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夏天，我懷上了第一個孩子，那時，我正在負責管理谷歌公司的線上銷售與運營團隊。我是在3年半以前加入谷歌公司的，當時它剛剛起步，前景模糊，員工不過100多人，在一棟破爛的寫字樓裡辦公。
這次懷孕很辛苦。一般只在頭三個月才會發生的晨吐，我在孕期的每一天都在經歷。這期間我的體重增加了差不多70磅，雙腳腫脹得大了兩個碼，形狀變得很怪異，而且我只有將腳搭在咖啡桌上才能看到它們。一位頗具幽默感的谷歌工程師說，我正在醞釀一個“巨鲸”項目。
一天早晨，在對著馬桶吐了半天之後，我開車趕去見一個重要的客戶。谷歌的快速成長導致員工的停車問題成了大麻煩，通常我能找到的停車位都相當偏遠。我以孕婦“沖刺”的速度穿過公司停車場，胃裡越發感到惡心。進入會場時我不停地祈禱：待會兒從嘴裡冒出來的，除了與銷售業務相關的内容之外，千萬不要有別的什麼東西。那天晚上，我向丈夫戴夫（Dave）大倒苦水。當時還在雅虎公司工作的戴夫告訴我，雅虎在每座辦公樓前都為公司的準媽媽們專門預留了停車位。
第二天，我擺起了示威的架勢（其實就像是鴨子那樣搖搖擺擺），走進了谷歌的兩位創始人拉裡·佩奇（Larry Page）和謝爾蓋·佈林（Sergey Brin）的辦公室。只見地闆上到處散落著玩具、小零碎和衣服。在房間的角落裡，謝爾蓋正努力地保持著一個瑜伽姿勢。我大聲地向他們聲明：公司需要孕婦停車位，而且越快越好！他擡起頭看看我，立刻就同意了，還說他以前從來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直到今天，我仍然覺得難為情，因為只有在親歷了孕期雙腳的腫痛後，我才意識到公司需要為孕婦預留停車位。作為谷歌的女性高管之一，我難道不是更有責任去考慮這個問題嗎？但是，和謝爾蓋一樣，我壓根兒就沒想到過這些。公司裡其他的準媽媽們對於這種情況，肯定都是在默默忍受，卻從沒想過要求特殊待遇；或者說，也許她們缺乏自信或自認為沒有資歷去要求解決這個問題。然而，如果高層管理人員中有一個孕婦（哪怕看起來像頭巨鲸），情況就會有所不同。
在今天的美國和發達國家，女性的境況是有史以來最好的。我們站在從前女性的肩膀上，理所當然地享受著她們曾為之奮鬥的一切。1947年，我多年的良師益友拉裡·薩默斯（Larry Summers）的母親安妮塔·薩默斯（Anita Summers）被標準石油公司（the Standard Oil Company）雇用了。當她入職時，老闆對她說：“我很高興雇了你,因為我花更少的錢得到了一樣聰明的好員工。”她當時對此深表感謝，甚至還覺得有點兒受寵若驚。說她和男人一樣聰明已然是莫大的贊美，再要求與男人享受同樣的薪酬則是難以想象的事。
現在，如果拿我自己的生活與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女性相比，我會覺得自己很幸運。目前，還有不少國家拒絕給予女性基本的公民權利，世界各地大約有450萬名女性仍受困於性交易。1在阿富汗和蘇丹等國家，女孩幾乎沒有可能接受教育，妻子被看作是丈夫的私有財產。女性如果遭到強奸，依照慣例會被趕出家門，因為她會讓家族受辱；一些遭遇強奸的女性甚至還會因“道德犯罪”的罪名被送進監獄。2比起這些國家的姐妹們，我們已經領先了幾百年。
當然，實際情況也許更糟，但這不應阻止我們採取行動讓世界變得更好。當一部分婦女參政者上街遊行時，她們都在設想實現一個男女真正平等的世界。幾十年後，我們仍然在努力嘗試將這個願景看得更清楚。
