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髦”的風險

　　生活中我們大家都知道“物以稀為貴”，就是說你的東西不必太好、質量很高，只要少，一樣能賣大價錢，賺大利潤。東西少不少，不是就其絕對量而言的，而是相對於人們需求的大小而言的。需求量大，東西少，大家爭購，價格被擡了上去，生產者利潤就高，就會有更多的人來生產這種物品，於是東西會多起來，價格也就逐步跌下去。而當供給太大，價格太低，大家虧本，便會有許多人倒閉或早早地轉移到別的行當上去，於是價格又回升。所謂“供求規律”，所謂“看不見的手”，說白了無非就是這麼一回事，所以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其實是很簡單的，經濟學本身是建立在“常識”之上的，直接來自現實生活。經濟學界甚至有這樣一句自我嘲笑的話：“什麼是經濟學？經濟學就是把在現實中行得通的東西，拿到理論中來看它能否行得通。”當然，像供求規律這樣的道理，說來簡單，但在實踐中自覺地加以利用並用好，也不是時時處處很容易的，因為人們經常會受到其他一些現象的迷惑。比如直到今天，還經常見到一些報道或文章，說商店、攤販如何如何“亂漲價”坑害消費者，謀取暴利，因此要加強管理，加強控制，刹住漲價風。表面一看很有道理，但我們應該再問一個問題：他為什麼能夠漲價？漲了價為什麼還有人買？要是漲了價之後沒人來買，他還能漲價麼？這樣一問，你就會發現，問題不在於商販的“缺德”（有機會漲價而不漲價，從經濟學的觀點看是“大傻帽”），而在於東西太少，不能滿足需求，所以根本的出路是發展生產，增加供給，加強市場上賣者之間的競爭，而不是去“管理物價”；你管著物價不讓它漲，那麼就一定是商品馬上一搶而光，“有價無貨”，或者就是“走後門”成風，歪門邪道盛行；而且你越是壓著物價不讓它漲，不讓那種商品的銷售者、生產者在一定時期內獲得“暴利”，就越是不能吸引更多的人來多生產這種東西，市場狀況就總是得不到改善，你也就越是得成天忙三倒四地去“控制物價”——那才是真正的瞎忙，沒有忙到點子上。改革開放以來的大量事實告訴我們，你放開哪個物價，不去管它，哪個市場上的供求關係就得到改善，到頭來價格不僅升不上去，還會往下降；而國家管住哪一種物價，那個市場上就一定還是供不應求，價格總在那里憋著勁地漲。我經歷過舊體制下的物品全面匮乏，現在走在街上那一排排的水果攤中間，常常為市場機制的神奇效力而感動：真不知從哪兒冒出這麼多的水果！大冬天的兩塊多錢一斤又大又好的蘆柑、蘋果，比起10年前價格也沒高出多少（按質量算許多水果可以說沒有漲價），而大家的收入卻漲了那麼多，可有人居然還在反對搞市場經濟！

　　在“供求規律”的基础上，經濟學還發展起了一套稍微複雜一點的理論，叫“創新理論”，其中的一個比較重要的原理，叫做“產品生產週期”學說，說白了就是描述“創新”與“趕時髦”之間的關係。最初，有人發明了一項新產品、新技術、新的經營方法，或者抓住了新出現的一種社會需求，就是看準了一塊新市場，這就是出現了“創新”。由於其新，便物以稀為貴、物以“新”為貴，物以“獨”為貴，因而能發大財，得到很高的“超額利潤”。大家看著眼紅，於是大批的人都來仿而效之，幹同樣的或類似的事情，生產同樣的或類似的東西，這就稱為“模仿”或曰“追隨”，其實就是出現了“趕時髦”。什麼東西一成時髦，一成“大量”，便不再新、不再稀、不再獨，市場便擁擠起來，那東西也就不再“貴”，價格下跌，一直跌到有人賠本、有人倒閉、有人“自殺”。這種產品或技術從贏利角度看的“生命週期”，也就完結了。在這整個過程中，“創新者”是成功者，後來“模仿”得較早的，也可以算是成功者，利雖不那麼大，也還算有利，早早撈了一票。而失敗者，“賠本賺吆喝”者，一定在那些“趕時髦”者之中產生。“趕時髦”的好處是不承擔“創新的風險”，也沒有為“創新”而付出過一種額外的努力，看到別人已經開了路子，才跟著往前走，似乎比較保險，但是沒有想到這種保險的方法也有“風險”，即大家都來趕時髦，市場一下子擁擠不堪之後賠本的風險。

