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承擔?
在勞動者管理的合作社中，或在勞資合夥企業中以及在帶有利潤分享安排的資本主義公司中，工人必須承擔企業的全部或部分風險。而且，如果工人要參與決策制定，他們不可避免地必須為這些決策的結果承擔責任。無論在哪一種制度形式中，都必須分擔失敗決策的風險。例如，在阿加索托邦的勞資合夥制中，他們與資本家共同分擔所得股利變動的風險。?
然而，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原因使資本家比工人更具有風險承受能力，因為他們可以將其資本及相應的風險分散到多個公司中，而勞動者只從一個特定的公司賺取其全部收入，其風險是集中的。在勞資合夥企業中，或在勞動者擁有的合作社中以及在利潤分享的公司中，企業產品需求的下降將導致工人收入的減少，而在工資固定的資本主義公司中，這將導致裁員。 因此，雖然工人收入面臨減少的風險，但是其失業風險較低。然而，問題仍然是工人是否願意並真正受到激勵為其所承擔的工作接受一種變動的股利而不是固定的工資，除非他們的變動的工作收入可以與其他可靠的固定收入來源相結合。?
收入分配?
勞資之間收入分配的問題存在於自由市場中依賴自由競争的所有生產體系中。在任何自由競争的體系中，市場中的一些基本特徵決定著產出有多少歸於工人，多少歸於資本所有者。消費者所購買的產品在生產過程中對勞動和資本比例要求的高、低程度；?
如果消費者需求資本密集型產品而不是勞動密集型；如果生產的技術方法相對於資本更節約勞動；如果市場中尋求就業的勞動者多於可用的資本，那麼勞動者的收入很可能較低，資本家的收入很可能較高。這在自由市場競争條件下的勞動者管理的合作社中，勞資合夥制企業或資本主義公司中都會同樣發生。例如，在勞資合夥制中，將供給有限的資本吸引到衆多資本密集性競争企業中的資本股的數量必然比勞動股的數量稍大，因為後者是在大量的失業者中吸引有限的就業人員。勞資合夥制或勞動者管理的合作社或利潤分享機制使得工人在極其成功的企業中享有部分極高的利潤，但是潛在的基本分配將依靠潛在的勞資供求條件。在目前條件下，嚴重的失業和諸多用資本代替勞動的技術創新，在競争條件下的充分就業暗示著歸於資本的收益比例將不斷上升。?
保持充分就業?
因此，充分就業的問題主要是分配問題的鏡像。維持高的實際工資或其他形式的工作收入會阻止收益從勞動向資本轉移，但同時會抑制勞動者就業，因此會出現產出減少並使就業率低於潛在的充分就業水平。?
經濟制度的必要變化?
解決分配和充分就業的關聯問題要求經濟制度同時做出兩種變化。其一，必須改變固定化的貨幣價格、工資率及其他收益，使其更靈活以促進就業，尤其是自上而下的。其二，必須有一些公司以外的安排，保證所有工人在就業崗位外獲得補充性可靠收入。這對於抵消工作的低工資率和對帶有風險或採取不確定形式的工作收入的勞動者提供保障都是必要的。?
本文摘自《自由、公平和效率》
本書第I篇是作者完全致力於讨論工資決定制度和政策的分配效應與效率效應之間的沖突，並以某種方式描述了分配目標能夠借助其他方法來實現。在1964年的著作中作者描述了三種可供選擇的方法：（i）對富人徵稅，通過社會福利支出增加窮人的收入（福利國家方法）；（ii）用財政和其他措施實現私有財產所有權的平等分配，從而實現財產收入更加平等（財產所有制民主方法）；（iii）把私人財產變成國有財產——尤其通過減少國債來實現——使得資本財富收入能夠直接或間接地得到更加平等的分配（社會主義國家） 方法。作者在1964年的著作中僅僅簡要提到了福利國家方法，把研究重點放在了另外兩種方法上。這兩種方法的目的是用‘非勞動’收入的較大不平等來直接或間接地抵消‘勞動’收入的較大不平等。
本書第II篇包括四篇阿加索托邦的文章，其中所讨論的專題的領域要廣泛得多。不過，這些都以工資調整的分配效應和效率效應之間的沖突為核心。這些文章以如下方式拓展了讨論的範圍：
（1）一個主要特徵是用所謂勞動資本合夥制取代人們熟悉的資本公司和普通勞動者擁有的合作社。在勞動資本合夥制中，勞動和資本共擔企業風險，分享報酬。
（2）阿加索托邦的文章詳細研究了福利國家的解決辦法。在這些文章裡，作者提議給每位公民一個免稅的基本收入，並讨論了相關的融資問題。作者還著重讨論了工作積極性可能受到的各種不利影響。
（3）在阿加索托邦衆多文章中的一篇（本書第6章）裡，作者讨論了，在有些條件下，福利國家中產生的工作積極性下降和閑暇傾向，基於環境方面的理由，興許是一件好事。
（4）阿加索?邦的文章沒有像1964年的著作那樣詳細讨論如何建立財產所有制民主。不過，這些文章的確提醒人們註意如下建議：對持有和轉移資本財富的徵稅制度應當與免除對個人儲蓄直接徵稅結合起來。這會使擁有小財富的公民容易積累更多財富，同時減少積累或繼承過多財富的可能性。
（5）商業事務的國家管理與資本財富的國家受益權之間的區別得到了著重強調。如果國家（直接或間接地通過投資信托和類似金融中介）擁有的各種公司股份直接或間接投資於私人管理的公司，那麼，國有但沒有國家管理的國家受益權是能夠存在的。
（6）阿加索托邦的文章清楚地說明了，貨幣工資率的靈活性，作為促進勞動效率的一個工具，必須與所謂的新凱恩斯主義貨幣和財政政策結合起來。
（7）論‘新歐洲建築：國民多樣性與大陸一致性’的阿加索托邦的文章（本書第5章）提出並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