現實的真相是，世界仍然由男性在掌控。這就意味著，當要對這個世界做出真正有影響力的決策時，女性的聲音並沒有得到平等的對待。在195位國家首腦裡，只有17位是女性。3在世界各國的議會中，女性只占20%的席位。4 2012年11月的美國大選中，女性贏得了比以往更多的議會席位，這個比例上升到了18%。5在中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女性人數占21%。但是，6這些數字離50%都還很遙遠。
在全世界範圍内，企業領導層的女性比例就更低了。財富500強的首席執行官裡僅有4%是女性。7在美國，企業主管人員和董事會中女性分別約占14%和17%，十多年來這個比例都沒有什麼變化。8對有色人種來說，這種差距更懸殊，女性僅占企業高管的4%、董事會席位的3%、議會席位的5%。9在中國主要的上市公司裡，企業董事會中的女性占8.5%，而擔任董事會主席的女性不到4%。10
薪酬待遇方面的改善也同樣遲緩。1970年，美國女性與男性同事的薪酬比是0.59∶1。到2010年，女性的抗議、奮争以及努力工作的結果使得這個比例上升到了0.77∶1。11正如2011年馬洛·托馬斯（Marlo Thomas）在同酬日（Equal Pay Day）上所說：“40年來，薪酬只增加了18美分，而一打雞蛋的價格漲幅卻是它的10倍。”12與許多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相反，中國的性別收入差距在過去幾十年裡有所擴大，其城鎮女性職工目前的平均收入比男性低26%。13在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女性平均收入比男性低16%。14
我一直以最近的距離觀察著這些令人沮喪的現象。我1991年從大學畢業，1995年從商學院畢業，畢業後在我從事的每一份入門級工作中，我的同事們在性別比例上都很均衡。然而，我也發現高層領導者幾乎都是男性，我認為這是對女性的傳統歧視所造成的結果。公認的”玻璃天花闆”開始破裂，幾乎每個行業裡的情況都是如此。我相信我們這代人能夠實現男女平等地分享高層領導席位，這只是時間早晚的事。但每過一年，我身邊女同事的數量就會減少一些，漸漸地，我成了房間裡唯一的女性。
成為唯一的女性高層管理者，這會引發讓人難堪卻又頗有意義的一些狀況。在我作為首席運營官加入臉譜網兩年後，公司的首席財政官突然離職，於是我不得不參與完成一項融資工作。由於之前一直從事運營而非財務方面的工作，所以籌集資金的過程對我來說既新鮮又有些讓人害怕。我和我的團隊飛往紐約，初步接觸和遊說私人股本公司。我們第一次開會的地點和電影裡的辦公場景相差無幾：會議室内的辦公家具精美，通過落地窗還能一覽曼哈頓的美景。我概括地介紹了公司的業務，並回答對方提出的問題。一切都進展得很順利。然後，有人提議休息幾分鐘。於是我問合作夥伴，女士洗手間在哪兒。他很茫然地盯著我，看來這問題把他給問住了。我又問：“你在這兒工作多長時間了？”他回答：“一年。”“難道我是一年中來到這裡談生意的唯一女性嗎？”“我想是的，”他說，然後又補充道，”或者說你是唯一一個必須使用女士洗手間的人。”
我參加工作已經20多年了，情況依舊沒有什麼改變。是時候面對現實了，我們的革命停滞不前，15允諾平等並不等於真正的平等。
在一個真正平等的世界裡，國家與企業的管理者中有一半是女性，家庭事務的主持者中有一半是男性。我相信這將會是個更好的世界。經濟學理論以及關於多元化的不少研究都顯示，如果我們能將人力和人才資源進行整體分流，那麼將會帶來更好的工作業績。沃倫·巴菲特很坦誠地說過，他之所以能取得這麼大的成功，原因之一在於他只需要和這個國家的一半人口——男性進行競争。我們這一代人中的巴菲特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享受著這個優勢。當參加賽跑的人越來越多，就會有更多的紀錄被打破，而這樣做的益處不僅在於個人取得的成就。
