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產業
從2000年到2010年，第三產業在美國GDP私人經濟份額中的比例沒有低於65%，美國2010年的第三產業產值換算成RMB大概在55萬億（需要添加2010年RMB美元匯率）左右；同期，我國第三產業總量在十一年間增長了4.4倍多，在GDP構成中的年均比例為41.28%，其中在2002年~2005年間還出現了下降的現象。中國的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例偏低，不僅和發達國家相比偏低，和發展中國家相比也偏低。按照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後的數據來比較，2004 年我國服務業占GDP 的比重為40.38 % ，而同期中國所處的下中等收入國家組，各國服務業比重的平均值為51.11 %，與中國同為發展中大國的印度2004 年服務業比重為51.172 %(數據來源：政府規模、法治水平與服務業發展 汪德華、張再金、白重恩著)。
一般來說，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業、工業的生產效率越來越高，可容納的就業人數就會越來越少，相應服務業在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將會越來越高。最初，一國產業結構決定服務業的發展，服務業的增長通常來自（實體）經濟發展的需求，包括中間需求和最終需求，比如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成立是因為當地農業非常發達，為了減少未來農產品價格的不確定性對供需雙方的影響而成立的；中國制造業的繁榮，催生了中國義烏發達的小商品市場等等。現今，在國際分工越來越專業化、細致化的背景下，一些國家可以利用自己的資源禀賦，專註於服務業的發展，比如香港、新加坡等(2009年新加坡服務業占GDP的比重為73.2%，香港為92.6%)。
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比例長期徘徊不前，主要原因有二方面：
一、市場在服務業的資源配置中還沒有發揮基礎性作用。
主要表現為：1.政府對服務業的壟斷經營現象比較嚴重，市場準入限制多。銀行、保險、電信、民航、鐵路、教育衛生、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等，至今仍保持著十分嚴格的市場準入限制，其他一些行業對非國有經濟和外資也沒有完全開放。2.服務業投資基本上還是以國有投資為主。目前服務業固定資產投資中，國有經濟投資仍占60％左右，大大高於工業的同一比重。3.絕大多數行業國有企業仍占據主體地位，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格局在服務領域遠未形成。4.多數服務產品的價格還是由政府制定和管理，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在服務領域尚未建立。服務業市場化程度嚴重不足及國家壟斷經營限制了其競争力的提升。[淺析我國服務業發展滞後的原因 陳雙蓮]
二、法治水平落後。
服務業比其他產業更依賴於法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取決於服務業產品多為無形產品的特性，消費者購買的是一項權利而不是有形的商品，相對於其他產業的交易，服務交易的供需雙方更難以對交易的利益和風險形成穩定的預期，由於交易的複雜性和市場的信息不對稱，服務業的發展需要良好的制度來規範[陳志武]，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獨立的司法體系能夠有效的發揮第三方契約執行功能，將會推動服務業的發展。Acemoglu等(2005)在比較服務業和制造業受契約維護制度影響程度時發現， 在一國契約維護制度較弱時，主要以有形物為交易對象的制造業部門還可以找到替代機制來促進發展，而以無形物為交易對象的服務業部門則無法找到更適合的替代機制。因此相對於制造業，服務業的發展更需要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所以說，我國服務業在GDP中所占比例偏低是受國家的法治水平落後的制約。
中國香港的經濟轉型
香港是中國服務業最發達的地區，2009年和2010年，服務業在香港GDP中分別占據92.6%、 92.9%的份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香港統計數字一覽2012年2月》 p17]。其中香港經濟的四個主要行業(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專業服務及其他工商支持服務)在2010年總共帶來9，884 億港元的增加價值(即本地生產總值的58.0%)，並雇用1 690 200 人（即整體就業人數的48.2%），[數據來源：wwww.censtatd.gov.hk]而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制造業則吸收了香港勞工的40%。當時香港社會存在嚴重的貪污腐敗、接受回扣等不良現象——生病看醫生需要紅包、連消防員救火都要視紅包的多少而定。為了解決這些問題，1974年2月15日香港廉政公署成立（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即ICAC）。廉署成立短短數年後，香港便跻身全球最清廉的地區之列，2010年在全球的排名是第13，在亞洲僅次於新加坡。
