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外部觀察家堅信，中國領導人可以繼續以接近兩位數的速度領導中國的發展，甚至當這些領導人明確表示他們將回調促成這種增長的開支和借貸時，觀察家們仍持此觀點。在跟中國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和國内投資者交談時，中國領導人沒有局外人的那種盲目樂觀。多數外部人士通過購買在中國以外的地區發售的股票而押註中國（比如在澳大利亞和加拿大上市的大宗商品公司），因為上海股市大體上仍然不對外開放，但這讓上海成為一個很好的晴雨表，反映了國内投資者對未來的信心。中國股市現在基本回到了2006年底的水平，而到2011年末中國股市上漲幅度基本為零。
鄧小平時代的終結
中國比大多數國家更願意面對經濟表現中令人失望的一面，自從鄧小平把實用主義變成中國的國家主導思想以來就是如此。但是鄧小平所引發的使命感正在消退。只有少數幾個國家喚起了這種在數十年中推動改革的意願，而中國或許是唯一一個讓改革遵循可預見的週期的國家，這基本上取決於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為經濟制訂的五年規劃。在改革開放前混亂和災難性的社會試驗之後，自1977年以來，歷屆大會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改革目標，而政府都幾乎無一例外地實現了。
我們還不清楚中國為何能保持這種動力。一種說法是執政黨的合法性依賴於經濟成果和實現增長。但是許多意識形態破產的政權未能推行改革，最近的例子是突尼斯和埃及。另一種解釋是國家強烈希望實現民族複興，但是有很多擁有輝煌歷史的國家，比如希臘和阿根廷，從來沒能激發出同樣的渴望。
不管出於什麼原因，中國的領導者有節奏地推進著改革，盡管冒了很大的風險。改革確實為個人和地方帶來了更大的權力和自由，而這在過去被證明對中國政權的威脅最大。
放松控制需要巨大的勇氣和決心，中國最初從鄧小平身上發現了這一點。在1977年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複出。在隨後兩年内，鄧小平讓農村實現包產到戶，讓農村的收入和生產力取得了爆炸性增長。他還允許農民在城市的市場裡出售自己的產品，在戶籍管理制度上打開了一個裂縫，在此之前這個制度把農民限制在農村。沒有戶口仍然讓多數農民工成為二等公民，因為在大多數城市中有了戶口才能享受公共服務。但是規則已經足夠寬松，讓大規模的人口遷移重塑了中國。在一個擁有很長的農民起義歷史的國家，高級領導人的確需要足夠的膽量才能允許這種高度自由的流動。
1982年召開的中共十二大上，鄧小平開始提拔年輕一代領導人。他們今後將在農村繼續開展改革，同時把改革延伸至城市：放松對國有企業的集中控制，為鄉鎮企業的發展打開大門，取消對食品和其他商品的價格管制。
1989年之後，中國的改革者在一段時間内保持了低調。但是鄧小平通過1992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南方視察進一步推動了經濟改革的進程。在南方視察中，他強烈地認可了南方正在進行的市場試驗。鄧小平在早些時候允許沿海成立出口加工區，考慮到需要把出口商品通過港口運送到世界各地，以及每個主要工業化國家的大部分人口都集結在沿海一帶，這種做法具有充分的經濟意義。
沿海地區是開始建設現代化經濟的合理選擇，這是一個普遍的模式。很多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出於政治原因嘗試實現“空間平衡”，過早地尋求把財富向那些受到抑制的地區擴散，這包括永遠不會成為開發基金投資目標的遙遠的内陸地區。華人學者黃育川認為，空間平衡是“前蘇聯計劃者的一個迷思”，是埃及、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墨西哥、尼日利亞、南非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領導人的主要目標。鄧小平認為，日益凸顯的地區性不均衡是必須承擔的政治風險，至少短期如此。黃育川稱，鄧小平在這一理解上孤立無援。鄧小平還清楚地知道，這些沿海地區的繁榮將會吸引農民工。
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正值亞洲金融危機和整個地區的貨幣崩潰。由於全球需求減少，各地工廠閑置，北京開始精簡臃腫的國有工廠，數千萬名工人下崗，很多小型國有企業進行了股份制改造。房地產行業實行了市場化，首次允許私人產權的存在。在此期間，最大的舉動或許是在2001年努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要求北京逐漸地降低貿易壁壘。中國正式向自由的對外貿易敞開大門。
如果說在歷時25年（1978~2002）的改革中有什麼主線的話，那就是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偉大貢獻。如同斯特拉福咨詢公司（Stratford）的馬修R26;格特肯和珍妮弗R26;裡士滿所指出的，盡管鄧小平在1997年去世，但他不僅親手挑選了他的繼任者江澤民作為最高領導人，而且還是江澤民的繼任者胡錦濤的指導者和領路人。鄧小平實行了大膽的舉措，包括對外開放、放松戶籍制度、允許少數人先富起來。但是，這些舉措已被增加社會福利、減少快速發展帶來的環境影響以及重新分配經濟蛋糕所取代。例如，除了2008年是個例外，中國從2003年以來每年最少把最低工資提高18%。來自各省的初步證據表明，2011年這一指標將提高21%。這種舉措——通過改革讓生活變得更容易，而不是讓經濟更加具有競争力——在國家變得更為富有之後相當常見。在胡錦濤的任期結束之後，鄧小平及其改革派或將成為歷史。
本文摘自《探尋下一個經濟奇迹》
這是一本對新興國家的成長動力進行精彩絕倫的分析，並大膽預測了決定國家未來成敗的趨勢與因素的權威著作。對於中國讀者而言，這本書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大量從事制造業和國際貿易的生意人的投資戰略指導，另一方面本書是指導政府決策機構應該如何規避國家戰略的風險，以及各級地方政府如何引導企業拉動當地經濟的必讀的決策參考。
21世紀的頭10年，各個新興國家幾乎同時經歷著普通繁榮時期，但在下一個10年，它們的發展將會千差萬別。作者全景式地展現了新興市場繁榮發展、衰退的局面，包括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東南亞以及歐洲國家的經濟增長模式和發展軌迹，並深入探讨了各國的政體、地方保護主義、家族繼承制企業等相互作用力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之間的和諧與不平衡關系。
作者對全球經濟發展趨勢以及未來投資新熱點和走向的揭露性觀察，能夠幫助我們在這次金融蕭條中找到變革的思路。而且本書語言通俗易懂，從溫州小商品市場的老闆到政府高層，都沒有任何閱讀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