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60年，投機商吓到了每一個人，包括準備競選世界最有權勢的職位的美國總統候選人。肯尼迪誓言在當年10月恢複用黃金贖回美元，以回應投機商對美國信用的攻擊。
投機商看起來與常人並無二致，除了他們都抽古巴大個兒雪茄罷了。他們預期什麼東西價格要上漲，就會事先買入以圖獲利；反之，他們就會先賣掉再以低價買回。一些投機商主打股票，另一些主打債券，還有一些主打橄榄球超級杯大賽的門票（倒票的“黃牛黨”也是投機商的別稱）。
1960年10月，黃金投機商考驗了一把美國將美元維持在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的承諾。自1954年3月22日起，在有150年歷史的私人銀行羅斯柴爾德父子公司的倫敦總部，交易商之間就可以交易金塊了。［45］黃金的自由市場價格有時也被稱為倫敦黃金定盤價，它是每天由一些聚集在羅斯柴爾德父子公司董事會會議室的交易商，在懸挂在木闆牆上的18世紀羅斯柴爾德家族祖先肖像的註視下，經由拍賣程序確定的。［46］該價格的確定體現了金塊供需的平衡，供需兩方的單子都是從全世界的投資者、金礦、央行那裡傳遞到交易商手中的。
美國財政部將倫敦黃金定盤價穩定在每盎司35美元上下不超過幾美分的水平。如果存在超額需求就出售黃金，如果有超額供給就會入市買入黃金。1960年10月20日，再有兩個星期就要總統大選了，投機商推測美國可能會放棄在自由市場上出售黃金的承諾，故而向倫敦交易商下達了無數買單，出乎所有人預料的是（當然投機商除外），金價蹿上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47］
在金價暴漲那天，保羅R26;沃爾克正坐在其大通曼哈頓的辦公室裡。之前兩天，他觀察到金價突破了35.08美元，在那個水平上美國財政部應該履行兌換黃金的承諾了。［48］他覺察到美國信用正經受考驗。從以往來看，在這個水平上金價往往會下跌，因為私營機構（金礦企業和外國銀行）會出售黃金，他們堅信美國財政部會守住35美元的防線。這些私營機構出售黃金的舉動，實際上為金價制造了上限，而無須財政部出售黃金。
一位同事在門口把頭探進沃爾克的辦公室，似乎預感到了未來即將發生的事情。他說：“金價到40美元了。”保羅盯著同事面如土色的臉龐說：“不可能，你是說35美元40美分吧。”［49］沃爾克甚至覺得每盎司35.4美元已經對美國的聲譽構成嚴重的打擊了，這個價格的出現就意味著美國未能履行義務。之後他們馬上查看最新報價。1960年10月20日的投機性購買狂潮，實際上已經把價格揚升到了每盎司40美元這一前所未有的水平。
盧薩曾教育沃爾克以及其他曾在紐聯儲工作的同事們一個道理，即美國兌換黃金的承諾就如同民衆追求幸福一樣至關重要。他還建議肯尼迪在競選時打出許諾美元不貶值的招牌。［50］報紙媒體的報道後來追溯到了投資購買的源頭所在。“大量黃金需求來自歐洲大陸，特別是蘇黎世……瑞士的銀行家曾建議外國客戶用那裡的存款購買黃金。”［51］這些報道被那些神秘的“侏儒”蘇黎世銀行家指責為徹頭徹尾的捏造，他們要捍衛自己的財富。但蘇黎世銀行家和投機商的說法很顯然並不可信。
每盎司的金價從35美元漲至40美元，這意味著美元相對於黃金不值錢了——用術語說就是貶值了。此時用美元購買1盎司黃金就要多付出5美元。《紐約時報》的編輯用一句《聖經》中耶利米哀歌式的語言告誡公衆：“我們都應盡力認真思考倫敦黃金市場傳遞給了我們什麼樣的警示信息。”［52］
羅伯特R26;特裡芬是耶魯大學的國際貿易專家，他竟然主張以刑事罪起訴美國。［53］他說：“美元蠻橫無理地貶值……將對這個國家的人民構成犯罪，也是對承認美國金融領導地位且相信美元價值的友邦的犯罪。”
理查德R26;尼克松在與肯尼迪競選總統時，也大加使用野蠻的幫派伎倆。［54］“美國不能容忍自貶貨幣。”對相關各方來說，什麼都沒有保持全球金融新體系穩定來得重要。