清廉帶來的良好商業環境奠定了香港服務業的發展基礎，據統計，香港服務業出口1973年為93.03億港幣，1983年增長了五倍多，達到473.27億港幣，到1993年增長了22倍多，達到2095.76億港幣。同期服務輸入也由1973年的47.81億港幣增長到1983年的327.35港幣、1993年的1399.75億港幣，增長了29倍多。（見下圖“服務貿易”）(港幣以當時市價計算，資料來源：www.censtatd.gov.hk)在這種背景下，香港的經濟結構也發生了明顯變化，服務業比重迅速上升，制造業比重迅速下降。制造業在GDP的份額從1970年的31%下降到1980年的25%、1989年20.4%、1993年13.2%。而服務業以及非制造業在GDP的份額卻從1970年的60%上升到1980年的65%、1985年的70%、1992年為86%。從就業人口來看，1976年後到1986年，制造業就業人數占整個香港就業的比重已下降到36%，1992年又下降到23.5%，1993為20.7%；與此同時，非制造業部門吸收就業的比重卻從1976年的55%上升到1986年的64%，1992年上升到76.5%，1993年為79.3%。[資料來源：香港經濟的轉型及未來繁榮 國世平著 人民出版社]
法治已經成為香港經濟最大的優勢之一，根據2010年世界經濟論壇報告，就司法獨立而言，香港在139個國家和地區中排行第15，是亞洲最優秀的地方之一，商界一直對香港營商環境充滿信心，主要是因為香港的法律制度和基建穩固。在當下人民幣國際化大背景下，要想把上海建設成為一個像香港一樣的國際金融中心，法治是它最大的短闆，如果不能實現法治，上海不可能會取代香港。
中美經濟的不同之處
在第一節美國GDP數據表中，美國私人經濟是美國經濟的主體，私人經濟產值平均占據GDP的87%以上，擁有像通用、福特、高盛等一大批具有國際競争力的跨國公司，近兩年私人經濟份額略有下滑是受2008年“次債危機”美國政府救市計劃的影響。相比之下，中國私人經濟在經濟份額中的比例偏低，在企業的數量和規模方面都無法和美國相比，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方面：
一、政府對產業的影響
中美兩國經濟私人份額差距最大的原因在於制度因素，根源可以追溯到兩國的成立。二百多年前，一群社會精英——主要是奴隸主和律師，在建國的時候為了保護他們自己的個人權利不受政府侵害，在制訂的憲法中規定美國公民的個人權利不可被侵犯——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五條寫道：“未經正當法律程度，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非有恰當的補助，不得將私有財產充作公用”。對個人權利強有力的保障，才促使美國成為一個經濟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
在我們國家，統治階級代表的是廣大老百姓的利益。在建國後，通過沒收資本家財產等方法消滅了私有經濟，達到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實行的是依公有制為主體的計劃經濟。1978年，偉大的經濟導師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政策，被普遍認為是中國經濟的分水嶺。在這之後，中國經濟進入了長達三十多年的增長期，這個過程是政府逐漸放權由計劃經濟逐漸向市場經濟轉變、民營經濟活力逐漸恢複過程。
改革開放至今，雖然中國經濟改革不斷繼續，但是在公有制為主的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占據的資源比例依然過大，這直接影響到民營企業的成長。現今按照官方統計，國有經濟產值大約占據經濟總量的35%，但事實上，這一比例被嚴重的低估，許多由多個國企持股甚至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在統計時並沒有算作國企，但實際的產權還是國家。有一種說法就是計算上產權、土地等，政府擁有社會財富的60%以上。
國企占據的資源優勢，並沒有帶來高的產出，依2009年中國工業企業資產和產值為例（見下表），國有企業資產規模占據工業企業資產規模的50%以上，而工業產值只占31.78%。為了確保國家經濟安全，政府在能源、航空、金融等行業對民營企業實行了不同程度上的準入限制，在其他一些行業對民營企業的開放程度還遠遠不及外資。
本文摘自《中國離世界還有多遠》
講述2008年爆發的次貸危機嚴重打擊了美國經濟，之後兩年更是席卷全球，歐美衆多國家的經濟陷入低迷。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則取得了不低於8％的高速增長。接下來。中國經濟上超越美國、人民幣取代美元成為國際貨幣、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主導者似乎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但事實上，“盛世”中的中國和危機中的美國依然存在巨大的差距，這種差距也絕非一朝一夕可以縮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