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盧卡斯和理性預期

　　1995年10月，當得知我以前的芝加哥大學同事羅伯特·盧卡斯榮獲諾貝爾獎時，我簡直欣喜若狂。我不顧當時還是芝加哥時間的清晨6點30分，就急切地往他家打電話。但令人遺憾的是，電話卻打到他的前妻麗塔那里（通訊錄上記的盧卡斯的電話號碼還是1984年我和他一起在芝加哥大學共事時他給我留下的）。很明顯我把麗塔從睡夢中吵醒了，但是很快她就清醒地問我為什麼這麼早給盧卡斯打電話，我告訴她是為了祝賀盧卡斯獲得諾貝爾獎。出乎我的意料，麗塔聽了這個訊息後非常高興而且非常激動。不過，她的第一個問題令我更吃驚，她問：“盧卡斯是單獨獲獎還是和別人一起獲獎的？”當我回答他是單獨獲獎時，麗塔顯得更加興奮了。

　　 第二天，我才得知在麗塔與盧卡斯的離婚協議上已經寫明，她將得到盧卡斯1995年諾貝爾獎獎金的一半。因此，前一天早晨我在不經意中告訴麗塔她將得到50萬美元；而且，她最終也得到了這筆意外的財富。無論麗塔如何高興，也無論她對盧卡斯是單獨獲獎還是與別人共同分享獎項而感興趣，盧卡斯並沒有因為我打電話給麗塔而不悅，而且當他在新聞發佈會上談到離婚協議時，他毫無怨言地說：“協議就是協議，我們理應遵守。”

　　 我在芝加哥大學教課時，曾在辦公室的門上挂了一個牌子，上面寫道：“除了羅伯特·盧卡斯，其他人禁止吸煙。”除了盧卡斯，我難以忍受其他任何經濟學家與我談話時吸煙。這種行為與我認為授予盧卡斯諾貝爾經濟學獎是一個偉大的做法相一致，雖然很多經濟學家也為此翹首企盼了好幾年。 20世紀70年代，盧卡斯對宏觀經濟學的貢獻使該學科的研究中心發生了永久性的改變。而且，他的思想深刻地影響了他的支援者，他們傾向於運用市場出清或均衡的方法研究問題；同樣，他的思想也深刻地影響了他的批評者，這些批評者主要是凱恩斯主義者。

　　 1972~1975年間，盧卡斯發表了幾篇重要的文章，將約翰·穆特（John Muth）的理性預期思想運用到經濟週期的貨幣理論研究中。以往的研究是在簡單的菲利普斯曲線理論的基础上進行的——菲利普斯曲線理論認為通貨膨脹率上升必然導致失業下降和經濟增長。但是該理論的假定前提是工人和廠商獲得的信息不完全，因此他們一次又一次地犯同樣的錯誤。例如，通貨膨脹率上升被假定為會提高工人的工作意願，因為工人不斷得出錯誤的判斷，認為他們工資的實際購買力超過了名義工資。

　　 盧卡斯的理論認為人們的預期是理性的，他們只是暫時被貨幣現象所迷惑（理性預期並不等同於完全的信息或完美的預測）。特別是貨幣供給的非預期增加和價格水平的非預期上升只能使工人暫時錯誤地認為他們的實際工資水平上漲了；與此相同，生產者暫時相信他們賣出商品的價格相對於其他商品的價格上漲了。由於這些原因，貨幣刺激將造成經濟的短暫繁榮，但是不久人們就會意識到他們的錯誤預期，於是經濟繁榮的趨勢就此終止。

　　 以前的理論認為，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的永久均衡意味著貨幣當局在經濟調控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修改過的理論所包含的政策含義與以往的理論極不相同，因為貨幣政策只有在人們沒有預期到它的影響時才能發揮重要作用。因此，在經濟收縮時多發貨幣、在經濟擴張時少發貨幣的政策是不能促進經濟發展的。人們對於政策的預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會使政策失效。1975年託馬斯·薩金特（ThomasSargent）和尼爾·華萊士（Neil Wallace）在《理性預期、最優貨幣工具和最優貨幣供給法則》（Rational Expectations, the OptimalMonetary Instrument, and the Optional Money Supply Rule）一書就論述了這一結論。

　　 實行不規則的貨幣政策是貨幣當局刺激經濟發展最簡單的方式，雖然短期內這種方式能夠真正起到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但是本質上是不利於經濟發展的。因此，盧卡斯理論的重要政策含義在於中央銀行應該放棄調控經濟週期的思想，並致力於實現維持穩定的低通貨膨脹率的長期目標。20世紀90年代早期，聯邦儲備委員會和其他主要的中央銀行紛紛以維持低通貨膨脹率為政策目標，這種政策的轉變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作為一個非主流經濟學者，盧卡斯的第一篇關於理性預期的學術論文《理性預期與貨幣中性》（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Money）發表在1972年的專業雜志《經濟理論雜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上。他曾經把這篇文章投到美國經濟學會的核心雜志《美國經濟評論》（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但是該雜志以論文運用的數學推理太多為由拒絕發表。盧卡斯為此大發雷霆，指責該雜志的主編是在辦週報而不是在辦經濟學的學術雜志。後來該雜志的主編也肯定了盧卡斯的說法，他問我如果我處在他的位置我會怎麼做，我說我會毫不猶豫地發表這篇論文。

