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大政府似乎遍地都是，我們應當仔細考察一下現在是否仍然存在主要依靠市場中的自願交換來組織經濟活動的社會，而且其政府活動限於我們提出的四項義務之内。
可能該方面最好的例子莫過於中國香港地區。香港面積約400平方英裡，[1]人口約有450萬，其人口密度之大讓人難以置信。中國香港每平方英裡的人口數是日本的14倍，是美國的185倍，然而香港居民卻享受著幾乎亞洲最高的生活水平（僅次於日本，可能略低於新加坡）。
在國際貿易方面，香港並無關稅和其他限制條件（除了少數由美國和其他主權國家加給它一些“自願的”限制之外）。在香港，不存在政府對經濟活動的指導，沒有最低工資法，也沒有對物價的管制。香港居民想買誰的東西就買誰的，想把自己的東西賣給誰就賣給誰，想在哪裡投資就在哪投資，想雇用誰就雇用誰，想為誰工作就為誰工作。
即便我們對政府的四項義務從相當狹窄的角度來理解，香港政府的活動也並未越雷池一步，而且在範圍之内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政府加強法制建設並維持社會秩序，為規範人們的行為規則提供支持，裁決各種争端，促進交通與通信設施的發展，監管貨幣的發行，等等。盡管隨著經濟的增長，香港的政府支出也日益增長，但其支出占總收入的比重仍然很小，在全世界屬於最低的水平。較低的課稅保持了對投資的刺激，企業家可以從其成功的經營活動中獲得利益，當然他也必須為其失誤承擔代價。
盡管香港目前是一個出色的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場社會的範例，但無論如何也不能說它就是這方面最重要的一個例子。為此我們必須到19世紀去尋找。日本在1867年明治維新之後30年内的發展可說是一例，我們把它留到第2章讨論。
另外兩個例子是英國和美國。當年，人們為廢止英國政府對工商業活動的限制進行了長期的鬥争，亞當·斯密發表的《國富論》便是這場鬥争中率先發起的一擊。然而，直到70年之後的1846年，隨著《谷物法》的廢除，才標志著這場鬥争的最終勝利。所謂《谷物法》，是英國政府對小麥及其他谷物（統稱谷物）的進口關稅和其他進口限制條件所制定的法律。這場鬥争的勝利給英國帶來了完全的自由貿易，並且保持了3/4個世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場鬥争的勝利也標志著英國政府幾十年來向高度有限政府的轉變基本完成；這一高度有限的政府，用前面引用過的亞當·斯密的話來說，讓每個不列颠王國的居民“完全自由地採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勞動及資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階級相競争”。[2]
由此英國的經濟獲得了高速的增長。普通民衆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相比之下，那些貧窮凄苦的地區就越發顯眼了，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當時其他小說家對這種貧苦都有過感人至深的描述。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也隨之增長。不列颠王國在世界上的實力和影響力也不斷增強。與此同時，英國的政府支出卻下降到僅占國民收入的一小部分，其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從19世紀初的近1/4下降到1897年的約1/10；1897年正是維多利亞女王（Alexandrina Victoria）在位60週年慶典，此時的不列颠王國達到了其光輝與力量的巅峰。
美國則是又一個引人註目的例子。當時的美國是有關稅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在其著名的《關於制造業的報告》中曾為此辯護，在報告中他試圖反駁亞當·斯密關於自由貿易的主張，他的辯護無疑是失敗了。不過，以今天的標準來看，當初的關稅也不算什麼，而且在内外貿易方面也幾乎沒有什麼政府的限制條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向美國移民幾乎是完全自由的（對從東方國家來的移民有限制條件）。正如自由女神像上的銘文所說的：
把你，
那勞瘁貧賤的流民，
那向往自由呼吸，又被無情抛棄，
