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多、希克斯和成本-收益分析

　　當貧困家庭佔據了富有家庭想要住的租金控制型房子的時候，把轉租合法化將提高窮人和富人雙方的福利。那麼，為什麼轉租不合法呢？因為租金控制的目的，就是要維系其住戶經濟狀況各異的鄰里關係。

　　當貧困家庭能夠得到在不允許轉租的租金控制規則下的住房時，房屋分配就不是帕累託有效的。但是，即使不會向佔據了租金控制型房屋的家庭提供任何補償（圖2.2中從g移動到a），租金控制就應該取消嗎？因為取消租金控制會使其中一個家庭的經濟狀況變糟，帕累託效率概念並未給我們提供該怎麼做的任何指引。帕累託的定義告訴我們，政府應該採用使每一個人都受益的政策，但是關於除了產生獲益者之外還會產生受損者的政策，此定義卻不置一詞。然而問題在於，現實中的大多數政府政策，即便不是全部，除了產生獲益者之外，還會產生受損者。因此，作為對政策的指導，帕累託效率是無用的。

　　當然，在這方面，功利主義就大不相同了。功利主義為再分配性政策搖旗呐喊，這樣的政策在本質上會產生受損者。經濟學家所以排斥功利主義，是因為功利主義對富人和窮人的效用水平作兩相比較（並證明把一美元從富人那里轉移到窮人那里，對窮人帶來的說明大過其對富人造成的損失）。這些現代經濟學家辯稱，比較不同個體的效用是不允許的。但是，不對獲益者的效用與受損者的效用作比較，怎麼能夠對政策作分析呢？正如經濟學家羅伊·哈羅德（1900-1978）①1938年解釋的：“如果不同個人的效用的不可比較性是嚴格成立的（即，如果效用是不可比較的），那麼，不僅福利學派（功利主義）的藥方被排除在外，而且不論怎樣的藥方亦不必考慮了。經濟學家作為顧問便全然毫無價值，除非其推測被認為具有最重要的審美價值，否則最好讓他閉嘴。”

　　因此，英國經濟學家尼古拉斯·卡爾多（1908-1986）②和約翰·希克斯（1904-1989）③自主地在帕累託的效率定義之中註入了政策性內容。根據卡爾多的看法，一項政策，只要從中獲得的累積性收益能夠超過累積性損失，都應該實施，而不管受損者的損失是否會得到補償，否則該項政策就不應該推出：

　　經濟學家沒必要去證明——因為實際上他絕不可能證明由於採用某項措施，社會中無人會受損。為了證明他所說的情況（即應該採用該措施），那麼，證明即使所有那些因此而受損者的損失完全得到了（受益者的）補償，其餘社會大衆的經濟狀況仍將比以前更好，對他來說就是相當必要的了。（受損者）事實上是否應該得到補償，是一個政治問題，作為經濟學家之經濟學家，這是幾乎不可能置喙的。

　　希克斯的檢驗在方法上類似但在細節上不同。7根據希克斯的觀點，一項政策，只要因為實施而導致受損者能夠補償獲益者使之放棄實施，並且仍然能使他們自己的狀況改善，它就不應該實施，而不論補償是否實際發生，否則政策就應該實施。

　　為了看一看卡爾多檢驗和希克斯檢驗實際上意味著什麼，我們繼續採用我們的住房例子來讨論。假定所有6套可供出租的房子是租金控制型的，並由最貧窮的家庭，即家庭B到家庭G承租，每家支付的控制型租金為500美元/月。同時假定若無租金控制，租金為2 000美元/月（我們先前分析過，市場租金一定會落在1 500.01美元/月至2 250美元/月之間）。如果租金控制被取消，家庭G將完全失去其房屋；在消費者剩餘方面，其損失將是1 000美元/月（即其心理價位1 500美元與租金控制下其所支付的500美元租金之間的差額）。家庭B到家庭F將繼續住在原來的房子里，但由於租金提高，每家損失1 500美元/月。

　　我們先應用卡爾多的檢驗。卡爾多的檢驗提出下述問題：若租金控制被取消，且所有受損者的損失都得到了補償，那麼社會上其他人的狀況會改善嗎？為了補償家庭B到家庭F所支付的較高租金，提高了的租金只能是通過其他家庭部分地返還給他們。這會使這些家庭及其房主的狀況完全跟租金控制取消之前一樣，但社會上其他人——家庭A和家庭G以及家庭G的房主——的狀況全都有所改善。該房主的狀況所以改善，是因為其能收到額外的1 500美元/月的租金。家庭A的狀況改善，是由於在給房主支付2 000美元/月的租金，並給家庭G支付2 000美元/月的補償之後，它仍能享有2 000美元/月的消費者剩餘。家庭G的狀況改善，是因為其源自房屋的消費者剩餘將是2 000美元/月，而不是1 000美元/月。由於有了若幹受益者而沒有受損者，因此根據卡爾多的檢驗，租金控制應該被取消。