沃爾克相信美國能夠履行維持佈雷頓森林體系的道義責任，維持“每盎司黃金35美元的神聖價位”。［55］但他也認識到，貶值的後果超越了道德範疇。當時謠言四起，說肯尼迪的父親約瑟夫R26;肯尼迪告訴兒子：“貨幣價值堅挺，國家才能強大。”［56］也許正因為此，肯尼迪在列舉維持美國國際聲望的決定性力量時，半開玩笑地把強勢貨幣列在了軍事實力之前。他說：“英國有核武器，但英鎊很弱，所以英國才被欺負得團團轉。”［57］
沃爾克還記得大通曼哈頓銀行總裁喬治R26;錢皮恩說起對訪問的一個東南亞國家的印象：“該國貨幣堅挺……所以是一個值得信賴的國家。”［58］這一全方位的概括把一國的貨幣與其聲望緊密聯系在一起，在沃爾克頭腦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他其實也挺了解經濟史的，1914年前，英國統治世界所憑借的正是強勢的英鎊。
沃爾?對肯尼迪維持美元金價在35美元水平的誓言大加贊賞。但他也知道，如果僅說說而已，是無法阻止投機行為的。奧斯卡R26;莫根施特恩教育他說，經濟學家對很多事情不甚了了，甚至一無所知，但有一樣除外。經濟學家知道得最清楚，即決定價格的是供給和需求，而不是靠口頭上說說。當時投機商的購買行為（需求）推高了金價，而且只要投機商懷疑美國不能源源不斷地按每盎司35美元的價格向市場上供給黃金，金價就會持續攀升。沃爾克再清楚不過了，引發市場疑慮、造成1960年10月20日黃金炒作狂潮背後的根源，就是美國脆弱的國際收支。
投機商研判國際收支與賭徒分析賽馬情勢並無二致。國際收支記錄反映了一國的進出口狀況，也決定了外匯市場上對該國貨幣的供求。如果美國人想從日本進口電視機或從德國進口收音機，就要將美元換成當地貨幣用於支付。當德國人或日本人想購買美國飛機或到紐約證券交易所投資，就需要用本國貨幣換來美元以達成購買或投資。如果美國出現國際收支赤字，就意味著美國對日本索尼電視和德國藍寶收音機的需求，超過了日本和德國對美國波音飛機和通用電氣公司股票的需求，其結果就是美元在國外越積越多。
國際收支赤字預示著麻煩的到來。
1959年12月，美國驕傲地擁有價值達195億美元的黃金儲備，這一數量與14年前的1945年末一樣多。［59］然而，不出9個月，到了1960年9月，也就是投資狂潮爆發前一個月，美國的黃金儲量減到187億美元，減少了差不多10億美元。［60］《華爾街日報》對截至1960年9月21日那一星期金價的跌勢作了如下報道：“自1931年以來的最大單週下跌。”［61］該報對金價下跌根源的解釋是“美國針對全世界持續的國際收支赤字”。［62］
外國人手中的美元超過了其所需的數量，所以歐洲和亞洲的中央銀行都將多餘的美元送回給美國財政部，雖客氣但也很堅決地請求將美元兌換成黃金。根據《佈雷頓森林協定》，這些國家有權要求美國這樣做。
對肯尼迪可能在大選中擊敗尼克松的推測，加劇了投機商對美國國際收支問題的擔憂。根據媒體報道，歐洲的中央銀行家把這場黃金投機炒作，歸因於市場預期“肯尼迪參議員即將贏得大選……而且肯尼迪獲選將導致通脹在美國卷土重來”。［63］通脹意味著價格上漲，美國貨物在國外的競争力下降，從而使美國的出口下降，加劇國際收支赤字問題。不僅投機商針對肯尼迪的經濟政策展開了推測，他的經濟顧問班子也支持採取提高通脹水平的政策，以達成另一個目標：充分就業。
保羅R26;薩缪爾森是肯尼迪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方面的導師，他剛剛與麻省理工學院的同行羅伯特R26;索洛（他也與薩缪爾森一樣，後來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合作完成了一篇文章，提到如果一國容忍通脹的上升，就可降低失業率。［64］在一代學人眼裡，通脹與失業之間此消彼長的關系是主流經濟學的指導原則。後來，這個信條遭到了“貨幣主義學派”開創者米爾頓R26;弗裡德曼的攻擊，並被指應對不斷加劇失控的通脹負有責任。但在1960年，薩缪爾森的言論不僅主宰了主流經濟學，也當然為年輕的總統候選人所信服。
肯尼迪當選總統之後，薩缪爾森高度評價盧薩的能力，向總統推薦其擔任主管貨幣事務的財政部副部長。肯尼迪當時也在尋找擔任財政部長的人選，他說：“如果這個人能力這麼強，為什麼我們不給他財政部一把手的職位呢？”［65］薩缪爾森說：“不行，他太年輕了。”薩缪爾森的話逗樂了肯尼迪，他說，可是盧薩才比我年輕一歲呀。當然，肯尼迪最後還是遵從了薩缪爾森的意見。［66］
