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美國基本公平的信仰，即相信我們生活在一個機會平等的國度，有助於把我們聯系到一起。至少那種信仰是一個美國神話，有力且持久。然而，越來越多的現實表明，那僅僅就是一個神話。當然了，也有例外；不過對於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而言，重要的不是那幾個成功故事，而是社會中底層群體的大多數人處境如何。比如說，他們跨入社會上層的機會有多少？如果美國真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國度，那麼一生成功的機會（比如說，最後能擠進社會上層的10%群體）對於一個出生在貧窮或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的人，和對於一個出生在富有、教育程度高並且社會關系廣的家庭的人，兩者應該是一樣的。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並且有證據表明情況越來越不是這樣。72根據經濟流動性項目（Economic Mobility Project）的統計，“家長受教育的程度與孩子未來的經濟、教育和社會情感等方面的結果密切相關”，這一點在美國比在其他那些更註重這方面結果的國家尤為突出，包括“老歐洲”的國家（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其他講英語的國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以及北歐國家（瑞典、芬蘭、丹麥）。73另外的許多研究也證實了這些研究結果。74
機會的減少伴隨著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事實上，不同國家都存在著這一格局——不平等越多，機會平等就越少。不平等持久存在。75但讓人尤感不安的是二者的這種關系對美國未來的預示：如果我們不採取一些措施的話，近年來這種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就意味著未來的機會將減少、不平等將增加。那意味著2053年的美國與2013年的美國相比將是一個更加分裂的社會，我們在隨後各章讨論的由不平等引發的所有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也會隨之變得更糟。
美國在社會底層和社會上層的表現尤為差勁：處於社會底層的人們極有可能一直待在底層，而處於社會上層的人們也極有可能一直待在上層，這種情況在美國比在其他國家更為明顯。如果機會充分平等的話，最底層1/5的群體中將只有20%的人的孩子會繼續留在那兒。丹麥基本上做到了這一點——繼續留在底層的只有25%。因階級劃分而背惡名的英國做得稍差一點（30%），也就是說這一群體中的人還有70%的機會向社會上層移動。然而，在美國向上移動的可能性明顯小得多（出生在底層群體的孩子只有58%的人能夠脫離這個群體），76並且當他們向上移動時，他們只能向上移動一點。最底層的20%群體中將近有2/3的人的孩子留在了最底層的40%群體——這比假如機會充分平等時的情況高出了50%。77同樣，如果機會充分平等的話，底層20%的人就能最後進入到上層的1/5群體。目前還沒有哪個國家實現這一目標，但是丹麥（14%）和英國（12%）仍然比美國（8%）做得好很多。同樣的道理，在美國，一旦一個人擠入了社會上層，他就更有可能一直留在那裡。78
還有很多其他方法來總結窮人所處的不利地位。記者喬納森·蔡特（Jonathan Chait）讓我們註意到來自“經濟流動性項目”的兩條最有說服力的數據以及來自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研究。79
·學習成績好的窮孩子比學習成績差的富家子弟更不容易大學畢業。80
·即便從大學畢業了，窮人家孩子的日子過得仍然不如低成就的富家子弟。81
這兩種情況都不足為奇：教育是成功的關鍵之一。美國給了社會上層的精英們可稱得上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但是普通美國人只能得到普通教育，尤其是數學，這個現代生活中很多領域的成功都離不開的科目，教學質量低於一般水平。這一點與中國（上海和香港）、韓國、芬蘭、新加坡、加拿大、新西蘭、日本、澳大利亞、荷蘭及比利時等國家的情況形成對比，那些國家在所有測驗（閱讀和數學）中的表現都顯著高於一般水平。82
