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累托無效率：窮人吃得太多

　　1997年，亞洲多個國家遭遇了一場金融危機。危機始於外國投資者減緩他們在這些國家的投資步伐的時候。貨幣投機者明白，由於資金流入減少，當地貨幣的價值將會下降，於是他們就把所持有的當地貨幣換成了美元。這導致當地居民擔心他們自己的儲蓄的價值，於是他們也開始將他們的本地貨幣轉換成正日益快速消失的美元。這種自我實現的預言的最終結果，就是美元的價值上升。

　　關於外國投資者為什麼突然之間對亞洲經濟體持續增長的能力失去信心，這並沒有什麼較好的解釋。解釋了大蕭條的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也認為投資者的情緒是解釋不了的。他把這種情緒搖擺歸結於一種不可預知的“動物精神”。不論是否存在合理的解釋，事實仍然是美元的價值上升了，這意味著以當地貨幣計價的進口品價格立刻上漲了。

　　印度尼西亞遭受危機的打擊尤大，因為它嚴重依賴於食品進口：印度尼西亞的全部小麥、三分之一的糖類及十分之一的大米都是進口的。1印度尼西亞政府當時對食品價格給予了補貼，但盡管有這些補貼，食品價格仍大幅上漲，以致與食品有關的騷亂席卷全國，僅首都雅加達就有500人死於騷亂。為了使老百姓有飯吃，印度尼西亞需要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得到一筆貸款。

　　印度尼西亞政府傳統上對食品價格給予補貼的做法不太為IMF經濟學家所接受。正如下面將解釋的，食品補貼會妨礙帕累托效率。所以，在騷亂肆虐期間，IMF在時任美國商務部長拉裡·薩默斯的支持下，要求印度尼西亞取消食品補貼，以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定價”，作為接受貸款的條件。克林頓總統甚至從空軍一號飛機上打電話給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哈托，要求他按照IMF的要求做。蘇哈托總統照做了。

　　與租金控制沒有帕累托效率的理由一樣，食品補貼可能也是帕累托無效的：使窮人有機會獲得他們原本買不起的物品。下面的表3.1顯示了當一戶貧窮家庭的收入為20美元時其對食品的心理價位。頭兩個單位的食品為生存所必需。如果食品價格為20美元/單位，則該家庭將購買一個單位，如果食品價格為10美元/單位，它將購買兩個單位。我們假定世界市場的食品價格為20美元/單位，且這是印度尼西亞政府支付的價格。印尼政府以5美元/單位的價格向國民出售食品，即提供了15美元/單位的補貼。在獲得了頭兩個單位即生存所必需的單位之後，第三個單位是可選的，倘若存在那個特定的補貼，該家庭的確有對這個單位以及所有額外個單位的心理價位。

　　從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若沒有價格補貼，該貧窮家庭將支付20美元購買一個單位的食品，然後忍饑挨餓。由於有補貼，他會購買3個單位。該家庭得自第三個單位的消費者剩餘是1美元，然而這是政府花費15美元產生的。這意味著補貼產生了一種帕累托無效的資源分配。理論上，政府可以取消對第三個單位的補貼，作為替代，給該貧窮家庭2美元現金；以這種方式操作，該貧窮家庭因而只會消費兩個單位的食品，並獲益1美元，納稅人則獲益13美元，這是一種帕累托改進。

　　在實踐中，只對一戶家庭所購買的若幹單位中的一個取消補貼是不可能的。如果對全部單位的補貼均取消，並給予該家庭42美元的現金轉移，情況將與上面一樣：該家庭由於這筆轉移支付將比補貼情況下獲益1美元，納稅人將獲益13美元（因為對三個單位的補貼為45美元）。

　　雖然在我們的例子中食品補貼是帕累托無效的，但這個結果只對一個足以維生的家庭適用。我們考慮一個只有10美元收入的家庭。由於食品補貼，該家庭購買了兩個單位。在這種情況下是不可能有帕累托改進的，因為削減食品消費將導致營養不良，補貼因而是帕累托無效的。

　　食品補貼在貧窮國家所以能獲得強大的支持，是因為它們能使數量龐大的人群受益（富人未受益於此，因為他們通過納稅支付了補貼）。然而，在正常情況下，若補貼被取消，受益者中唯有最窮者才有資格獲得補償。因為最窮的國民在政治上處於弱勢，對所有需要補貼的人都進行補償很少實行。因此，取消食品補貼的結果往往是有人吃不飽飯。所以，印度尼西亞因取消食品補貼導致騷亂，這是一點也不令人奇怪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當時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他把印度尼西亞的騷亂稱為“IMF騷亂”。“當一個國家陷入衰退並一蹶不振時，”斯蒂格利茨告訴《觀察家報》，“IMF就會乘虛而入，榨幹這個國家的最後一滴血。他們煽風點火，火上澆油，直到整個大鍋最後爆毀。”在《觀察家報》所獲得的IMF秘密文件中，IMF的負責人透露，他們實際上希望人們用“社會動蕩”來回應他們將實施的政策，而且他們決定用“政治決心”來應對這些騷亂。

本文摘自《我們的生活為何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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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生活為何艱難(普通人的經濟學)》深入淺出地梳理了經濟學的發展脈絡，叙述了古典經濟學家(如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等經濟學鼻祖和先驅)提出的經濟學理論，這些理論曾指導人們掌握經濟規律，發展生產力，為人類獲得更美好的生活作出了巨大貢獻。
　　本書還指出了以維弗雷多·帕累托和約翰·克拉克等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在何時以及如何背離了原來的經濟學傳統，他們從統治階級的利益出發，通過別有用心地把經濟學大廈的基石——效率定義(早期版本的定義是很關註收入分配的)——蓄意加以改變，使那個早期定義失去權威性。從而釜底抽薪地將古典經濟學理論指明的方向一舉扭轉，把經濟學變成了為統治者服務的“僞科學”，從而導致世上出現小部分人“朱門酒肉臭”、大部分人“路有凍死骨”的貧富懸殊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