對通脹的預期使黃金投機商更壯了膽量，迫使肯尼迪承諾忠實維護美元價值。他任命盧薩擔任財政部這一關鍵職務以平息市場投機。盧薩在紐聯儲歷經磨煉打造的反通脹口碑，與肯尼迪信守《佈雷頓森林協定》的諾言一拍即合。
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盧薩反對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中，薩缪爾森陣營所提出的用溫和通脹政策實現充分就業的主張。那時，沃爾克已開始以經濟學家的身份為盧薩工作了。他回憶道：“在財政部，我們有兩大敵人：一是國務院，他們不希望國際收支問題影響外交政策；二是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他們不希望國際收支問題影響國内政策。我們的回旋餘地很小。”［67］
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設在白宮隔壁的行政樓裡，其中有三位總統任命的成員，再加上一個約20位從學術界停薪留職來就任的經濟學家組成的團隊。在那些年裡，裝點該委員會門面的是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包括耶魯大學的詹姆斯R26;托賓、斯坦福大學的肯尼斯R26;阿羅，還有薩缪爾森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同事羅伯特R26;索洛。這些經濟學家相信他們能推動實現充分就業，就像物理學家們笃信自己能讓人類登上月球一樣。
盧薩推動了一項總統任命，讓沃爾克擔任具體負責貨幣事務的副財長幫辦，這樣一來，沃爾克就成為財政部對付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馬前卒。［68］沃爾克覺得自己就像一個職業棒球聯賽的新秀，剛一出道就要跟紐約揚基隊1927年賽季那樣歷史上最輝煌的陣容去較量全壘打，而他能揮舞的球棒不過就是莫根施特恩教給他的懷疑論。
沃爾克回憶道：“他們的做法聽起來簡直太容易了，按兩次鍵，程序就能彈出充分就業的結果。公式是發射火箭用的，但對人的行為就不一定管用。我至今還記得當年坐在哈佛的教室裡聽（財政政策專家）阿瑟R26;斯密西斯講道：一點點通脹有利於經濟增長。此後我唯一能記住的就是大腦中一直閃現著的一個像是黃色警示牌一樣的東西，上面寫著‘胡說八道’四個字。我真不知道它來自何方……但那種想法總是揮之不去。”［69］
本文摘自《保羅-沃爾克和他改變的金融世界》
保羅-沃爾克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美聯儲主席，對美國和世界經濟影響最大的金融泰鬥之一。
這位“溫柔的金融巨人”身高逾兩米。比身高更突出的，是他輝煌傳奇的職業生涯：20世紀70年代，應對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和美元危機；70至80年代中，在美聯儲主席任上，成功制服惡性通貨膨脹；2009年，應奧巴馬之請再度出山，應對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自1963年以來，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他被六位總統委以重任。
尤其在上世紀80年代，沃爾克成功馴服高達兩位數的通脹怪獸，創造了“沃爾克奇迹”，為美國此後的經濟繁榮增長奠定了穩固基礎，被譽為“過去20年裡美國經濟活力之父”。
更為寶貴的是，他剛正耿直，堅毅執著，忠於公共利益，不迎合任命他的總統。沃爾克罕見地不謀求聚斂個人財富，他放棄投資銀行提供的高薪，長期過著算得上是清貧的生活，其高貴、正直和獨立的品格倍受世人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