2011年，萊曼·古博韋（Leymah Gbowee）因引領利比裡亞婦女推倒獨裁者的抗議運動而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獲獎的前一晚，她參加了在我家舉辦的新書聚會，我們專門為她慶祝她的自傳《我們女人力量大》（Mighty Be Our Powers）一書的出版。但是，那晚的氣氛很冷清。一個客人問她，美國女性怎樣才能幫助像利比裡亞那樣遙遠的國家中正飽受戰争的折磨和掠奪的女性。她的回答很簡單：“讓更多的女人獲得權力。”萊曼和我的背景有極大的差異，但我們的觀點卻不謀而合。當更多女性進入領導階層、用有力的聲音表達她們的需求與關註時，世界上所有女性的處境也將隨之得到改善。16
問題顯而易見：怎麼做？我們怎樣才能拆除阻止女性進入社會高層的壁壘？在專業領域裡，女性面臨著真正的障礙，包括公然或隐性的性別歧視、差別待遇和性騷擾。極少有公司能夠提供彈性工作制的崗位，讓那些在撫養孩子的同時又追求事業發展的女性抽出必要的時間照顧孩子、休產假；而且，女性找到合適的人生導師和贊助商也需要時間，男性在這方面則比女性更輕松。事實上，這二者對個人事業的發展有著難以估量的價值。除此之外，女性需要比男性花費更大的精力去證明自己。這可不是在想當然。2011年麥肯錫的一項報告指出，男性的晉升基於其自身的潛力，而女性的晉升則是基於其已獲得的成就。17
除了社會豎起的外部障礙之外，女性還為存在於自身的障礙所影響。由於缺乏自信、不敢争取表達的機會、在應該前行時往後退。是的，我們總會或多或少地讓自己退縮，我們將一直以來接收到的負面信息内在化了：女人說話坦率是錯誤的，女人有進取心是錯誤的，女人比男人權力更大也是錯誤的。於是，我們只有降低對自己取得的成就的期望值。我們繼續包攬了大多數家務，孩子也通常由我們來照顧。我們為了另一半，甚至為了備孕而在事業上做出妥協。與男同事相比，我們更少渴望獲得高層管理職位。我並不是在列數其他女性的錯誤，這些彎路我都走過，而且我現在仍然會犯同樣的錯誤。
我已經說過，克服上述的内在障礙便是女性獲得權力的關鍵。有人會認為，只有破除了制度的障礙之後，女性才能跻身高層。這說到底是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雞”是指，女性一旦實現了領導者的角色，就能夠擺脫外部障礙。我們可以徑直走進老闆辦公室，提出諸如設置孕婦停車位等合理要求。更重要的是，我們自己就可以成為老闆，確保所有女性的需求都能得到滿足。“蛋”是指，我們首先要消除那些阻礙女性成為領導者的因素。這兩者都是對的，我們沒有必要陷在哪個在先或是哪個更重要的哲學辯論中，而是要達成共識，同時在兩條戰線上並肩作戰。我既鼓勵那些忙於前者的女性，也完全?持那些為後者而努力的女性。
實際上，女性内在障礙的影響很少被談及，而且常常被人們一筆帶過。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總是聽到女性談論工作環境中的男女是如何不平等、事業與家庭如何難以兼顧等。不過，我卻很少聽到讓她們猶豫不前的原因。這些内在的障礙理應得到更多重視，因為這是我們可以控制的因素。今天，我們有能力拆掉自身的障礙，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行動。
我從沒想過自己會寫書。我不是學者、記者或社會學家，但我曾與許多女性交談、了解並分享我們彼此的糾結，認識到我們的收入並不充裕甚至還在下滑，因此我決定坦率地表達心聲。本書第1章列舉了女性面對的挑戰，此後每章集中談論一個我們所能做出的調整或改變，包括：增強自信（“往桌前坐”），讓我們的伴侶多分擔些家務（讓你的另一半成為真正的“人生搭檔”），而不是勉強自己去達到難以實現的標準（“全能女人”是個神話）。我不會誇口我能提供完美的方案來解決這些深刻而複雜的問題，我所依賴的是學術研究成果、真實的數據、自己的觀察以及多年來的經驗教訓。
