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顯然，市場並沒有像它們的鼓吹者宣稱的那樣有效運行。市場本應該是穩定的，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表明市場可以變得極其不穩定並產生破壞性後果。銀行家們不惜冒險，如果不是政府援助的話，這些冒險會將他們自身和整個經濟卷入漩渦。不過，當我們仔細審視經濟體制時，就會發現這並非偶然：銀行家們是受到激勵才這樣冒險的。
市場的優點本應是它的效率，然而現在的市場顯然不是有效率的。經濟學最基本的法則是需求等於供給，這是經濟有效運行的必要條件。但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存在著大量未滿足的需求，比如，使窮人擺脫貧困所需的投資、促進非洲和其他大洲欠發達國家發展所需的投資、改進全球經濟以應對全球變暖挑戰所需的投資。同時，我們又有大量未充分利用的資源——閑置或者產能沒有達到最大化的工人和機器。失業，尤其是市場不能為衆多公民創造工作的結構性失業是最嚴重的市場失靈，是無效率的最大根源，也是不平等的一個主要原因。
截至2012年1月，大約有2500萬想找到全職工作的美國人不能如願以償。4
在美國，數百萬家庭失去了住房。到2012年5月，次貸危機爆發以來失去住房的家庭已經達到了800萬，還有400萬家庭面臨失去住房的危險。於是我們看到了一邊是空置的住房，另一邊是無家可歸的人們。
但即便在次貸危機爆發之前，美國經濟也並沒有實現預期的承諾：雖然GDP有所增長，但多數美國公民看到自己的生活標準受到了侵蝕。如第1章所述，對多數美國家庭而言，即便在經濟衰退[4]開始之前，他們的收入根據通貨膨脹調整後就已經低於10年前了。美國雖然制造了一部了不起的經濟機器，但顯然這部機器只為處於上層的人服務。2
形勢嚴峻
這本書是關於為什麼對於多數美國人而言美國的經濟體制是失敗的，為什麼不平等加劇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以及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本書所持的觀點是我們為不平等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經濟體制不穩定、缺乏效率、增長不足，並且民主陷於危機。更糟的是，由於多數美國公民認為美國經濟體制會失敗，政治體制又似乎為金融界所控制，因此，他們對於美國的民主制度、市場經濟和全球影響力的信心都減弱了。現實表明，美國不再是一個充滿機遇的國家，而且金融界侵蝕了我們長期標榜的法治和正義，這使得我們的民族認同感也陷入了危機。
在有些國家，占領華爾街運動與反全球化運動緊密聯系在一起。二者也確實有共通之處：都認為情況不對頭，都相信變革有可能。然而，問題並不在於全球化不好或是根本就是錯的，而是許多政府管理全球化的效果太差——完全是為了滿足特殊利益集團的需要。全世界各民族、各國家和各經濟體之間的相互聯系既可以有效促進繁榮也可以迅速傳播貪婪和苦難。市場經濟也是如此：市場的力量相當強大，卻沒有内在的道德品質。我們必須決定如何管理市場經濟。過去200年來，市場的最大貢獻體現在促進了生產力和生活水平的極大提升——這種提升遠遠超過先前2000年的總和。雖然政府在這些進步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這一事實通常得不到自由市場倡導者的承認。另一方面，市場也能積聚財富，也會把環境成本傳遞給社會，還會虐待工人。鑒於這些原因，顯然市場必須被馴化和調和，才能確保為多數人的利益服務；而且馴化和調和必須反複進行，才能確保市場繼續為多數人的利益服務。在美國歷史上，這種情況曾出現在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當時競争法案第一次被引入；也曾出現在羅斯福新政時期，當時社會保障、就業、最低工資等相關法律被引入。占領華爾街運動以及世界各地其他抗議者所傳遞的信息，都是市場必須再一次被馴化和調和。不這樣做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在一個普通民衆可以表達内心想法的民主國度，如果市場體系年複一年地使這些民衆的生活越來越糟，那麼就難以維持一種開放和全球化的市場體系，至少不是以我們所知的形式維持。二者之一必須做出讓步——要麼是我們的政治，要麼是我們的經濟。
本文摘自《不平等的代價》
1%的少數群體雖然享受著最好的住房、最好的教育、最好的醫生、最好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樣東西是金錢買不到的，那就是意識到他們的命運是與那99%的大多數命運捆綁在一起的。縱觀歷史，這些1%的群體最終都會明白這一道理，只不過他們常常明白得太晚了。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通過走訪世界各地的普通人，與他們交流，發現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不滿的根本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這些國家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在很多方面都失敗了，並且二者都相當不公平。由此誕生出全球一個新趨勢——服務大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