美國教育機會不平等的一個明顯反映就是美國知名大學中的學生構成比例：大約只有9%的人來自於底層50%的人群，而74%來自上層25%的人群。83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構建了一副圖像，描繪了一個日益分裂的經濟和社會。這種分裂不僅體現在收入數據上，還體現在健康、教育、犯罪等各項數據——可以說，體現在衡量經濟和社會表現的每一項標準上。雖然父母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不平等直接造成了子女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但是機會的不平等甚至早在上學前就開始了——窮人在出生前和出生後直接面對的不同的生活條件、不同的營養和接觸那些會造成終身影響的環境污染物。84對於那些出生於貧困家庭的人來說，想要逃脫經濟學家所稱的“貧困陷阱”（poverty trap），簡直是太難了。85
即使這些數據顯示的是相反情況，但美國人依然相信機會的神話。佩尤基金會（Pew Foundation）做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10個美國人裡差不多有7個已經實現了或者有望在他們生命的某一點上實現他們的美國夢”。86即便是個神話，但相信人人都有一個平等的機會的確有它的好處：它激勵著人們努力工作。我們看上去都在同一艘船上，雖然目前有些人坐頭等艙，其他人坐統艙，但是下一次航行時，原來的艙位就可能被改變。這一信仰使得美國避免了一些歐洲國家所面臨的某些階級分化和緊張。同樣的，當現實逐漸為人所理解，當大多數美國人最後看出經濟博弈對他們不利，這一切都面臨著風險。疏遠開始取代激勵，社會凝聚開始被一種新的分裂取代。
近看上層群體：攫取了更大的一塊餅
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美國社會中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在上層、中層和底層群體都顯露出來。我們已經註意到中底層群體的狀況，這裡我們近看一下上層群體的情況。
如果說，今天那些掙紮著的貧困家庭得到我們的同情，那麼處於上層群體的人就越來越引發我們的憤怒。曾幾何時，當廣泛的社會共識認為上層群體是憑辛苦和智慧賺到了他們的所得，他們贏得了我們的欽佩。然而，在最近這次危機中，雖然銀行業損失巨大，但銀行高管們還是拿到了巨額獎金；公司裁員，聲稱支付不起工資，卻用省下來的錢增加高管的獎金。於是我們對他們的感覺由先前的欽佩變成了現在的憤怒。
公司高管（包括那些造成危機的人）的薪酬數字很能說明問題。我們先前描述了CEO與普通工人之間工資的巨大差距——超過了200多倍，這一數字大大高於其他國家（比如日本相應的比率是16：1），87甚至大大高於1/4世紀前美國自己的情形。88當年30：1的比率現在看來都覺得稀奇了。有一種觀點認為，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作為一個群體的CEO們，與普通工人相比，其生產率提高如此之多，以至於收入高出200多倍就合情合理了。事實上，對於這種觀點，現有的關於美國公司成功的數據不能提供支持。89更糟糕的是，我們樹立了一個壞榜樣，因為其他國家的企業高管正在效仿他們的美國同行。英國的高薪委員會（High Pay Commission）報告說，與社會其他群體相比，英國大公司的高管薪酬正走向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不平等水平（盡管當前這種差距只不過是20世紀20年代的狀況），90正如報告所指出的，“公司内部公平的薪酬很重要，它影響著生產率、員工敬業度和對我們企業的信任。而且上市公司的薪酬設置了一個先例，如果薪酬公然不是和績效挂鈎的或者獎勵失敗，那麼它就傳遞了錯誤信息，就是市場失靈的一個明顯症狀。”91
本文摘自《不平等的代價》
1%的少數群體雖然享受著最好的住房、最好的教育、最好的醫生、最好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樣東西是金錢買不到的，那就是意識到他們的命運是與那99%的大多數命運捆綁在一起的。縱觀歷史，這些1%的群體最終都會明白這一道理，只不過他們常常明白得太晚了。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通過走訪世界各地的普通人，與他們交流，發現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不滿的根本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這些國家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在很多方面都失敗了，並且二者都相當不公平。由此誕生出全球一個新趨勢——服務大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