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們所知，每個人通過市場交易賺得的收入，取決於他出售商品和勞務所得的毛收入減去為生產這些商品和勞務所花費的成本。銷售毛收入的絕大部分直接支付給了各種生產要素，給工人的工資、使用土地或房屋的租金以及其他資本的投資回報。在企業家（比方說鉛筆生產廠家）的例子當中情況也是如此，區別只是形式上的，其實質是一樣的。企業家賺得的收入同樣取決於他擁有各種生產要素之多寡，以及各種生產要素的市場價格，當然在這裡他擁有的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可能就是組織一家企業、協調各種生產資源、承擔風險所需的“企業家才能”。他可能也擁有一些其他的生產要素，那麼他賺得的收入中有一部分便來自那些要素的市場價格。類似地，現代公司的出現並沒有改變這種狀況。我們平常隨意地說“公司收入”或某個“企業”有收入之類的話，這其實只是一種比喻的說法。實際上，公司僅是一個中介，將公司所有者（股東）和所有者購買的各種生產要素（除股本之外的要素）聯系起來。最終真正獲得收入的還是人，他們通過市場從其各自所擁有的生產要素中獲得報酬，生產要素可能是公司股票、公司債券，也可能是土地或個人才能。
在一個像美國這樣的國家裡，主要的生產要素就是個人的生產能力，即經濟學家所謂的“人力資本”。在美國，通過市場交易產生的總收入中約有3/4體現為雇員的報酬（工資、薪金和補貼），剩下的1/4中約有一半是農業和非農企業所有者的收入，這部分收入既包括其資本所得也包括其個人勞務所得。
諸如工廠、礦山、寫字樓、購物中心、公路、鐵路、機場、轎車、卡車、飛機、輪船、堤壩、煉油廠、電廠、住房、電冰箱、洗衣機等不勝枚舉的實物資本的積累，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如果沒有這些積累的話，我們現在享受到的經濟增長就絕不會發生。如果沒有持續不斷地對實物資本積累的繼承，那麼一代人所創造的財富就會被下一代揮霍殆盡。
但是，人力資本的積累對經濟增長同樣是十分重要的，知識與技能的提高、身體更加健康、人均壽命延長都是人力資本積累的表現形式。而且，人力資本的積累與實物資本的積累，二者是相互促進的。實物資本提供了生產工具，使人們的生產效率大大提高；人力資本的積累，使人們能夠發明新型的實物資本，能夠學會如何使用並最大限度地利用實物資本，能夠在更大的規模上整合利用人力資本和實物資本，這反過來又使實物資本的生產效率提高了。對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我們都應加以重視並註重更新換代。談到更新換代，這對於人力資本而言要比實物資本更為困難，代價也更加高昂，這也是人力資本回報的增長速度遠高於實物資本回報的主要原因。
我們每個人所擁有的各種資源數量之多寡，部分是運氣使然，部分是我們自己或他人選擇的結果。運氣決定了我們的家庭出身和成長的文化環境，由此也決定了我們發展自身體力和智力的機遇；運氣也決定了我們從父母或慈善家那裡能夠繼承而來的其他資源。不同的運氣，可能使我們手中的初始資源得到增強，也可能使之毀於一旦。但是，選擇仍然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們決定如何利用我們手中的資源，比方說，是努力工作還是得過且過，是進入這個行當還是進入另一個，是從事這種冒險還是從事另一種，是儲蓄還是消費等，不同的選擇決定了我們究竟能使自己的資源增強增多，還是使其消耗一空。同樣，我們的父母、其他慈善家，以及千千萬萬與我們並無直接關系的人都會做出決定——如何利用其手中的資源，而這些都會對我們所繼承的資源產生影響。
我們擁有的資源的市場價格同樣是由運氣與選擇共同決定的，而且這兩種因素常常糾纏在一起，很難分得清楚。弗蘭克·辛納特拉（Frank Sinatra）的嗓音在20世紀的美國深受歡迎，但如果他碰巧生在20世紀的印度並在那裡生活的話，他還會同樣受歡迎嗎？在美洲，捕獵是十八九世紀備受推崇的技藝，但到了20世紀，人們對它的推崇就遠不如前了。在20世紀20年代，棒球運動員憑其技藝獲得的報酬要比籃球運動員多得多，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情形就颠倒過來了。在上面這幾個事例當中，都是既有運氣的因素也有選擇的因素，不過決定各種技藝的相對市場價格的主要因素是消費者的選擇。但是，我們通過市場從手中的資源獲得的收入同樣也取決於我們自己的選擇，比方說，我們選擇在何地居住，選擇如何利用我們的資源，選擇將手中資源所能提供的服務售與何人，等等。
