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在序言部分所說，我自從讀研究生階段就開始研究不平等的起源和後果，在將近50年的研究生涯中，我欠了很多人大量的思想債，多得不勝枚舉。我與我的博士論文導師之一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很早就合寫了一篇關於分配和宏觀經濟行為的論文，他本人的博士論文就是關於不平等的。我的另一位博士論文導師保羅·薩缪爾森（Paul Samuelson）對我的影響體現在第3章對全球化的讨論中。我關於全球化發表的最初幾篇論文是與我的博士同學喬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合作的，並且我與他共同獲得了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當我在1965～1966年作為富佈萊特學者訪問英國劍橋大學時，收入分配是一個主要的争論焦點，我要感謝已故的尼古拉斯·卡爾多（Nicholas Kaldor）、戴維·錢珀瑙恩（David Champernowne）和邁克爾·法雷爾（Michael Farrell）的指導，尤其要感謝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爵士和弗蘭克·哈恩（Frank Hahn）。正是在劍橋，我開始了與阿特金森的合作，他後來成為了世界上研究不平等的權威之一。當時，人們仍認為不平等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權衡取舍，詹姆斯·莫裡斯（Jim Mirrlees）那時剛剛開始研究人們如何能設計出最優再分配稅（這方面的研究使得他稍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我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另一位老師（當時在1969～1970年是劍橋大學的訪問學者）肯尼思·阿羅（Kenneth Arrow）關於信息的研究極大地影響了我的思考。後來，他的研究與我的研究一樣都關註歧視的影響、信息（比如關於相對能力的信息）是如何影響不平等以及教育在整個過程中的角色。
我在這本書中涉及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對不平等的測量，它所涉及的理論問題又與對風險的測量密切相關，40年前我在這方面的早期工作是與邁克·羅斯柴爾德（Michael Rothschild）合作完成的。隨後我開始了與以前的一個學生拉維·坎波爾（Ravi Kanbur）的合作，我們共同測量了社會經濟流動性。
這本書清楚展現了行為經濟學對我思考的影響。大約40年前，已故的行為經濟學開拓者之一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第一次把我引入這個領域，隨後，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和丹尼爾·卡尼曼（Danny Kahneman）又極大地影響了我的思考。（當我在20世紀80年代創辦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這本雜志時，曾邀請塞勒開辟一個關於行為經濟學的專欄。）
關於第7章所涉及的一些法律問題，關於美國高監禁率的問題，我分別從與愛德華·斯蒂格利茨（Edward Stiglitz）和羅伯特·珀金森（Robert Perkinson）的讨論中受益良多。
我得益於與我的學生們探讨共同構想出來的觀點，在此，我想特別提及兩位學生Miguel Morin和Anton Korinek。
我曾有幸供職於克林頓政府，對不平等和貧困的擔憂是我們讨論的主要話題。我們讨論過怎樣才能最好地應對貧困，比如採取福利改革（哈佛大學的戴維·埃爾伍德（David Ellwood）在參加這類讨論時起主導作用），以及針對上層存在的不平等的極端我們該做些什麼，比如通過稅收改革（正如我稍後所解釋的，不是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沿著正確方向的行動）。艾倫·克魯格（Alan Kruger）（現任奧巴馬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關於勞動市場的洞見，包括最低工資的作用，對我有著明顯的影響。稍後我將在本書中提到我與賈森·弗曼（Jason Furman）和彼得·歐爾薩格（Peter Orszag）的合作。曾與我一同供職於克林頓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艾麗西亞·芒内爾（Alicia Munnell）幫助我更好地了解了在減少貧困方面社會保障計劃與《社區再投資法案》（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CRA）的要求所起的作用（對於在這一時期對我的思想有重大影響的其他許多人，請參看我的另一本書《喧嚣的九十年代》（The Roaring Nineties）的鳴謝部分）。
我也曾有幸作為首席經濟學家供職於世界銀行，它的核心使命之一就是減少貧困。我們關註的焦點是貧困和不平等，每一天都是一次學習體驗，每一次經歷都是一次機會，使我們獲得新的洞見，塑造並再塑造我們對於不平等的起源和後果的看法，使我們更好地理解為什麼不平等是隨著國家不同而不同的。我在此應該特別提及繼我之後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尼克·斯特恩（Nick Stern）（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1969年的肯尼亞）和弗朗索瓦·佈吉尼翁（François Bourguignon）。
