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裡很早就是公認的學術權威，但十多年前，他毅然走上了一條全新的道路：開始從業“記者”。1985年初，加裡接到《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編輯西莫·紮克（Seymour Zucker）的電話，紮克問他是否有興趣為該週刊定期寫稿。此前，加裡從未給報刊或其他大衆期刊寫過只言片語，而且，他的著作和論文是專門寫給專業人士的，充斥著數學術語，所以我倆對紮克的邀請感到非常吃驚。
《商業週刊》希望加裡每隔三個星期為他們寫一篇專欄稿，和另外三位已同意寫稿計劃的作者輪著寫。他們是阿蘭·佈林德（Alan Blinder）、羅伯特·庫特納（Robert Kuttner）以及保羅·克雷格·羅伯茨（Paul Craig Roberts）。人們認為，這四個人當中，庫特納和羅伯茨的政治立場分別代表左派和右派，而佈林德和加裡則站在學術的中間立場，前者是中間偏左，後者是中間偏右。
對於這份邀請，加裡知道很多經濟學家會欣然應允，但他本能的反應是拒絕，因為他覺得為普通讀者寫稿可能會占用大量時間，何況他缺乏相關經驗，而且這可能會分散他從事諸多研究項目的精力。
那個時候，幾乎所有定期為報紙或雜志撰寫經濟評論的人都對宏觀經濟問題感興趣。這些議題包括：經濟將持續改善還是將進一步惡化而陷入衰退，失業率和利率在未來數月裡會出現何種變動，如此等等。但這些問題並非加裡研究的興趣所在，其部分原因在於，他認為經濟學在短期經濟波動的預測方面所能發揮的作用並不大。
因為上述疑慮，加裡起初並不願意為《商業週刊》賜稿，他最大的擔心是會失敗。除此之外，專欄稿要求不長也不短，必須剛好一整頁，這更容易導致他失敗。不少優秀作家說過，寫短文要比寫長稿難得多。佈萊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曾在1656年道歉說：“這封信寫得比平常長了些，因為我沒有辦法把它寫得短一點。”而從事學術寫作的人又是最會濫用版面空間的，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曾說過，教授們寫文章的時候，光是開場白就要用上5頁的篇幅。加裡對於學術界的這種傳統已經爛熟於心，因此他自認為無法在一篇800多字的專欄稿中就把自己的思想表達清楚。
於是，加裡徵詢了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泰德·舒爾茨（Ted Schultz）和斯蒂格勒三個人的意見，他們與加裡亦師亦友，均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裡認為，弗裡德曼會鼓勵他寫稿，因為弗裡德曼多年來一直在《新聞週刊》（Newsweek）上開專欄，極其成功；但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斯蒂格勒（他的密友之一）和舒爾茨兩人也都認為他應該接受邀請，不過，斯蒂格勒提醒他說，兩三年後可能就找不到好題目來寫了。
當然，加裡也徵求了太太吉蒂（Guity）的意見，她是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的歷史學副教授，也是對加裡的決策影響最大的人。她的想法是，為《商業週刊》寫專欄既是影響政府政策的好方法，也是向更多的人傳達思想的好途徑。為了安撫加裡畏懼失敗的情緒，吉蒂答應幫他審閱初稿，並提供修改建議，讓這些文章能產生更好的效果。
事實上，吉蒂對每篇專欄文章都數易其稿，她毫無保留地提出批評意見。在選題方面，尤其是與當前公共政策有關的題目方面，她提出了很多建議。因此，她被列為本書的合著者是名副其實的。雖然這些專欄稿是以加裡的名字發表的，但如果沒有吉蒂的鼓勵、批評和建議，這些文章可能就寫不出來了，就算寫出來，效果也會遜色許多。
1985年5月，加裡接受了紮克的提議，答應試試看。紮克表示，《商業週刊》也把這項計劃當成實驗，有可能中途擱淺。《商業週刊》主編斯蒂芬·謝帕德（Stephen Shepard）發來的合同規定，任何一方只要提前一個月通知對方，就可以終止這份合同。這樣的規定俨然不同於保護大學教授的無限期終身教職，它猶如一記警鐘，讓人清醒面對現實世界。
本文摘自《生活中的經濟學》
這些文章以其紮實的經濟分析，與隨處可見的個人意見區別開來，廣受各個階層讀者的喜愛，經典不衰。通常，專欄所談論的當代問題，很快就會被遺忘。但是，加裡·貝克爾的這些文章，即使是讨論那些已經忘卻的問題，其分析也有助於學者、企業主管、經濟愛好者及其他讀者更深入地了解在經濟、社會以及政治等方面隨時出現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