這本書不是一本回憶錄，盡管裡面有很多我自己的故事；它不是一本勵志自助書，盡管我真心希望它能夠幫助讀者；它也不是一本關於職業生涯管理的書，盡管我在書中提出了一些這方面的建議。它更不是一部女性主義宣言……好吧，它有點像，但我希望它不僅能夠激勵女性，同時也能激勵男性。
不管這是本什麼樣的書，我都想寫給那些希望進入高級管理層或是竭力追求自己人生目標的女性，不論她們處於怎樣的事業階段——剛剛起步，或是暫時休息但也許某天還會重返職場。我也想寫給那些想要理解週圍女性（女同事、妻子或是姐妹）所面臨的困難、願意為推動世界平等貢獻力量的男性。
這本書充分支持積極進取的女性，支持雄心勃勃地追求自己人生目標的女性。我相信增加擁有權力的女性數量是實現真正平等的必要元素，但我並不認為成功或幸福只有一種定義。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想要事業，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想要孩子，也不是所有的女人兩者都想要。我從不主張我們應該擁有同樣的目標。許多女性沒有興趣追求權力，不是因為她們缺乏進取心，而是因為她們已經過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很多人之所以能夠做出一些對世界有重要貢獻的事，正是因為他們心中有愛。我們必須詳細地規劃自己獨特的人生航線，為我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和夢想制定恰當的目標。
我很強烈地意識到大多數女性並沒有試圖獲得領導地位，而是努力在為生計奔波，並兼顧家庭。書中談到了一些幸福的女性，她們足夠幸運，能夠自由地選擇工作崗位、工作地點和時間。書中還有些内容則適用於女性在任何工作環境、社區和家庭裡都會面臨的情況。如果我們能夠成功地讓更多女性在最高層發出聲音，那麼我們將為所有的女性提供更多的機會，為她們争取更加公平的待遇。
許多人尤其是一些在商界工作的女性，都勸我在公共場合談論這些話題時要謹慎。當我最終還是坦率說出自己的觀點時，一些人對此表示不滿，其中有男人，也有女人。他們認為，我過於關註女性自身的改變、鼓勵她們積極進取，這會顯得我好像在為目前的制度和社會風俗開脫責任。更糟的是，這些人因為我“責備受害者”而對我大加譴責。批評我的人會說，我之所以更容易“進取”是因為我有資本獲得任何我所需要的幫助，所以，我有什麼資格給那些身處環境與我截然不同的女性提供建議呢？
我過去聽到過這樣的批評，將來還是會聽到，而且還會有更多的批評。然而，我仍然希望人們能夠實事求是地判斷我所傳達的訊息。這些問題是具有普遍性的，而且我們社會應有的變化也遲遲沒有實現。是時候去鼓勵更多女性實現自己的夢想，鼓勵更多男性在工作中、在家庭裡給女性以支持了。
我們可以重新點燃内心的革命之火。如果人人都去努力，世界就會往更平等的方向發展。如果每個女人都能夠更加積極進取，我們就離“真正的平等”這個宏大的目標又近了一步。
本文摘自《向前一步》
作為全球最成功的女性之一，謝麗爾·桑德伯格在本書中深刻地剖析了男女不平等現象的根本原因，解開了女性成功的密碼！她認為，女性之所以沒有勇氣跻身領導層，不敢放開腳步追求自己的夢想，更多是出於内在的恐懼與不自信。她在書中鼓勵所有女性，要大膽地“往桌前坐”，主動參與對話與讨論，說出自己的想法。同時，她還為女性提出了如下成功密碼，激勵女性勇於接受挑戰，滿懷熱情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