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插”的決心其實也並不難下

　　從一定意義上說，當時的“轉插”是選擇了“下坡路”，是選擇了“更壞”的結果。首先是生活的確更艱苦了。到村里後第一天參加勞動，就是推小車拉土，平整土地。小車是獨輪的，並且是木輪。曾見到有文章說三國時諸葛亮發明的“木馬流牛”，就是這種木制的獨輪車，2000年未變的生產方式，與兵團農場的拖拉機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冬天里每天只吃兩頓飯，晚飯一般只是玉米粥，五點鐘喝完，到七八點鐘人就開始餓得發慌了。河北塞外的氣候，不比東北暖多少，冬天屋子里卻只有炕上有點熱乎氣，凍手凍腳凍耳朵。沒有了經濟收入，要靠家裡接濟，加上一個人沒有了同學、沒有了好友，唯一的親戚即堂哥遠在５０里外的縣里，沒有電話相通，總之是闖進了完全陌生的世界，經歷了一生中最為深重的孤獨。

　　但是，從另一些方面看，我想我當時“轉插”還是頗有所得的，從生活的全部意義上說不能認為就是作出了“更壞的選擇”。首先是到了河北，雖然仍然在邊遠的山溝里，但畢竟感覺離北京近了點，離我認為的這個世界的“中心”近了一些。更重要的還是我希望能由此增加一些改變生活現狀的可能，這一點事後證明是對的。沒有多久，我就發現農民們和縣里的幹部們，不像兵團首長們有那麼強烈的關於“右派子弟”的概念。他們對城里來的“有點墨水”的知青，總會給點特殊的關照，加上我哥哥上上下下的關係和在縣里幫我使勁，不到一年的時間我就被借調到縣文化館，專職搞群衆文藝的創作，有了一個讀書寫字的條件，感覺自己多少有了點用途。其次，從知識或閱歷方面說，我有了一個了解真正的中國農村，從而了解真正的中國的機會。生產建設兵團也是農村，因為我們畢竟也種莊稼，但是，從物質技術條件上說，作為國營農場，那里已用上了拖拉機、康拜因，機械化、電氣化的程度已相當高，顯然是中國大多數農村所望尘莫及的。雖然有的時候會提出個“小鐮刀勝過大機器”的口號，把機器放在田邊不用卻讓我們到地里去耙，畢竟還不是像當時的多數農村那樣只能完全依靠人的兩只手。從制度上說，兵團可以說不是真正的農村，我們也不是真正的農民。我們具有十分獨特的身份和地位，我們是“工農兵”：首先是拿工資的國家職工，屬於農業“工人”的範畴，有福利，有勞保，有公費醫療，打不出糧食國家給調，虧損了國家給補，我們連隊１３０多人，幹一年虧損十幾萬元，糧食畝產連年下降，可我們的工資照發，旱澇保收，這是廣大農村公社辦不到的。但我們又幹農活、種莊稼，因此仍可以說是農民；同時又是“兵”，是兵團“戰士”，兵團是“解放軍序列”，要出操、打靶、“拉練”，有的連隊還發槍，連營領導都是复員軍人，團以上的主要領導幹部都是戴領章的現役，邊境上要是打起來，我們按計劃是要第一批沖上去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得天獨厚：去了一個地方，體驗了三種生活，或者說三位一體的生活。但是從社會經驗來說，在兵團你了解到的主要還是國營企業和軍隊營房內的運行機制、人際關係和生活方式（這種經驗，包括對“兵營”或“軍隊大院”的了解，當然也使我終身受益），對於真正的中國農村，我們仍然十分陌生。我在１９７５年已經有了點對社會科學的興趣，讀了些書，懂得了不了解中國農村就不會理解中國社會的道理，與其在兵團毫無希望地混下去，還不如幹脆下決心換個地方，到真正的農村去認識一番真正的“鄉土中國”。有了這麼一種心願，轉插後生活雖苦，卻也感覺有了一定的“回報”。這一段真正的農村生活，對於我現在所從事的職業，無疑是大有裨益的。一談論什麼經濟發展、體制改革、民主建設，你立即會想起那些光秃秃山梁下世世代代辛勤耕作的鄉親，想起大隊辦公室里那昏暗的油燈，想起社、區、縣三級幹部會議上那嗆人的“火煙”味道……

　　其實過後仔細想想，當時“轉插”的決心其實也並不難下：當一個人的境況已不能再壞的時候，任何別的選擇就都是有道理的了，它不一定更好，但一定不會再壞。到了農村，我反倒覺得有了一種“自由”，因為我意識到，在中國一個農村社員或許是最不怕“犯錯誤”（“政治錯誤”）的——一個國家職工犯了錯誤會被“開除公職”；城里的人弄不好會被遣送回原籍或“下放農村”；而一個農民，已經在農村了，除了罪犯以外，在社會中的“級別”已經不能再低了，你還能拿他怎樣？

　　

本文摘自《經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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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中，作者結合自己的人生經歷，以最淺顯的經濟學理論提供了對許多重要人生要素的解讀，比如，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金錢與權力，怎樣看待能力與性格。作者展示了如何用“需求與供給”的經濟學理論分析競爭與創新，在諸事不可兼得的“邊際條件”下，人們應該如何做出選擇。作者以經濟學中的“外部效應”解釋了我們所處的“競爭性社會”的規律；從“收益與成本”理論出發，論證了人，特別是年輕人，應該懷有對“成就”的偏好，不能過於“閑在”。通過閱讀本書，讀者會領悟到，我們在人生中可能面臨的種種選擇，都可以得到經濟學的分析和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