那擁擠於彼岸悲慘哀吟，
那驟雨暴風中翻覆的驚魂，
全都給我！
我高舉燈盞伫立金門！[3]
成千上萬的移民來到美國，成千上萬的移民被接納。合衆國政府對他們不加幹涉，由他們自由發展，他們便過上了富足的生活。
有人把19世紀的美國描繪得極其荒誕不經，說那是一個不法奸商橫行無忌，個人主義無法無天的時代。有人聲稱，那時的壟斷資本家冷血無情，對窮人百般剝削；他們鼓勵人們移民到美國，之後對他們敲詐勒索。華爾街則被描繪成對中西部農民進行壓榨的操控中心街，幸好那些農民身體還算結實，盡管飽受苦難歷盡艱辛，總算是活了下來。
事實完全不是這樣的。人們不斷地移民到美國來，就算早些到來的那些人上當受騙了，但是要說幾十年下來成千上萬的人來到美國就是為了受剝削，這無論如何是說不通的。人們之所以要來美國，是因為那些比他們早來的人實現了自己的夢想。紐約的大道並?是用金磚鋪成的，而是用雄心壯志和辛勤勞動築成的；美國企業給他們帶來的報酬之豐厚，在舊世界裡是無法想象的。新來的人們從東部走到西部，所到之處，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一片片荒地變為良田。美國變得日益富饒，其生產力越來越強大，這種繁榮也為移民們所分享。
如果農民們受到了剝削，那麼他們的人數怎麼會越來越多？農產品的價格確實下降了，但這是成功的標志，而非失敗。農產品價格下降反映了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耕地面積的擴大、通信設施的進步，所有這些都導致了農業產量的快速增長。還有一點，農田的價格一直穩步上漲，這很難說是農業蕭條的迹象吧！
有人說當時的資本家冷血無情，典型的例子是鐵路大亨威廉H.範德比爾特（William H.Vanderbilt）曾對一位記者說“老百姓都去死吧”。但這只是個別的例子，美國的慈善事業在19世紀發展得如火如荼。私人贊助的中小學和大學的數目成倍地增長，到外國的傳教活動更為活躍，非營利性的私人醫院、孤兒院以及其他數不勝數的各種機構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從防止虐待動物協會到基督教青年會，從印第安人權利協會到救世軍，幾乎所有的慈善機構或公共服務機構都是在那一時期成立的。自願協作在組織慈善活動方面的效率，絲毫不比組織營利性生產活動時的效率差。
在慈善活動發展的同時，文化事業也日益興旺發達，無論是在繁華都市還是邊陲小鎮，各種藝術館、歌劇院、交響樂團、博物館、公共圖書館紛紛成立。
政府支出規模的大小是一種衡量政府作用大小的尺度。除幾次戰争時期之外，1800～1929年，美國的政府支出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從未超過12%。而政府支出的2/3都是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開支，大部分花在了學校教育和道路交通上。直到1928年，聯邦政府的支出才占到國民收入的3%。
人們常把美國的成功歸結為資源富足和幅員遼闊，當然這也是一部分原因，但絕不是關鍵的原因。如果是關鍵原因的話，我們又該如何解釋19世紀英國和日本的成功以及20世紀中國香港的成功呢？
還有人堅持認為，對於人煙稀少的19世紀的美國來說，不幹涉和有限政府政策是行得通的，但對於當今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社會來說，政府就必須發揮更大的、主導性的作用。持這種觀點的人只要在香港待上一個小時，便會放棄他的主張。
社會是我們創造出來的，我們可以塑造各種制度；當然，物質的和人的各種特性限制了我們的選擇範圍。但是，只要我們願意的話，沒有什麼能夠阻礙我們建立一個主要依靠自願協作來組織經濟活動和其他活動的社會，一個保護並擴展人類自由的社會，一個政府安分守己的社會，一個政府做我們的仆人而不是主人的社會。
本文摘自《自由選擇（珍藏版）》
擺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其思想淵源有二：一是我們早些時候，也就是1962年出版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二是與本書同名的電視系列片《自由選擇》。同名電視系列片所讨論的問題與本書完全相同（最後一章除外）……但是，由於節目時間所限，書中探讨的許多内容在電視節目中只能删掉或點到為止。因此，書中的内容系統性更強，也更加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