　　 理性預期的作用不僅局限於貨幣政策領域，在經濟學的其他領域也至關重要。後來，盧卡斯還運用此理論研究了投資、失業、稅收、公共債務管理和資產定價等問題。在所有情況下，他對政策的評價都基於預期是理性的這一前提。由於以前的分析沒有考慮預期的調整，所以現在把以前的分析都稱為沒有進行“盧卡斯批評”。

　　 就菲利普斯曲線而言，盧卡斯批評是指在經濟衰退時，貨幣當局不能實施擴大貨幣供給和提高價格的政策，而只能承擔維持通貨膨脹率不變的職能。人們同樣能預期到稅收政策、政府轉移支付政策和政府管制政策的影響，進而改變自己的行為。這種想法在公共財政理論中是很常見的。以前沒有一個研究金融的著名經濟學家認為，政府能夠在不影響資產定價方式的情況下改變影響金融市場的政策，例如對資本收入徵稅或對交易收費等政策。

　　 除了對評價宏觀經濟政策的方法提出批評外，盧卡斯還研究了如何發展包含理性預期在內的經濟理論。目前，宏觀經濟學家經常運用這些理論評價可供選擇的經濟政策。現在這項研究的大部分成果被概括地稱為“真實經濟週期理論”，該理論淡化了貨幣因素的作用，著重研究技術變遷、國際貿易方式變化、政府財政和政府管制等因素的影響。最近盧卡斯有關長期經濟增長決定因素的研究也表現出他對這些真實因素的重視——長期經濟增長研究是盧卡斯做出重大貢獻的又一領域。

　　 與其說盧卡斯希望人們認為他的貢獻解釋了宏觀經濟學的具體爭論——例如菲利普斯曲線、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凱恩斯理論的正確性，倒不如說他更希望人們認為他對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他在其著作《經濟週期模型》（Models of Business Cycles）中寫道：“在過去的40年間，動態經濟理論……被簡單地改造了一下。現在，對於在複雜的不確定情況下，政府決策如何隨時間變化的分析已經全部程序化了……人們所說的宏觀經濟學中的‘理性預期革命’，主要是指理性預期影響到宏觀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各個方面，是對研究方法的發展。人們不能把這些研究方法的發展目的理解並解釋為主要是針對凱恩斯和凱恩斯主義而進行的。”因此，盧卡斯認為研究宏觀經濟學的有效方法中，包含著一些同樣可以用來研究公共財政、產業組織等其他領域的經濟理論。

　　 20世紀70年代晚期，在我離開芝加哥大學不久（1975年第一次離開芝加哥大學），我邀請盧卡斯到羅切斯特大學的宏觀經濟學讨論會上做一場報告，當時我正在那所學校講授宏觀經濟學課程。本來他應該在做報告的前一天到達羅切斯特大學，但是那天晚上我卻接到他打來的電話。他說他之前到達芝加哥的俄亥俄機場準備乘飛機去羅切斯特，但是他在機場得知飛機上允許吸煙的座位已經全部預訂出去了，於是他就回家了。一想到所有的人都熱切地盼望明天能夠聽到他的報告，我不禁焦急萬分，但我還是盡量鎮定下來，態度平和地問盧卡斯第二天早晨能否乘飛機來羅切斯特。他說他已經考慮過這種可能，可是只有頭等舱中有允許吸煙的座位。我說那你就坐頭等舱來。於是盧卡斯終於來到羅切斯特給我們做了一場精彩的報告。實際上，盡管我付了更多的機票錢，但我還是很高興，因為請盧卡斯做報告通常需要花更多的錢（令人欣慰的是，由於此後飛機上禁止吸煙，盧卡斯現在已經戒煙了）。

本文摘自《不再神聖的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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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作者是世界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J·巴羅，他認為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不只限於應用在宏觀經濟問題和相關政策方面上，於是他將經濟學從聖壇上拉下，依據經典經濟學理論剖析了各種社會、政治、經濟現象及行為；許多經濟學神話在作者犀利而深刻的分析之下，被漸次剥去了神聖的外衣。書中既對社會、政治等問題進行了舉輕若重的分析，也運用市場經濟理念對宏觀經濟趨勢及相關經濟政策進行了鞭辟入里的闡述。正如評論者所言：羅伯特·巴羅改變了經濟學家思考問題的方式，深刻地影響了70年代以來宏觀經濟理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