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關於民主，有些話不可信
農村選舉出現的一些亂象，成了某些人反對基層民主的原因。
其實，拆解開來看，出現一些紛亂是正常的，民主之路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賄選，是所有國家的選舉都不可避免的現象，因為每個人都希望通過有利於自己的人當權。選舉，最大的優勢是你可以贏一次，但不可能贏一輩子。如果上台後不為自己所轄的百姓謀利益，很簡單，下一屆他就不能當選了，小恩小惠能籠絡人一時，不能籠絡人一輩子。再退一步，籠絡別人而上台，也比靠強力上台要好得多。
至於地方選舉出現的暴力，需要公檢法機構的強力介入。違反《選舉法》，有暴力行為的，依法處理即可。其實，很多村民選舉出事的地方，都是當地黑惡勢力和地方公檢法機構勾結的結果，而不是選舉本身不正確。
因此，村民選舉的亂象，絕不能歸咎於農民素質低、不適合民主，這句話不可信。早在延安時期，農民就知道用黃豆粒來當選票。各地村民選舉所爆出的頗具創意的賄選方式，也說明農民的智慧高，而不是素質低。
退一步講，如果農民的素質低，民主試驗就應該從素質高的城市市民做起。其實，各大城市社區委員會的選舉，是城市基層選舉的雛形，白領階層為了維護自身基本權益而進行的合理、合法的選舉，完全應該獲得政府的支持，從而為城市的基層打下良好的自治基礎。可惜，很多社區的社區委員會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承認。在一個個高素質白領、管理人員組成的社區，物業、居委會和業主自己選的業主委員會争奪權益，甚至大打出手。其實，在正常的社會，三者有其一即可，最佳模式便是業主自己選的業主委員會。
還有一句不可信的話，那就是中國的國民性不適合民主。很多人信這句話，很多人將信將疑，很多人反對但苦無證據。
感謝台灣地區，鮮活地證明了“中國人的國民性不適合民主”是多麼荒謬的一句話。
2012年，我到台灣地區訪問，看到這個地方，倡導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而不是講究與天鬥其樂無窮；這個地方的孩子們都要背誦整部《論語》，而不是到成年後再通過電視聆聽未必正確的講解；這個地方最基層的細胞、最古老的美德從來沒有被刻意打碎，更沒有挑動至親之間的殘酷鬥争和無情出賣。
蔣介石敗走台灣後，吸取教訓，採取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卻也沒有像大陸一樣打倒地主和資產階級。這個過程有兩點值得註意：第一，保留了私有產權；第二，台灣縣級及其以下的基層選舉未中斷過。我在蔣經國紀念館，看到了蔣經國於1980年參加地方選舉投票的照片，那時，距離台灣開放報禁、黨禁尚有6年時間。我們總是盯著熱熱鬧鬧的台灣地區領導人大選，可沒有註意到台灣的基層民主其實一直沒有中斷過。
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托克維爾的這句擲地有聲的話，用在台灣再合適不過了。傳統的根基，基層民主的土壤，讓真正的選舉來臨之時民衆大抵知道該怎麼辦，盡管這個過程有喧嚣、有槍聲、有怒吼、有犧牲，但畢竟走過來了。
無論“總統府”裡的高官，還是大街上“引車賣漿者流”，均在品評國事而無須擔心，他們已經擁有了免於恐懼的自由。
和一位熟悉國際事務和台灣事務的長者喝酒時，我們都以為，正是台灣地區讓我們看到了希望，讓我們不再一味地對未來悲觀。
還有一句話，是說民主後可能天下大亂，中國折騰不起。笃信這句話的大有人在。
從歷史的視角看，的確是中央權威越強，社會越穩定，然而，歷史也已證明，威權是隨著執政者的代際更替逐漸遞減的。歷史上幾乎每個王朝，都難逃這一規律。於是乎，“威權遞減，貪污橫行，民怨翻騰，揭竿而起，進而改朝換代”成了不二的定律。
毛澤東看到了這一點。1945年7月初，在延安的窯洞中，民主人士黃炎培向毛澤東提出了如何跳出“歷史週期率”支配的問題。 毛澤東胸有成竹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澤東作為戰略家，這一判斷是正確的。在威權遞減的社會，只有通過選舉與監督，才可以形成良性的政府，才可以遏制既得利益集團的擴張。不是民主會讓中國亂，而是違反規律壓制民衆的應有權利會讓中國亂。
本文摘自《差距》
假如按照人口總量計算，中國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國；假如按照經濟總量計算，中國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國。可是，假如按照人均生產效率計算，那麼，中國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弱小國家；假如按照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來計算，中國在世界排名跌落到100 位以後。“落後就要挨打"，這道理現在很多人都明白，但為什麼會落後，真正懂的人不多。如何能改變落後的現狀，藥方也很多：科教興國、經濟建設、軍事強國等等。但這些沒有觸及根本的原因。中國為什麼是今日之中國？歐洲為什麼是今日之歐洲？日本為什麼是今日之日本？美國為什麼是今日之美國？在中國的強國之路上，我們的差距在哪裡？中華民族的複興之路，我們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