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多此類問題可能並不會引起採用真理判斷方式研究政治的人士的關註。如果政治和政治-政府制度，不論民主與否，僅是發現和（或）揭示“好社會”真正而獨特的本質的手段或工具，那麼，官僚、聯邦法官、政黨領袖、議員甚或公民抗命者的行為之間確實是沒有差別的。如果政治中存在“真理”，“就在那邊”等著我們去發現，那麼，一經找到，則還需要認真思考它究竟是自我選擇的（self-selected），還是多數投票選擇的，還是司法威權強制推行的，還是借官僚法令取得的嗎？
對於我們之中反對真理判斷方法的個人主義者和非理想主義者而言，上面提出的各種問題是真切的挑戰，有著極端重要的意義。我們不能聲言在扮演上帝，把自己的偏好說成是上帝的“真理”的虛僞性是我們難以掩蓋的。我們必須著力診斷問題而非沉湎於幻想。現代美國社會的特徵在許多批評家看來是“病態”的。寫作此書的動機之一是在過程上診斷這些病竈。在我們能夠開始回答更大的問題之前，這是我們的必由之路。我提出的是一個政治經濟學家的解釋，採用的是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視角。我的分析會使用到一些關鍵性的概念（有些我已經提及了）：人與人之間的權利分配和執行，集體權力的限度。詳細闡述這些概念以後，兩個多少更具技術性的概念隨之出現。第一個是法律本身的“公共性”，這裡法律被定義為自願選擇或外部強加的行為規則。第二個是遵守規則所具有的資本投資的特徵。由自由人構成的良序守法社會，代表著一種社會資本，而這種資本有可能被耗盡。70年代的美國社會可能正是一個社會資本存量中的各種要素被過快摧毀的社會。
1.更多的例子以及更全面的讨論，參見Roland N. McKean, “The Economics of Trust, Altruism, and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in Altruism, Morality, and Economic Theory,ed. E. S. Phelp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forthcoming)。同樣可參見 Diane Windy Charnovitz, “The Economics of Etiquette and Customs: The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s Applied to Rules of Behavior” (M.S. thesi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1972)。
2. 例外是有的。莫雷R26;羅斯巴德認為真正無政府狀態下人們可以自願組建保護性社團或俱樂部以解決沖突。參見他的For a New Liberty(New York: Macmillan, 1973)。他的理路一開始就沒有解決界定權利的問題，而這正是我所讨論的問題的中心。
3. 詹姆士R26;MR26;佈坎南及戈登R26;圖洛克，《同意的計算：憲政民主的邏輯基礎》（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paperback ed., 1965）
4.盡管我們的理路多少更局限於經濟學，我的分析建制與羅爾斯在契約過程推演出正義原則中採用的那種有著密切的聯系。參見約翰R26;羅爾斯，《正義論》（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5. 在史學争議方面，我的理路更接近於財產權的日耳曼-封建（Germanic-feudal）概念，而非羅馬的概念。有關這個區分，以及財產權理論相關的其他諸多方面，參見Richard Schlatter，Private Property: The History of an Idea(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9.
6. 類似的讨論，參見Richard Taylor，Anarchy, and the Law(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3), p. 9.
7 請參閱J.J.Rousseau，《社會契約論》卷38，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52), p. 394。亦可參見 Henry Maine, Ancient Law(Boston: Beacon Press，1963),p.89。
8 法國《人權宣言》（發佈於1789年）比傑斐遜在《獨立宣言》中的陳述更令人費解。它的相關聲明如下：“斜體/在權利方面/斜體，人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原文中即有斜體字）。這句話的錯誤含義--在有資格獲得民主政體的平等對待之前，人必須，或者必須被改造為實際中平等的人--是現代基因研究的初衷之一。
9. 參見戈登R26;圖洛克，“革命的悖論”，《公共選擇》II（1971年秋季刊）：89-100。
本文摘自《自由的界限》
自由有其限度。作者批判了無政府主義的烏托邦，指出一個好社會允許個人得到他們所想要的東西，對其的限制只能出自人們相互同意的原則。而社會如何達成對於基本規則的共識，以及如果共識達不成會產生的後果，正是作者在書中要讨論的内容。本書提供法律起源的經濟學解釋，採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來界定個人的社會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