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歐洲的第一批移民定居新世界之後，美洲就像一塊磁石，吸引著源源不斷的新移民。這些移民來到美洲的目的各異，有的是來探險，有的是為了逃避專制政權的迫害，有的純粹是為了自己和子女們生活得更好。
移民潮開始時不過是涓涓細流，美國獨立戰争之後，隨著美利堅合衆國的成立，移民速度逐漸加快，到19世紀終於匯集成一股勢不可當的潮流。千百萬人橫渡大西洋而來，另有少部分人橫渡太平洋而來，他們來到美國是因為不堪忍受貧窮和專制帶來的苦難，同時也是因為對美國的自由和富裕心向往之。
移民們來到美國時，並沒有看到金磚鋪地，也沒有過上安逸的生活，但他們確實看到了自由和機遇，從而可以完全施展自己的聰明才智。靠著艱苦奮鬥、精明強幹、勤儉節約，外加一點運氣，他們大多實現了自己先前的期望和夢想，給親朋好友樹立了榜樣。
美國的歷史，可謂是一部經濟奇迹和政治奇迹的歷史；之所以能發生這樣的奇迹，是因為美國把兩套思想觀念付諸實踐。可能出於某種奇異的巧合，兩套思想觀念都在同一年面世，這一年便是1776年。
第一套思想觀念體現在《國富論》這部偉大著作當中，正是這部書把蘇格蘭人亞當·斯密（Adam Smith）推上了現代經濟學鼻祖的地位。書中分析了，市場機制如何能夠把追求各自目標的個人自由，同提供衣食住行等經濟生產活動中所需的合作和協作結合起來。亞當·斯密關鍵的洞見是：只要協作是完全自願的，那麼交易雙方就都能獲益；除非交易雙方都能獲益，否則交易就不會發生。所有人都能通過協作獲益，而這種協作並不需要來自外部的強力、強制，也不必侵犯個人自由。正如亞當·斯密所說，每個人“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並不因為事非出於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那些假裝為公衆幸福而經營貿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1[1]
第二套思想觀念體現在《獨立宣言》當中，由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起草的這一宣言，表達了那一代人的普遍看法。《獨立宣言》宣告了一個新國家的成立，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按照“人人有權追求其自身價值”的理念建立起來的國家。“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幹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2]
近一個世紀之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以一種更為極端和不容置疑的口吻，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人類之所以有理有權可以個別地或者集體地對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動自由進行幹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衛……對於文明群體中的任一成員，所以能夠施用一種權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為正當，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對他人的危害。若說為了那人自己的好處，不論是物質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好處，那不成為充足的理由……任何人的行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須對社會負責。在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獨立性在權利上是絕對的。對於本人自己，對於他自己的身和心，個人乃是最高主權者。2[3]
可以說，美國的大部分歷史，都圍繞著《獨立宣言》中的原則和理念而展開，是努力將這些原則和理念付諸實踐的歷史。從廢除奴隸制的鬥争（打了一場血腥的内戰才解決這一問題）到追求機會平等，再到近來的追求結果平等，都反映了這種努力。
經濟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條件。經濟自由即可保證人們之間的相互協作，而不必靠外部強制或某個中央命令，由此縮小了運用政治權力的領域。而且，由於自由市場是一種分散權力的機制，因此即便出現某種政治集權，也能夠被自由市場所克服、消化掉。如果經濟和政治權力都集中在同一個人或同一群人手中，那就必然導致專制、暴政。
19世紀，經濟和政治自由結合在一起，給英國和美國帶來了黃金歲月。相比之下，美國甚至比英國更加繁榮，它的歷史非常簡單、清白：等級和階級的歷史殘餘較少；政府的束縛較少；土地更加肥沃，人們更有動力和活力去開發、去創造；並且還有一片廣袤的大陸等待人們去徵服。