在第1章和其他地方，我強調了人均GDP或者其他對收入的測量都不能提供對幸福的一種充分測量。我在這方面的思考得益於當年在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的工作，那時我是該委員會主席，另外的領導者還有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和讓-保羅·菲圖西（Jean-Paul Fitoussi）。我還要感謝該委員會的其他21名成員。
在第4章，我解釋了不穩定與增長的聯系，我對這方面的理解受到了我擔任過主席的另一個委員會的重要影響，即關於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改革的聯合國大會主席專家委員會（Commission of Expert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on Reforms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我特別要感謝在羅斯福研究所的同事，包括Bo Cutter、Mike Konczal、Arjun Jayadev和Jeff Madrick（還有那些參與過羅斯福研究所不同工作的人也值得感謝，包括羅伯特·庫特納和傑米·加爾佈雷思）。對於我們這群喜歡看到一個更平等的社會和一個運行更好的經濟的人，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一直是位激勵我們的人。
近年來，令人遺憾的是，經濟學沒有充分關註不平等，就像它沒有充分關註已使這個國家經歷了不穩定的其他那些問題一樣。為了彌補這些和另外一些不足，專門成立了新經濟思維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我要表達對該研究所的感謝，特別要感謝所長羅佈·約翰遜（Rob Johnson，也是羅斯福研究所的一位同事及那個聯合國委員會的成員）與我就本書的内容進行的廣泛探讨。
我一如既往地感謝哥倫比亞大學，它為我提供了思想環境，使得各種想法都能踴躍發展、接受挑戰並得到改進。我必須要特別感謝何塞·安東尼·奧坎波（Jo"7;e Antonio Ocampo）以及我長期的同事與合作者佈魯斯·格林沃爾德（Bruce Greenwald）。
以上所講是我欠下的廣泛的思想債，另外對於那些以某種方式幫助我寫作這本書的人，我心存一份特殊的感激。
這本書脫胎於我在《名利場》雜志發表的一篇文章“1%的群體所有、所治、所享”，那篇文章是Cullen Murphy向我約稿並由他做了稿件的編輯。感謝Graydon Carter貢獻了這個題目。諾頓（Norton）出版社的總裁（也是我的老朋友）和編輯Drake McFeely建議我把那些想法擴展成了一本書。和以前一樣，Brendan Curry再次為這本書做了高質量的編輯。
我的另一位出版編輯Stuart Proffitt也做了大量工作，他不僅提供了如何強化論點的建議，而且還對我的寫作進行了細致的評論以使這些論點更清晰。
Karla Hoff從頭到尾閱讀了這本書，對書中的語言和論證進行了改進。在我動筆寫這本書之前，與她就書中核心觀點的探讨豐富了我自己的思考。
我的研究團隊在Laurence Wilse-Samson的領導下與An Li和Ritam Chaurey的參與下，除了進行事實核查，還進行了其他有成效的工作。他們建議哪些分析可以延伸，哪些分析需要深化，並且對此項目有著和我一樣的激動感。在此書的整個寫作過程中，Julia Cunico和Hannah Assadi提供了寶貴的評論和支持。
Eamon Kircher-Allen不僅管理了形成書稿的整個過程，還擔任了編輯和評論員，我對他非常感謝。
當然了，我最要感謝的人還是我的妻子Anya，是她鼓勵我寫這本書，不斷地和我讨論書中的觀點，並且幫助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構思這本書。
對於上述所有人以及他們不斷與我分享的對此書的熱情，我深深感謝。當然，書中存在的任何錯誤和遺漏都與他們無關，都由我本人負責。
本文摘自《不平等的代價》
1%的少數群體雖然享受著最好的住房、最好的教育、最好的醫生、最好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樣東西是金錢買不到的，那就是意識到他們的命運是與那99%的大多數命運捆綁在一起的。縱觀歷史，這些1%的群體最終都會明白這一道理，只不過他們常常明白得太晚了。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通過走訪世界各地的普通人，與他們交流，發現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不滿的根本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這些國家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在很多方面都失敗了，並且二者都相當不公平。由此誕生出全球一個新趨勢——服務大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