在任一社會裡，不論其採取何種組織方式，總有人對收入分配感到不滿。我們為什麼比別人掙得少？他們看起來似乎也不該掙那麼多；或者，我們為什麼比許多人掙得多？他們想要的和我們一樣多，而且他們似乎也不該比我們掙得少。對這些問題，我們都感到很難理解。人總是這山望著那山高，所以我們就責怪現行的制度體系。在命令體系中，我們的嫉妒與不滿直接瞄準統治者；在自由市場體系中，就瞄準市場。
由此產生的結果之一便是試圖將價格體系的收入分配功能與另外兩個功能（傳遞信息和提供激勵）分割開來。過去的幾十年裡，在美國和其他一些主要依靠市場機制的國家，許多政府措施致力於改變由市場導致的收入分配狀況，旨在建立一個不同的、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體系。關於向這方面努力的呼聲很高，勢頭依然強勁。我們將在第5章仔細讨論這一問題。
我們希望用價格體系來傳遞信息、提供激勵，又不希望用它來影響（即便不是完全決定）收入分配，不論我們如何想望，這都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個人的所得並不取決於他手中資源所提供的服務的市場價格，那麼他又有何動力去尋找價格傳遞的信息，並根據這一信息採取行動呢？如果雷德·阿代爾（Red Adair）冒險去堵塞洩漏的油井所得的報酬和他不去做這件事所得的報酬一樣多，那他為什麼要去完成這項危險的任務呢？當然他也可能出於尋求刺激去做一次，但是會將其作為主要從事的工作嗎？如果你無論努力工作與否都掙得一樣多，那你為什麼要努力工作呢？如果不能從中獲利的話，你為何還要努力尋找願意出價最高的買主將手中的資源賣給他呢？如果人們並不能從積累資本中獲得好處的話，為何要將現在就能實現的享樂推後呢？人們為何要儲蓄呢？現存的實物資本是如何靠人們的自願節制而積累起來的呢？如果持有資本並不能帶來任何回報的話，人們為何不把他們積累或繼承而來的資本揮霍一空呢？如果我們不讓價格體系發揮其影響收入分配的作用的話，那麼它也就無法發揮其他的作用。如果不要價格體系，那麼除了命令體系之外我們別無選擇。那樣的話，只能由某個權威機構來決定由誰生產，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只能由某個權威部門來決定誰該去清掃大街，誰該去管理工廠，誰該去當警察，誰該去當醫生。
在一些國家裡，價格體系的這三種功能之間的密切聯系是以另一種方式表現出來的。這些國家的全部意識形態集中在以下兩點：一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者受到了剝削；二是按照馬克思“人盡其能，按需分配”的理念建立起來的社會具有無比的優越性。但是，由於無法使一個純粹的命令經濟得以運行，因此就不可能把收入分配功能從價格體系中剔除出去。
在土地與房屋等實物資本的占有上，一些國家實行了由政府所有的公有制。但是這樣一來的結果便是，缺乏激勵和動力去維護和改善實物資本。如果某種資源為全民所有，也就沒有人有興趣去維持或改善它的狀況。因此，蘇聯的建築物（就像美國的公共房屋一樣）在落成後一兩年之内就變得破舊不堪；國營工廠裡的機器設備總是出故障，需要不斷地維修；老百姓個人所需的資源也十分緊缺。
在人力資本方面，這些政府則允許人民在一定程度上“自己占有自己”，允許人民做出自己的決策，同時也讓價格來影響和引導人民的決策並決定收入分配。政府可以扭曲價格，使其無法成為自由市場價格體系，卻無法消除市場的力量。
計劃經濟導致了明顯的經濟效率低下，於是在蘇聯、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計劃者們對更好地利用市場來組織生產的可能性進行了讨論。在一次東西方經濟學家的學術會議上，我們聽到了一位來自匈牙利的經濟學家精彩的演講。他自己又重新發現了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這確實是一個了不起的思想成就，不過可能顯得有些多餘。然而，他試圖改進這只“看不見的手”，希望用價格體系來傳遞信息並有效率地組織生產，但是不要它來決定收入分配。不用說大家也知道，他在理論上失敗了。
本文摘自《自由選擇（珍藏版）》
擺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其思想淵源有二：一是我們早些時候，也就是1962年出版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二是與本書同名的電視系列片《自由選擇》。同名電視系列片所讨論的問題與本書完全相同（最後一章除外）……但是，由於節目時間所限，書中探讨的許多内容在電視節目中只能删掉或點到為止。因此，書中的内容系統性更強，也更加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