自由的生命力，在農業方面展現得淋漓盡致、一清二楚。《獨立宣言》發表之時，美國只有不到300萬人口，他們的祖先均來自歐洲和非洲（不考慮印第安土著），這些人都居住在東部沿海的狹長地帶。當時，農業是美國的主要經濟活動；要養活本國居民，並且要有一定的剩餘農產品出口以換取外國商品，就需要95%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今天，美國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的比例不足5%，但卻養活了2.2億國民；並且，其剩餘農產品之多，竟使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出口國！
是什麼導致了這一奇迹的發生？顯然不是政府的中央命令。世界上還有很多國家，經濟的發展是靠中央命令；在這些國家裡，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的比例從1/4到1/2不等，然而它們到頭來還是要從美國進口糧食，由此才能避免大規模饑荒的發生。就美國來說，在其農業生產迅速擴張的大部分歲月裡，政府發揮的作用微乎其微。美國確實開發了不少新的土地，但這些土地先前都是極為貧瘠的不毛之地。19世紀下半葉，政府劃撥出一些公地，成立了若幹農學院；這些農學院靠著政府的資助，傳播農業信息和農業技術，以此為農業生產提供服務。但是，農業生產創新的主要源泉，仍然是自由市場機制下的私人主觀能動性，自由市場是面向所有人（除了奴隸之外，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恥辱）開放的。奴隸制廢除之後，農業生產得到了最快的增長。數百萬人從世界各地移居至美國，都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工作。可以選擇為自己工作，做一名獨立的農場主或獨立的商人；也可以選擇為別人工作，只要雙方都同意工作協議的内容。他們可以自由地嘗試新技術，嘗試失敗就自擔風險，嘗試成功便可獲利。他們很少受到政府的幫助，更重要的是，極少受到政府的幹預。
20世紀30年代發生了大蕭條，在蕭條期間和蕭條之後，政府在農業方面開始發揮重要作用。採取的措施主要是限制產量，由此把農產品價格人為地維持在較高水平。
農業生產力的提高主要得益於工業革命，而工業革命的發生正是由自由激發的。工業革命產生的新機械導致了農業革命的發生；反過來，工業革命又有賴於農業革命解放出來的勞動力。於是工業、農業便相互促進，齊頭並進。
斯密和傑斐遜，都把集權政府的權力視為對普通公民的巨大威脅；他們認為，保護公民免受專制政府的暴虐統治是必需的，而且永遠都是必需的。這正是《弗吉尼亞權利法案》和《美利堅合衆國權利法案》的宗旨所在；正是《合衆國憲法》規定權力分散化的意圖所在；也正是英國的法律結構自13世紀頒佈《大憲章》以來至19世紀末不斷發生變化的動力之所在。在斯密和傑斐遜看來，政府的角色應當是裁判員而非運動員。傑斐遜心目中的政府，在其第一次總統就職演說中（1801年）表述得清清楚楚，他說：“政府應當是一個開明而節儉的政府，防止人們之間互相傷害；但在其他方面，它應當讓人們自己管理自己，允許人們有充分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目標和自己的事業。”
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帶來的成功，使它們對後來的思想家的吸引力日趨減少。到19世紀末，政府的權力已經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它幾乎沒有什麼集中的權力可以威脅到普通公民。但這也就意味著，政府幾乎沒有什麼權力使那些心地善良之人大顯身手，做一番善舉。然而這個世界並非完美無瑕，仍然有許多惡人惡事。實際上，社會愈加進步，惡人惡事就愈加顯眼，愈加可憎。人們總認為社會進步是理所當然的，而不去仔細想一想究竟是什麼導致了進步。他們已經忘記了一個強大的政府會給自由帶來威脅。相反，人們總惦記著一個強大的政府能夠帶來的種種好處；他們認為，只要政府權力掌握在“好人和能人”手中，政府便可大有作為。
到了20世紀初，這些思想觀念就開始對英國的政府政策產生影響。而且在美國的知識分子當中，接受這些思想觀念的人也越來越多，不過直到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爆發之前，它們對美國的政府政策並未產生多少影響。我們在本書第3章將會看到，美國政府在貨幣政策上的失敗導致了大蕭條的爆發；其實自建國以來，政府在貨幣領域就一直在行使權力。然而，不論是當初還是現在，人們都沒有認識到政府對大蕭條的爆發應負有的責任。相反，人們普遍認為，大蕭條的爆發正是自由資本主義體制的失敗所導致的。這種謬論使普通民衆與知識分子一道，對政府與個人之間相對責任的認識發生了轉變。此前，人們普遍強調個人責任，強調個人應對自己的命運負責；而現在卻強調，個人不過是棋局中的一枚棋子，無足輕重，只能聽憑外界力量的擺佈。此前人們認為，政府的角色應當是裁判員，其作用是防止個人之間彼此傷害、相互強制；而現在卻認為，政府的角色應當是家長，既是家長，就有義務強迫一些人幫助另外一些人。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這種思想觀念已經左右了美國的發展方向。從地方到聯邦，各級政府的規模都在擴大，權力都在擴張；同時，權力和權限不斷從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轉移。政府逐漸承擔起了收入再分配這一任務，打著保障、平等的旗號，從一部分人手中拿出錢來轉發給另一部分人。為了“管理”我們“在工業和社會進步方面取得的成果”，政府接二連三地制定各種政策。這樣做，其實是把傑斐遜的名言完全颠倒過來了（見第7章）。