　　我們現在轉到希克斯檢驗上。它提出如下問題：在補償了因答應放棄住所而受益的人之後，因租金控制取消而受損的人的狀況會改善嗎？或者說如果他們順應了租金控制的取消，他們的狀況會改善嗎？有兩部分人肯定會從租金控制的取消中受益：房主們和家庭A。肯定受損的各方是家庭B到G。其中，家庭B到F事實上可以補償各自房主，使之放棄租金控制的取消。即使租金控制繼續下去，他們也可以同意支付2 000美元/月的市場租金，他們和房主的受益程度都將跟租金控制被取消時一樣。但他們不會同意支付任何東西去補償家庭A，因為在支付了較高的租金之後，他們從其房屋中得不到任何剩餘，而若他們必須付出更多，那他們還不如搬走了之呢。家庭G的情況則不同，他甚至不能給予房主補償，因為其得自房屋的剩餘只有1 000美元/月，這比所需額外支付的1 500美元/月的房租還少。所以，作為一個群體，因房租控制取消而受損的人不可能補償因放棄房屋而獲益的人，因而根據希克斯的觀點，房租控制也應該被取消。

　　卡爾多檢驗和希克斯檢驗能夠使自由市場產生相同的資源配置。這並非偶然。實際上，這不過是檢驗政策是否會導致資源的自由市場配置罷了。相較於實際的帕累託效率定義，它們唯一的“優勢”是：僅當窮人所遭受的損失能夠得到補償的情況下，帕累託效率才呼籲取消再分配性政策；卡爾多和希克斯則不然，不論窮人有何遭遇，他們一概呼籲取消再分配性政策。

　　對於一項政策，經濟學家要求進行成本-收益分析計算，看看它是否能通過卡爾多-希克斯檢驗。例如，在分析租金控制是否應該被取消時，“收益”是富人將能獲得的消費者剩餘，“成本”是窮人將會損失的消費者剩餘。1981年，里根總統簽署了一道行政命令，要求所有聯邦機構對各自的所有法規作成本-收益分析。克林頓總統於1994年以另一道行政命令重申了這一要求。白宮的管理和預算辦公室的“監管分析”（Circular A-4）文件這樣解釋對成本-收益分析的要求：

　　成本-收益分析是用於監管分析的主要工具。在成本-收益分析中，一切收益和成本都能夠以貨幣的形式加以量化和表示。

　　成本-收益分析能夠向決策者清楚地指出哪個是最有效的選項……（這）就是（在忽略分配效應的情況下）能夠為社會產生最大淨收益的選項。這對於決策者和公衆而言是一項有用的信息，即便當經濟效率並非是唯一的或高於一切的公共政策目標的時候。8

　　這段在邏輯上響當當的話有一個問題，那就是，用消費者剩餘衡量的收益和成本，其本身是由收入分配決定的。取消租金控制帶來的收益將會超過成本，原因無他，只是因為富人能夠為住房支付比窮人更多的租金。因此，與功利主義是不同的——功利主義“武斷地”得出富人和窮人在任何事情上都應該享有同等待遇的結論，成本-收益分析則“客觀地”斷定富人應該享有更多。

本文摘自《我們的生活為何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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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生活為何艱難(普通人的經濟學)》深入淺出地梳理了經濟學的發展脈絡，叙述了古典經濟學家(如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等經濟學鼻祖和先驅)提出的經濟學理論，這些理論曾指導人們掌握經濟規律，發展生產力，為人類獲得更美好的生活作出了巨大貢獻。
　　本書還指出了以維弗雷多·帕累託和約翰·克拉克等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在何時以及如何背離了原來的經濟學傳統，他們從統治階級的利益出發，通過別有用心地把經濟學大廈的基石——效率定義(早期版本的定義是很關註收入分配的)——蓄意加以改變，使那個早期定義失去權威性。從而釜底抽薪地將古典經濟學理論指明的方向一舉扭轉，把經濟學變成了為統治者服務的“僞科學”，從而導致世上出現小部分人“朱門酒肉臭”、大部分人“路有凍死骨”的貧富懸殊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