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天”因素決定著你的命運

　　“後天”發生的一些外在因素，雖然不取決於我們的選擇，不由我們自己決定，但卻決定著你的命運。這當中首要的就是種種社會因素。記得“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剛剛通過了小學六年級的畢業考試，接下去要參加升中學的考試，面臨的選擇是報考哪所中學。我當時最大的希望就是去“住校”，離開家庭去過獨立的生活，那似乎很新鮮、很帶勁，因此選定了清華附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據說這三個學校都可以住校）作為我的三個志願。但還沒考試，沒有填志願表，“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不僅不再有什麼報考哪個學校的“選擇”，而且幹脆不再有什麼升學考試，一年半後才“就近分配”，進了中學，又一年半後就“初中畢業”了。其實當時沒上過什麼文化課，數學學到正負數，英語學了一句，字母念到第８個（Ｈ）。然後就是上山下鄉。我在小的時候，曾有過去農村的願望，因為在電影里看到的農村，總是小河流水、綠樹青山，靜靜的農舍、縷縷的炊煙，可以上山採果，可以下河摸魚。但真正到了要上山下鄉的時候，人已經大到懂得農村生活艱苦的程度（中學里兩次下鄉勞動已有了實際的體驗），已不再談得上什麼願望和選擇。當時唯一的“選擇範圍”是去東北還是去內蒙古，我們那一批“６９屆畢業生”，沒有去農村插隊，沒有留城進工廠，而是“連鍋端”去了生產建設兵團，只能在去什麼地方的問題上還有一些選擇餘地，但也不大，因為按比例，北京１３萬畢業生，１１萬要去東北，只有２萬去內蒙古。

　　父母家庭當然更是不能選擇的，而他們總是決定一個人生活道路的第一個外在因素。我的父親母親都是新中國成立前大學畢業的建築師，這決定了我從小就能獲得較好的家庭教育，有一個較濃厚的“家庭文化氛圍”，經濟狀況一直也還不錯，這些好處使我從小打下了較好的文化基础。但這一切又由中國過去的那種社會狀況所決定，會成為一個人的“家庭包袱”。父親在１９５７年被劃為“右派”，三個叔伯中有兩個也是“右派”，“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個還被定為有“特務嫌疑”，這就決定了我後來不能參軍，不能上工農兵大學，事事都要排在別人後頭。在中學里的時候，就有了一頂“可教育好子女”的帽子，與“紅五類”們相區別，以後到了兵團，“家庭問題”更是與我形影不離。由於喜歡寫點東西，領導幾次想讓我做文書、秘書、報道員之類的工作，但幾次“政審”，外調材料一來就都告吹了，結果只是使“檔案袋”越來越厚，工作卻從來沒有調成。1975年年初傳達毛主席指示，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我有幸被派到師部參加一個理論學習班，主要是學習《哥達綱領批判》等幾篇馬列著作，師部宣傳科的兩位幹事給我們輔導。現在已記不清是為了什麼，在哪個問題上，總之是一個相當抽象的理論概念問題，我不同意輔導員對原著的理解，並在小組讨論時講了自己的看法。我發言的第二天，這件事被上升為一個“政治事件”。團里帶隊的一位團部首長以前在我們連蹲過點，知道我的情況，“政治警惕性”非常高地在學習班領導小組會議上指出這是“右派子弟”借機干擾學馬列，矛頭指向上級領導，於是先是取消了我原定由小組推薦在第二天大會上發言的權力，第二天又命令我提前回團，停止參加學習班。沒有人找我談話，更沒有人找我講在理論問題上犯了什麼錯誤，只是人人都開始議論我是“右派子弟”。

本文摘自《經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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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中，作者結合自己的人生經歷，以最淺顯的經濟學理論提供了對許多重要人生要素的解讀，比如，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金錢與權力，怎樣看待能力與性格。作者展示了如何用“需求與供給”的經濟學理論分析競爭與創新，在諸事不可兼得的“邊際條件”下，人們應該如何做出選擇。作者以經濟學中的“外部效應”解釋了我們所處的“競爭性社會”的規律；從“收益與成本”理論出發，論證了人，特別是年輕人，應該懷有對“成就”的偏好，不能過於“閑在”。通過閱讀本書，讀者會領悟到，我們在人生中可能面臨的種種選擇，都可以得到經濟學的分析和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