這樣做本是出於好意，而且主要還是為了增進個人利益。但是，即便是最支持福利的父愛主義國家的人也不得不承認，實踐的結果並不令人滿意。就像在市場上一樣，在政府領域，似乎也有一只看不見的手，但其作用方向與亞當·斯密提出的那只手恰恰相反：一個人若想通過加強政府幹預來促進公共利益，那麼他便會“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來增進私人利益，而這卻是“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這一結論，將在本書各章中得到確鑿而徹底的證明。我們將詳細探讨政府運用其權力進行幹預的各個領域，諸如追求社會保障（見第4章）、追求平等（見第5章）、促進教育（見第6章）、保護消費者（見第7章）、保護工人（見第8章）、防止通貨膨脹和促進就業（見第9章）等。
用亞當·斯密的話來說，到目前為止，“每個人改善自身境況的一致的、經常的、不斷的努力，是社會財富、國民財富以及私人財富所賴以產生的重大因素。這不斷的努力，常常強大得足以戰勝政府的浪費，足以挽救行政的大錯誤，使事情趨於改良。譬如，人間雖有疾病，有庸醫，但人身上總似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力量，可以突破一切難關，恢複原來的健康”。3[4]迄今為止，亞當·斯密提出的看不見的手仍然是強有力的，其強大足以消除政治領域裡那只看不見的手所起到的削弱作用，克服其帶來的惡果。
近年來出現了增長放慢、生產率下降的現象，這自然引發了一個疑問，即如果我們繼續授予政府更大的權力，同時為了我們自身的利益，繼續授權給公仆這一“新階層”，把我們的錢財更多地交由他們支配的話，那麼私人的創造力能否一如既往地消除政府管制帶來的削弱作用呢？或者說，能否一如既往地克服其惡果呢？我們的答案是，一個日漸強大的政府，遲早會毀掉自由市場機制帶來的繁榮，遲早會毀掉《獨立宣言》中以雄辯莊嚴的口吻宣告的人類自由。這一天的到來，也許比我們許多人所預料的要早得多。
當然，事情還沒有發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作為美國國民，我們仍然可以自由選擇，究竟要不要在“通往奴役之路”——弗裡德裡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以此為其著作命名，該書見識深刻、影響深遠——上減速慢行；或者，究竟要不要對政府權力施以更加嚴格的限制，從而更多地依靠自由個體之間的自願協作來實現我們的目標。長期以來，人類大多陷於集權專制的苦難深淵，即便是今天，飽受集權專制之苦的人仍不在少數，難道我們還要再次陷入這一深淵而結束我們的黃金歲月嗎？或者，我們是否應該運用我們的智慧、遠見和勇氣來改弦更張，從經驗當中學習，從“自由的重生”中獲益呢？
如果我們想要做出明智的選擇，那就必須對美國政治經濟體制的根本原則有一個透徹的理解。經濟體制的原則即亞當·斯密提出的原則，它說明了一個高度複雜、高度組織化且運行平穩的經濟體制，為何能夠在沒有中央命令的情況下發展繁榮起來；它說明了如何在不依靠強制的前提下實現人們之間的協作（見第1章）。政治體制的原則即托馬斯·傑斐遜提出的原則（見第5章）。我們必須明白，用中央命令來代替自願協作為何會帶來種種弊端（見第2章）。我們還須明白，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之間的關系是何等密切。
值得慶幸的是，潮流在轉變。在美國、英國和其他西歐各國，以及世界許多國家，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大政府的危害所在，越來越多的人對先前採取的種種政策表示不滿。這一轉變並不僅限於觀念上，現實政治層面也開始有所轉變。對議員們來說，持不同的論調乃至採取不同的行動，對其政治生涯越來越有利了。輿論導向也在發生重大轉變，我們應當抓住機遇促成其事，說服民衆更多地依靠個人主觀能動性和彼此間的自願協作，而不是依靠極端、徹底的集體主義。
在本書的最後一章，我們探讨了在民主政體之下，各種特殊利益集團為何還會淩駕於人民普遍利益之上。此外還探讨了，為了矯正這種後果，我們應當如何彌補制度上的缺陷；也就是說，我們如何才能既對政府施以限制，同時又使其能夠履行基本職能（即保衛國家不受外國敵對勢力的侵略和破壞；保護每一位公民免受其他公民的強制；裁決國内各種争端；使大家能夠一致認可應當遵循的準則等）。
本文摘自《自由選擇（珍藏版）》
擺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其思想淵源有二：一是我們早些時候，也就是1962年出版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二是與本書同名的電視系列片《自由選擇》。同名電視系列片所讨論的問題與本書完全相同（最後一章除外）……但是，由於節目時間所限，書中探讨的許多内容在電視節目中只能删掉或點到為止。因此，書中的内容系統性更強，也更加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