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真正反對的，是政府對市場機能的幹預。他反對限制進口、獎勵出口，反對使產業免於競争的法律，反對政府將金錢投註於非生產性的事務。值得註意的是，這些政府活動都有礙於市場機能的正常運作。後來的知識分子為了政府的社會福利法律是否會弱化或強化市場體系而苦惱，亞當·斯密無須面對此問題。因為在他那個時代，政府除了救濟貧民外，根本沒有任何關於社會福利的法律。那時政府明目張膽地與統治階級結盟，而政府内部最大的紛争在於究竟應該讓地主還是產業階級得到最大的利益。當時的顯貴人士完全沒想過，勞工階級是否應擁有對經濟事務的發言權。
亞當·斯密體系的大敵不是政府本身，而是任何形式的壟斷。亞當·斯密說：“同業之人很少碰面，但是他們之間的對話總是以妨害公共利益的陰謀，或是擡高售價作結。”這種行徑的問題不是在道德層面——畢竟那只是人類自利本性的必然後果而已。真正的問題在於，他們妨礙了市場運作的流動。當然，亞當·斯密是對的。假如市場運作確定能夠以最低的可能價格生產最大量的商品，那麼對於市場的任何幹預都會減損社會福利。假如像亞當·斯密所處的時代一樣，英格蘭的帽商在哪裡都不能雇用兩個以上的學徒，或者謝菲爾德的刀具商不能雇用一個以上的學徒，市場體系就不可能產生充分的效益；假如像亞當·斯密所處的時代一樣，不準乞丐離開家鄉到外地找工作，市場就無法將勞工吸引到需要勞工的地方；假如像亞當·斯密所處的時代一樣，大公司獲準壟斷對外貿易，大衆就無法充分享受到廉價外國產品的好處。
因此，亞當·斯密說，所有這些障礙都必須掃除，市場要能夠自由地尋找自身價格、薪資、利潤與生產的自然水平。對於市場的任何幹預，都只會犧牲國家真正的財富。但是連要求清洗工廠或不讓童工操作機器的法律，都可能被解釋成妨礙市場的自由運作。人們大量引用《國富論》來反對最初的人道法規，所以，警告18世紀貪得無厭的工業界人士“往往會借由蒙蔽甚至欺壓大衆而獲利”的人，不公平地被扭曲成是他們的經濟守護神。即使在今天，不了解亞當·斯密真正哲學的人往往誤以為他是保守的經濟學家，其實，他對商人動機的公開敵意比大多數當代的自由派經濟學家更高。
18世紀的人相信，理性與秩序終將戰勝獨斷與混亂，就某種意義來說，亞當·斯密的願景是這種信念的證明。亞當·斯密說，不要試著為善，善事會以自私自利之心的副產品自然出現。這多像一個哲學家！他將這樣的信念放到巨大的社會機器中，並且論證自私的本能有助於社會道德！亞當·斯密對他的哲學信念的後果堅信不疑。他極力主張，讓訴訟當事人而非政府來支付法官的薪水，而法官們的自利心就會使他們加速審理案件。他不看好被稱為合股公司的新興商業組織，因為這種不具人性的機構缺乏足夠的自利心來從事複雜艱巨的工作。即使對於像廢除奴隸制度這種最偉大的人道主義運動，亞當·斯密也用他自己的話語來辯護：最好廢除奴隸制度，因為這樣或許將使奴隸變得更便宜。
由此，複雜而又不合理的世界就被簡化為某種合理的結構。其中的人們就像鐵粉一樣，被磁力吸引到有利可圖的一端，而遠離虧損的一端。這個偉大體系之所以能夠運作，不是因為人們有心為之，而是因為自利心和競争讓事物井井有條。人們所能做的，至多就是幫助這個自然的社會磁鐵獨立運作，掃除一切有礙此社會物理原則自由運作的事物，不要錯誤地試圖逃出此一藩籬。
盡管亞當·斯密的世界充滿18世紀的風味：相信理性、自然法則，以及人類行為與反應的機械式鍊鎖，但是它還有更溫暖的價值。別忘了，此一體系中最大的預期受惠者乃是消費者，而不是生產者。在日常生活的哲學中，消費者第一次登上首位。
本文摘自《經濟學統治世界》
他們不是軍隊指揮官或帝國統治者，沒有生殺予奪的大權，也幾乎沒參與過締造歷史的決策。然而他們的所作所為，比許多聲名顯赫的政治家對歷史更富決定性，比指揮前線?隊的將領們更具震撼力，比總統和立法者的赦令更能影響社會的吉兇禍福。
他們之中有哲學家和瘋子、有教士和股票經紀人、有革命軍和貴族、有唯美主義者、懷疑論者和流浪漢。
他們所信仰的哲學系統，是所有人類活動中最世俗的一種——賺錢的欲望。
他們是誰？就我們所知，他們是“偉大的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