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專欄文章所提出的理念及所做的分析有沒有對公共政策的制定及讀者的看法構成很大的影響呢？我們相信這些文章是有一定影響的，不過，往往是滞後的、迂回的影響。如果我們認為沒有影響的話，就不會饒有興趣地將當代問題付諸筆端，而且，也不會有興趣在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等方面提出改革意見。
知識分子喜歡誇大理念的影響力，因為他們的聲望是由理念的質量和獨創性決定的。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凱恩斯聲稱“有些實際的人，雖然認為自己在思想上不會受到別人的影響，卻往往會成為一些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對他們來說）不管是好是壞，真正危險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那些理念和想法”。
有些知識分子甚至期待，政治家、選民以及讀者會很快接受論述清楚而又具有說服力的立論分析。但在我們看來，在理念對政策及民意的影響方面，這是相當嚴重的錯誤認識。政治決策並非主要根據對觀點和理論做出理性評估後來做出的，而是在相互競争的特殊壓力集團和一般壓力集團之間，以務實的態度取得力量平衡之後的結果。當理念和實際利益發生沖突時，前者往往是英雄無用武之地。
國際貿易政策的制定很好地證明了利益對理念的勝利。兩個世紀前，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對專業分工和國際間的比較優勢進行了分析，經濟學家從此便普遍宣揚自由貿易的理念。但是，為了不讓進口產品和本國產品競争，大多數國家實行高額關稅和配額限制的政策。知識分子倡導自由貿易，但理念卻無法抵擋國内產業因為害怕外國競争而對政府所施加的政治壓力。
雖然如此，理念在長時間裡還是能對政策和民意造成很大的影響的，即使在短時間裡，理念在利益面前不堪一擊。如果利益集團認識到某些理念有利於增進其利益，就可能會接受這些理念。政治團體不可能公開承認：提倡某些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在犧牲他人權益的基礎上讓自己得到好處。雖然美國勞工聯合會（AFL）的強勢領袖薩缪爾·高普斯（Samuel Gompers）可以直陳工會和資方私下談判的目的不過是想獲得更多好處而已，但對謀求政治利益的團體來說，如此坦白會對其野心構成致命打擊。相反，他們的說辭必須讓人相信：幫助他們就是在支持國家。
因此，國内各產業從來不會公開稱，徵收關稅和實行配額是因為外國生產者更有效率；相反，他們會試圖說服選民：外國生產者是以不公平的方式來競争的，或者，進口外國商品會減少國内就業。還記得，佩羅（在1992年競選時）所提出的“巨大的吸食聲”（great sucking sound）論調曾打動了他的支持者，因為這些人害怕實施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後，美國的就業機會流向墨西哥，而這種擔心是全然錯誤的。
在政治權力的平衡過程中，有些團體實現了重大轉變，開始具有影響力。它們也許會發現某個學者數年前隨意提出的觀點有利於獲得公衆的更多支持，於是就將這些觀點重新包裝，然後宣揚推行這些觀點的時代已經來臨。雖然這些觀點或許能在獲取民衆支持上起到重要作用，但它們絕對不是權力平衡過程中發生轉變的根本原因，就如同專家出庭作證並不是造成原告和被告之間打官司的原因一樣。
本書所提出的建議有些是新的想法，而且經常被認為是“不切實際的”。但我們之所以把它們提出來，就是因為這些理念從長遠來看還是會造成影響的。我們並不認為政策趨勢會快速而輕易地得到急劇轉向，就算有充分的理由，轉向也不容易。但是，政治權力和思想潮流是會發生改變的，對當前政策做出大幅度改革的時機也終會到來。
對於本書提出的其他建議得到採納的可能性，我們同樣持長期的觀點。我們不會幻想實現以下事情的時機已經成熟：毒品合法化；修改憲法來取消聯邦法官終身制；根據反壟斷法全面引入工會；大幅度精簡政府規模；美國大學體育總會（NCAA）取消對大學運動員的限薪，等等。但我們相信，在將來，當現行政策的負面效果越來越明顯的時候，本書所提出的建議還是會被接受的。
本文摘自《生活中的經濟學》
這些文章以其紮實的經濟分析，與隨處可見的個人意見區別開來，廣受各個階層讀者的喜愛，經典不衰。通常，專欄所談論的當代問題，很快就會被遺忘。但是，加裡·貝克爾的這些文章，即使是讨論那些已經忘卻的問題，其分析也有助於學者、企業主管、經濟愛好者及其他讀者更深入地了解在經濟、社會以及政治等方面隨時出現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