　　從個人“選擇”的角度看，能成為創新者當然是最理想的，但實事求是地說，我們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知識與資本）去創新，多數人恐怕只能“模仿”、“跟隨”。所以，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趕時髦有時必不可少，真正需要特別註意的問題便是在“時髦”到來的時候，要冷靜思考謹防趕過了頭，沒有趕上“贏利”，反倒趕上了“賠本”。趕時髦者，都看到了在自己前面的人如何如何“賺了一筆”，看到了當初創“時髦”的那種高額利潤，一心想著也按同樣的辦法去賺。但你看到了那個“榜樣”，別人也會看到；你去模仿，別人也會在模仿。大家一哄而起，結果一定是行市大跌，做生意如此，做其他的許多事，比如對學習專業和職業的選擇等，都是如此。當前的一大“時髦”是經商“下海”，更具體一點的時髦還有“炒股票”、“房地產”、“開發區”等。我們國家是需要大量的人轉移去經商“下海”。作為經濟學家，我特別希望看到有更多的人去“下海”。下去的人越多，競爭越激烈，市場成熟發育的過程也越快。但從個人選擇人生之路的角度說，我們每個人都應小心不要趕時髦趕過了頭。我國改革開放後最初經商發迹的主要是兩種人：一是在原單位舊體制下幹得“不順心”，一身才華得不到重用，或因種種原因受排擠打擊，於是半是無奈、半是自願地脫離舊體制、脫離“官本位”、放棄“鐵飯碗”，自己另辟蹊徑；另一種人是社會待業人員、刑滿釋放人員等，無事可做，逼上梁山，從個體戶幹起，義無反顧。這兩部分人中，只有第一種人是真正意義上的“下海”者，是放棄了已有的鐵飯碗之後經商的；而後者本來就在“海里”，上不了岸或沒有位置能讓他上岸，所以也就無所謂“下”。當初的這兩批人，可謂是“創新者”。他們冒著各種各樣的風險，打開了一條新的生路，所以他們成功了，發了財。按照“創新理論”，他們也一定會成功。因為他們即使在經營能力和實力上差一點，也能因市場空缺大，物以稀為貴而獲利。而今天，當“堅冰已經打破，航道已經開通”的時候，當大家都看到了那條道路的好處的時候，再去“下海”，就已不再具有“創新”的性質，而都只不過是“模仿”、“趕時髦”而已。這時你能否成功，已不可能僅靠“物以稀為貴了”，而是要看你能否在正常經營的條件和市場競爭環境下有實力取得成功，不敗在身邊那些大量的競爭者手下，也就是取決於你本身的能力和實力。這時作“選擇”，你就要更多地作些“市場分析”。這是因為，過去是個人下海就能“撈到”的東西，現在你得去和別人競爭才能“搶到”了！

　　在“時髦”面前要保持冷靜的另一個原因是：有的時候（當然不是所有時候），整個時髦都是在瞎折騰！因為這種“時髦”違反了歷史發展的真正潮流，是“逆潮”。這時趕時髦趕得越歡，事後發現白費的工夫越大，甚至還會對我們的今後產生許多副作用。“文化大革命”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最近在一次會議上，聽到我們社會科學院院長作了一個很精辟的分析：蘇東等國由於教條主義盛行，整個社會科學界70多年來的工作成果，除了一些資料性的東西外，其他一切基本上可以說都是白費了。這很值得我們深思。理論界、輿論界有時有些很時髦的論題，但你自己分析一下，實際上並沒有什麼真正的理論意義和理論價值，過一段時間再回過頭來看，不會對科學的進展和知識的積累增添任何新的東西，並不值得那麼多人去為它費那麼大的工夫，還不如紮紮實實在一些當時不時髦、不叫好甚至遭白眼、遭排斥、遭壓制的論題中去多下下工夫，將來反倒真正對社會有益，真正有長遠的價值。理論界的情況是如此，其他各個領域里也都會有這種情況發生，都需要我們在“新潮”到來時保持清醒的頭腦，作冷靜的分析。我想我們每個人都是趕時髦趕過來的，年輕的時候就更難免如此，要緊的是在每一次趕“時髦”中吸取應有的教訓，下次時髦再來時，變得比較清醒一些。

　　選擇專業或職業，都有一個社會需要問題。在不同的時期，社會需要可能是不同的。有時從事某些專業，可能更容易找到工作，或有更多的發展機會，這對於一個人的生活選擇來說固然重要，但我想若從長計議，一個人在生活之初，在選擇學習方向的時候，應該更多地註重自己的興趣和能力，著眼於你喜歡做什麼和能夠做什麼，而把是否“容易被錄取”、“容易找到工作”等放在較次要的位置（不是完全不考慮）。你容易被錄取，別人也容易被錄取；那個專業今天缺人，明天可能就不缺，一切都可能會變，“市場”經過供求之間的相互調整達到平衡之後，各專業、各領域里的競爭程度會是相同的。你能否在競爭中佔據一席之地、取得成就，到頭來還是要取決於你自己的能力，取決於你所付出的努力。所以要用一種長遠的眼光來看待選擇的問題。發現選擇不當，該調整也要及時調整，浪費了一些時光也是必要的，因為現在調整，浪費的只是幾年，而現在不調整，到頭來浪費的可能是整個一生，就像我們的國家現在加緊改革，可能會有點小亂子，但若挺著不改，到頭來會出大亂子的道理一樣。

本文摘自《經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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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中，作者結合自己的人生經歷，以最淺顯的經濟學理論提供了對許多重要人生要素的解讀，比如，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金錢與權力，怎樣看待能力與性格。作者展示了如何用“需求與供給”的經濟學理論分析競爭與創新，在諸事不可兼得的“邊際條件”下，人們應該如何做出選擇。作者以經濟學中的“外部效應”解釋了我們所處的“競爭性社會”的規律；從“收益與成本”理論出發，論證了人，特別是年輕人，應該懷有對“成就”的偏好，不能過於“閑在”。通過閱讀本書，讀者會領悟到，我們在人生中可能面臨的種種選擇，都可以得到經濟學的分析和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