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學之父羅伯特-蒙代爾

　　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的羅伯特·蒙代爾教授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並最終創立了國際宏觀經濟學。這些工作主要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院完成的。蒙代爾除了進行學術研究外，還在芝加哥大學培養了一大批有影響的國際宏觀經濟學家。他的學生包括麻省理工學院的魯迪·多恩佈什（RudiDornbusch）——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他從事了一些諸如為《國際經濟學》（International Economics）查找文獻之類的瑣碎工作；以及以色列銀行的前行長雅各佈·弗倫克爾（Jacob Frenkel）和最近剛離任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部負責人邁克爾·穆薩（MichaelMussa）[邁克爾·穆薩於1991年至2001年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部負責人，並於2012年1月逝世。——編者註]。

　　 1968年出版的《國際經濟學》收錄了蒙代爾的主要學術成果，然而讓人感到奇怪的是，這本書已經絕版很多年了（我記得許多年前蒙代爾就和出版商進行過商談，並且收回了該書的版權，但是這本名著一直沒有再版過）。這本書提供了一個在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情況下，宏觀經濟運行結果的基本理論框架。

　　 在固定匯率的情況下，國際勢力將極大地限制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衆所週知，貨幣當局實行獨立貨幣政策的任何努力都會導致該國出現國際收支差額問題，最終導致該國的匯率變動。相反，在浮動匯率體制下，貨幣當局就可以獨立地實行貨幣政策。

　　 蒙代爾的理論認為財政政策具有重要作用，在固定匯率體制下財政政策的作用更加重要。但是，其論述完全是凱恩斯主義那一套——政府財政赤字增加主要是由於商品的總需求增加造成的。而且，增加政府支出和減少徵稅對經濟的影響大致是相同的。只是在後來的文章中，蒙代爾才開始強調供給的重要性以及稅率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因此，無論供給經濟學和里根經濟學的成就如何，這些思想都與獲得諾貝爾獎都沒有任何關係。

　　 蒙代爾的《國際經濟學》收錄了對最優貨幣區域的重要研究。這項研究把使用一種共同貨幣（固定匯率制度下的極端形式）的好處和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的好處進行了比較。更為精確的是，蒙代爾分析了使用一種貨幣進行交易的經濟區域的適當規模。目前，因為其他國家往往願意使用美元進行交易，所以共同貨幣的提法有時會被美元化所代替。當然，也有一些國家願意使用德國馬克和歐元等其他貨幣。

　　 實行浮動匯率制的最大好處，是貨幣當局可以實施獨立的貨幣政策，從而消除該貨幣流通區經濟發展的障礙。當各地區受到性質不同的經濟沖擊並且勞動力不能有效流動時，這種好處就顯而易見了（後來的研究還考慮了資本、技術和最終產品的流動性）。共同貨幣的主要優點是它方便了交易，使價格更容易換算。畢竟，正如人人都使用他自己獨有的語言就會使語言失去用處一樣，如果人們使用各自不同的貨幣進行交易，交易將無法進行。各種利弊因素的權衡決定了貨幣區域的最優範圍，並最終決定世界上應該存在多少個最優貨幣區域。

　　 目前，經濟學家仍然運用這種基本理論評價可供選擇的貨幣制度。然而，現代分析表明，浮動匯率制度下的獨立貨幣政策若缺乏外部紀律，可能會導致反复無常的高通貨膨脹發生；相反，固定匯率制會使一國的通貨膨脹率隨著被盯住國通貨膨脹率的變化而變化。如果被盯住國的貨幣——例如美元，或者蒙代爾認為的與黃金一樣重要的替代品——流通狀況良好，那麼盯住國的貨幣制度也會運行良好。

　　 特別需要聲明的一點是，即使一個國家宣佈實行固定匯率制，也不能完全保證該國的通貨膨脹率會隨著被盯住國通貨膨脹率的變化而變化。20世紀90年代幾個國家的貨幣貶值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此類問題首先於1994年出現在墨西哥，後來是東亞的幾個國家以及俄羅斯、巴西、土耳其和阿根廷。為了使固定匯率制度成功運行，這一制度必須表示為諸如共同貨幣制度之類的固定承諾，共同貨幣制度包括歐元區及正在實行和準備實行美元化的拉丁美洲地區。1991~2001年，阿根廷運用的貨幣發行局制度一開始取得了成功，但最終卻失敗了。

　　 20世紀60年代晚期，蒙代爾到哈佛大學進行學術研讨時，我第一次見到他，那時我正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他做完學術報告後，我們一起讨論了我正在進行的惡性通貨膨脹研究，他鼓勵我繼續做下去，並把最終的研究成果投到《政治經濟學雜志》（Journal ofPolitical Economy）——當時他正在芝加哥大學擔任這份雜志的編委。在20世紀60年代，哈佛大學的學者們並不太關註通貨膨脹和貨幣問題，所以蒙代爾的一番話使我大受鼓舞。後來我聽從了蒙代爾的建議，在1970年將研究成果寫成文章投稿到《政治經濟學雜志》，結果成為我第一篇公開發表的?章[羅伯特·J·巴羅，《通貨膨脹、支出時期和貨幣需求》《Infation，thePayments Periods，and the Demand for Money》，《政治經濟學雜志》總第78卷，1970年11月和12月刊，第1228~1263頁。]。更令我興奮的是，後來我得知米爾頓·弗里德曼正是我這篇文章的評閱人。

本文摘自《不再神聖的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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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作者是世界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J·巴羅，他認為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不只限於應用在宏觀經濟問題和相關政策方面上，於是他將經濟學從聖壇上拉下，依據經典經濟學理論剖析了各種社會、政治、經濟現象及行為；許多經濟學神話在作者犀利而深刻的分析之下，被漸次剥去了神聖的外衣。書中既對社會、政治等問題進行了舉輕若重的分析，也運用市場經濟理念對宏觀經濟趨勢及相關經濟政策進行了鞭辟入里的闡述。正如評論者所言：羅伯特·巴羅改變了經濟學家思考問題的方式，深刻地影響了70年代以來宏觀經濟理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