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每天都會為了吃、穿、住，或者幹脆為了享受而消費數不清的商品和勞務。我們想當然地認為，只要想買這些東西就總能買得到，而從未停下來想一想，究竟有多少人為了提供這些商品和勞務，付出了這樣或那樣的努力。我們從未思考過，街角的小賣店（或今天的超市）如何能將我們想買的物品都擺上貨架，也從未思考過，我們大多數人如何能夠賺到錢去買這些物品。
人們很自然地假定，必定有某個人在發號施令，以確保“適當”數量的某種“適當”的物品被生產出來，並擺在“適當”的地點。發號施令確實是一種協調衆人活動的方法，通常在軍隊裡就是如此。在軍隊中，將軍下達命令給上校，上校給少校，少校給中尉，中尉給軍士，軍士給士兵。
但這種下達命令的方法，僅在很小的群體中才可能成為一種專門的或主要的組織方法。即便是家中最具家長制作風的一家之主，也無法完全通過命令來控制家庭成員的每項活動。也沒有哪支龐大的軍隊可以完全通過命令來運作，軍隊裡的將軍顯然無法掌握指揮最底層士兵的每一項行動所必需的信息。在軍隊命令體系的每一環節，下級軍人（不論是軍官還是普通士兵）都會根據具體的情形做出審慎的判斷，而這些關於具體情形的信息，卻是下達命令的長官所無法掌握的。命令必須輔之以自願的配合，這種配合並不是很明顯，同時也很微妙，但卻是協調衆人的活動所必需的更為根本的手段。
蘇聯通常被認為是通過命令組織起來的一個巨大的經濟體，即中央計劃經濟，但這其中虛構的成分遠多於現實。在蘇聯經濟的每個層面上，都有自願的協作來補充中央計劃的不足或是抵消其刻闆僵化的規定，當然，這些自發的舉措有時是合法的，有時則是非法的。1
在農業方面，國家農場中全職工作的農業工人也可以利用業餘時間在自家的小塊土地上種植莊稼、飼養家畜，其收獲或用於自家消費，或拿到相對“自由”的市場上出售。這些私人的小塊土地在整個蘇聯的農業用地中所占的比例不足1%，但據說其產出卻占全國全部農場產出的1/3（之所以說“據說”，是因為很可能有部分國家農場中的產出，像私人小塊土地上的產出那樣，私下裡在市場上進行了交易）。
在勞動力市場上，人們很少被命令去從事某一特定的工作，在這一意義上鮮有對勞動力的實際指派。並且，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工資水平，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主動申請，這一點很像是資本主義國家。受雇之後也可能被解雇，當然也可以主動辭職去做自己更喜歡的工作。實際上有數不清的限制條件決定了誰在哪裡工作，雖然有無數的地下工廠為廣泛存在的黑市服務，但畢竟法律上是禁止任何人開業做老闆的。主要依靠強制手段對勞動力進行大規模的分配是行不通的，況且也無法將個人的經營活動完全壓制下去。
在蘇聯，各種工作的吸引力大小常常在於其能提供多少法外的或非法的兼職工作的機會。一位莫斯科居民家中若有哪個設備壞了的話，等國營的維修公司來修理，可能要好幾個月。但他可以找一位兼職的修理工，那個人很可能就是在國營維修公司工作的。這樣一來，自家的設備馬上就可以修好，兼職的修理工也可以得到一筆額外的收入，如此對雙方都有好處。
盡管與官方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這些自發的市場因素還是日漸繁榮起來，因為要徹底滅絕這些因素的成本實在是太高了。私人的小塊土地是可以被禁止，但只要想想20世紀30年代嚴酷的大饑荒就足以使人明白這樣做的代價。現在，蘇聯經濟很難再說是高效率的典型了，如果沒有這些自發的（市場）因素的話它將在更低的效率水平上運行。近來在柬埔寨發生的狀況令人痛心地表明，試圖完全取消市場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正如沒有哪個社會可以完全依靠命令原則來運作一樣，也沒有哪個社會可以完全依靠自願的合作來運作。每個社會都有一些命令的成分，當然其表現形式也多種多樣。如軍隊徵兵就是命令原則最直截了當的表現，禁止買賣海洛因或甜味素也是命令的一種表現，再有諸如指定被告終止或採用某種特定的行為這樣的法庭秩序，都屬命令之列。或者，在另一極端情形下，命令也可以表現得十分微妙，如通過對香煙課以重稅來勸阻人們減少吸煙，這種做法即便不是命令也至少是一種暗示，是我們當中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暗示。
究竟是由於專斷命令的刻闆僵化導致了自願交換活動的繁榮興盛，從而使其主要採取地下活動的方式；還是以自願交換作為主要的組織原則，而以或多或少的命令成分為補充？二者不同比例的搭配，相應的結果也大不相同。私下自願交換的存在可以使一個命令經濟體免於崩潰，勉強運行下去，甚至還能有所進步。但對一個主要以命令為特徵的經濟體所賴以建立的專制基礎來說，私下的自願交換並不能對這種專制有多大的削弱。相反，一個主要以自願交換為特徵的經濟體，内在地具有促進經濟繁榮和人類自由的潛質。可能在這兩方面（經濟繁榮和人類自由）它都未必能充分發揮出其潛力，但就我們所知，除非自願交換成為組織的首要原則，否則沒有哪個社會可以得到繁榮和自由。當然，我們要補充說明的是，自願交換並非繁榮和自由的充分條件，這至少是迄今為止的歷史給我們的教訓。許多以自願交換為首要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既沒有得到繁榮也沒有得到自由，即便它們在這兩方面比許多專制社會取得了多得多的成就。但是，自願交換卻是繁榮和自由的必要條件。
本文摘自《自由選擇（珍藏版）》
擺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其思想淵源有二：一是我們早些時候，也就是1962年出版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二是與本書同名的電視系列片《自由選擇》。同名電視系列片所讨論的問題與本書完全相同（最後一章除外）……但是，由於節目時間所限，書中探讨的許多内容在電視節目中只能删掉或點到為止。因此，書中的内容系統性更強，也更加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