埃及和中東的其他國家，遊行示威的爆發並不僅僅因為工作難找，更是因為有限的工作機會都給了有政治背景的人。
在美國和歐洲，情況似乎更公平些，但也僅限於表面。那些以最優成績畢業於最好學校的人就有更好的就業機會。這種制度的弊端在於，富有的家長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進最好的幼兒園、小學和中學，於是這些學生日後就有更大的機會進入精英大學。
美國人認為占領華爾街的遊行示威者說出了他們的心聲，這就是為什麼盡管示威者的人數相對不多，卻獲得了2/3美國人的支持。如果對這種支持有任何懷疑的話，不妨看看這個事實：紐約市市長邁克爾·佈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剛一表示他要清除靠近華爾街的祖科蒂公園示威者的營地時，示威者幾乎在一夜之間就收集到了30萬個簽名來支持示威活動，5並且這種支持不僅來自窮人和對政府心懷不滿的人。警察把奧克蘭市中心的示威者營地以暴力手段遣散了，雖然這在第3天參加抗議遊行的3萬人看來似乎過於粗暴，但值得註意的是，有些警察還是表達了對示威者的支持。
金融危機給予了人們一種新認識：我們的經濟體制不但沒效率、不穩定，而且根本不公平。事實上，在危機餘波未了之際的最近一次民意測驗中，幾乎一半以上的人持這種看法。6這種看法是有確鑿理由的：金融界的許多人（我稱之為“銀行家”）得到超額獎金，而那些受到因這些銀行家引發的金融危機沖擊的人們卻連工作都丢了；政府能幫助銀行渡過難關，而對那些並不是因為自身錯誤而數月找不到工作的人們，就連延長他們的失業保險都不願意；7對於那些失去家園的數百萬民衆，政府除了給予象徵性的幫助，其他什麼也沒提供。金融危機當中所發生的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決定人們相對工資的並不是對社會的貢獻，而是其他東西：銀行家拿到了大筆報酬，即便他們對社會甚至對自己所在公司的貢獻都是負的。精英們和銀行家們獲得的財富似乎來自於他們能夠並且願意利用其他人。
美國價值觀中關於公平的一個根深蒂固的方面就是機遇。美國一直視自己為一個機遇平等的國度。霍瑞修·愛爾傑（Horatio Alger）[5]的小說描寫從社會底層打拼到上層的成功人士，這正是“美國夢”的一部分。然而，正如我們將在第1章中解釋的，視這個國家為充滿機遇的“美國夢”越來越蛻變成由轶事和故事所強化而不是由數據所支持的一個夢想、一個神話。現在美國人從底層奮鬥到上層的機會少於其他發達工業國家的人們。3
還有一個對應的神話，富不過三代，就是說上層群體必須努力工作才能保持地位，否則他們（或者他們的後代）就會迅速滑向社會底層。但是正如第1章將詳細講述的，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個神話，因為上層人物的後代仍更有可能繼續待在那個位置。
在某種程度上，美國和全世界的年輕抗議者都把他們父母和政客說的話當真了——就像50年前在民權運動中美國青年所做的那樣。當時，在非裔美國人受到不公正對待的情況下，美國年輕人審視了平等、公平、公正等價值觀，發現美國的政策亟須完善。今天，他們就美國經濟和司法體系的運行效果審視了同樣的價值觀，發現該體系對於美國窮人和中產階級而言也是不盡如人意的——不僅是對少數民族，對各種背景的多數美國人也是如此。
假如奧巴馬總統和美國的司法制度能對那些把經濟帶到崩潰邊緣的家夥判定某種“渎職罪”的話，那麼也許可以說該制度還是起作用的，至少還體現了一定的問責制。然而實際上，那些本該被定罪的人卻常常沒有被指控；就算他們被指控了，通常他們也會被判無罪或者免於定罪。對沖基金業内的幾個人因為内部交易被定了罪，但這不過是個次要事件，只是為了轉移人們的註意力。引發這場危機的不是對沖基金而是銀行，但銀行家幾乎個個逍遙法外。
如果沒有人被問責，如果沒有人因為所發生的一切受責備，那麼就說明問題出在了我們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
從社會凝聚到階級鬥争
在對於美國社會不平等現象的争論中，“我們是那99%的群體”這一口號或許標志著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美國人總是回避階級分析，一直喜歡把美國看成一個中產階級國家，那種看法把我們凝聚到了一起。上層階級與底層階級之間、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是應該存在區分的。但是如果一個基於階級的社會是指處於社會底層的人們向上遷移的前景非常黯淡，那麼美國可能比舊時歐洲更強調階級差別；事實上，當前美國的階級差別遠大於歐洲。8那些屬於99%群體中的人們雖然仍遵循著“我們都是中產階級”的傳統，卻稍微有些調整：他們意識到實際上他們並不是一起向上遷移的。絕大多數是一起受苦，而最上層的1%群體卻過著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那99%群體的運動標志著打造一個新聯盟的企圖——一種新的民族認同感，它不是基於杜撰的普遍中產階級，而是基於我們經濟和社會中存在的經濟差距的現實。
多年以來，美國社會上層人群與其他社會成員似乎達成了這樣一種默契：我們提供給你們工作和繁榮，但你們要讓我們拿走大筆的獎金；你們大家也能分到一份，不過我們的份額要更大。但時至今日，貧富階層之間這份一直都很脆弱的默契終於破碎了。那些屬於1%群體的人們攫取了社會財富，留給那些屬於99%群體的人們的只有焦慮和不安。換言之，絕大多數美國人根本就沒有從國家的經濟增長中獲益。
本文摘自《不平等的代價》
1%的少數群體雖然享受著最好的住房、最好的教育、最好的醫生、最好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樣東西是金錢買不到的，那就是意識到他們的命運是與那99%的大多數命運捆綁在一起的。縱觀歷史，這些1%的群體最終都會明白這一道理，只不過他們常常明白得太晚了。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通過走訪世界各地的普通人，與他們交流，發現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不滿的根本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這些國家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在很多方面都失敗了，並且二者都相當不公平。由此誕生出全球一個新趨勢——服務大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