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經濟學的一個新興分支，行為經濟學在過去幾十年裡的發展可謂勢不可擋。該領域的學者將經濟學和心理學融為一體，而他們最關註的則是人類判斷與決策過程中的系統性偏差。正像斯坦福大學已故心理學教授、行為經濟學奠基人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Tversky）經常說的那樣：“別人研究的是人工智能。我呢？我研究的是人性的愚蠢。”
20 世紀80 年代初，我開始正式講授“行為經濟學”課程。當時還很少有人聽說過這門新興學科，為了吸引更多學生報名聽課，我面對的第一個挑戰就是給這門課程杜撰出一個標新立異的名稱。最終，我決定把這門課稱作“抛棄理性選擇”（Departuresfrom rational choice）。很自然，當時的行為經濟學課程還找不到任何標準講義。經過再三思考，我決定把全部課程内容歸屬於如下兩個標題：“有悔偏離理性選擇”（Departures from rational choice withregret） 和“ 無悔偏離理性選擇”(Departures from rational choice
without regret)。
關於第一個標題“有悔偏離理性選擇”，我列舉了人們容易犯的多種系統性認知錯誤。例如，盡管標準的理性選擇模型認為人們會忽略沉沒成本，即在作出決策時已發生且無法補償的成本，但這種成本卻往往以明顯的方式影響我們的決策。
假設你正打算離開家到50 英裡（約80.47 公裡）以外的地方去看一場體育比賽或者音樂會，就在此時，一場意外的大雪不期而至。如果你手裡的門票不能退款，那麼，你最終是否會開車出發，就不再取決於門票的價格了。
不過，和一個拿免費門票的球迷或是音樂迷相比，一個同樣癡迷並且為這張門票掏了100 美元的人，顯然更有可能頂著大雪，冒險前去助陣。後者或許就會遭遇認知失誤。通常，一旦人們意識到自己的決策是建立在這種偏差基礎之上，他們就可能會感到後悔。
“無悔偏離理性選擇”，則是指當事人對偏離標準理性選擇模型的後果不會後悔。
“最後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中動議者提出單邊倒策略。在這個博弈中，實驗者交給其中的一個實驗對象一筆錢，比如100美元，然後讓他提出一個在自己與另一實驗對象之間分配這筆錢的比例。如果後者接受前者的提議，雙方就可以按這個比例分到錢。
比如說，第一個人提議“我拿60 美元，你拿40 美元”，後者接受，兩人都會有所收獲；但是，也有可能出現一種令人糾結的結果：後者拒絕前者的提議，這100 美元由實驗者收回，雙方都會空手而歸。
按照標準的理性選擇模型，前者將提出單邊倒的分配方案，譬如自己拿到99 美元，對方只拿到1 美元，因為他知道，只要有所收獲，就總比一無所獲更符合對方的利益。但人們很少會作出按照標準的理性選擇模型，前者將提出單邊倒的分配方案，譬如自己拿到99 美元，對方只拿到1 美元，因為他知道，只要有所收獲，就總比一無所獲更符合對方的利益。但人們很少會作出這樣的提議，即使有人提出，也會毫無例外地遭到拒絕。而且，拒絕這種一邊倒式提議的對象很少對自己的決定表示後悔。
我的康奈爾大學前同事迪克·塞勒（Dick Thaler）與凱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2008 年合著了《助推：事關健康、財富與快樂的最佳選擇》（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and Happiness）一書，在這本轟動全球的暢銷書中，他們羅列了這種認知失誤導致人們誤入歧途的諸多方式，以及政策制定者如何構建更有利於提高決策質量的環境。他們在書中提出的每個觀點和建議都讓我深受啟發。
但自始至終，我都堅信無悔偏離理性選擇會帶來巨大的社會成本。原因很簡單，某個人一旦認識到自身存在認知失誤，他就有主動改變行為的願望，而且也有這方面的能力。相對而言，其他人沒有辦法，也沒有動機改變這些並不令他們感覺後悔的行為，即使這種行為會帶來巨大的社會成本。
再回到我們的假設：按照理性選擇模型設定的標準，任何事物帶來的滿足感，最終都取決於它的絕對質量。但一套職業裝所帶來的效用顯然不是這樣。假設幾個條件基本相近的求職者競聘一家投資銀行的同一個崗位，而你就是其中之一。毫無疑問，在參加面試時儀表得體、穿著恰當，肯定會幫助你取得更好的成績。儀表得體是相對而言的，就是說你的儀表比其他求職者更得體；假如你在面試中身穿價值2 000 美元的職業裝，而其他應聘者的套裝只有500美元，那麼，面試官對你的第一印象有可能更好，你也更有優勢。
當個體的優劣取決於他在同類中的相對排位時，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理論中對有效性的一切論斷都將黯然失色。這個規律不僅適用於面試，任何時刻都概莫能外。盡管斯密的很多當代信徒依舊鬥志昂揚，但現實讓他們大失所望：不受管制的市場力量已無力引導自?的個體行為服務社會公共物品。相反，獨具慧眼的自然學家查爾斯·達爾文卻告訴我們，個體利益往往會招致“軍備競賽”的巨大浪費。
比如，達爾文認為，雌孔雀偏愛在開屏時更漂亮的雄孔雀，因為在雌孔雀看來，雄孔雀漂亮的尾羽是一個強烈的信號，表明它擁有更強健的免疫系統，而且可以把這種能力遺傳給後代（由於代謝方面的原因，身上攜帶大量寄生蟲的雄孔雀很難支撐較長的彩色尾羽。——譯者註）。但達爾文也發現，漂亮且炫耀的尾部羽毛會讓雄孔雀更容易招來捕獵者，因此在物種生存角度上是多餘的。假如所有雄孔雀的尾羽都減小為原來的一半，那麼，每只雄孔雀都可以像原來那樣吸引同一只雌孔雀，而且每只雄孔雀招致天敵襲擊的概率也比原來小多了。但任何一只孔雀都不會因為擁有漂亮的尾羽而後悔，如果開屏不夠漂亮，它們求偶成功的機會就會大為縮小。同樣，如果所有求職者都選擇2 000 美元的服裝，他們獲取預期職位的可能性自然不會高於全部選擇200 美元套裝時的概率。但任何人都不會因為選擇了更貴的服裝而後悔。
和“軍備競賽”一樣，這些都屬於所謂的“集體行為”，這些行為與認知失誤沒有任何關系。人們為求職而購買昂貴服裝，與國家在軍事裝備上的過度開支，都出於同樣的原因。由此，在獨立行動的前提下，任何人或者任何國家都不會因為減少開支而獲利。
相比之下，在個體因認知失誤而遭受損失時，他們既不缺乏減少損失的動機，也不缺少降低這種損失的能力。比如說，他們可以尋求更多的附加信息，或是利用專業人員為他們提供建議。他們可以通過簽訂契約減少自己犯這種錯誤的可能性。
集體行為問題招致的損失不僅是個體難以彌補的，也遠遠超過認知失誤造成的損失。通過對稅收政策實施非幹預性的變革，即可消除集體行為問題招致的很多重大損失。在此過程中，我將繼續堅持自己的預言：百年之後，經濟學家更有可能將查爾斯·達爾文為經濟學的鼻祖，而不再是亞當·斯密。
本文摘自《達爾文經濟學》
《達爾文經濟學》描述經濟社會中的競争遠比斯密更為透徹與準確，同時其結果影響深遠。如果你認為你一直生活在斯密的世界裡，而不是生活在達爾文的世界裡，這是很危險的，因為這將讓你無法意識到：競争有時只會讓事情像“軍備競賽”一樣越來越糟糕，而根本無法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