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他主義”

　　人是一種社會動物，這無非就是說他是生活在與他人的相互關係之中的，人與人是相互發生聯繫、相互發生影響的。這種相互影響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一個人的幸福或痛苦，會對另一個人或一些人的幸福或痛苦產生作用。比如，“階級敵人完蛋之時，就是人民大衆開心之日”，就是說“階級敵人”的痛苦，會導致“人民大衆”的幸福；“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就是說，只要還有“2／3的勞苦大衆”沒有幸福，“無產階級”就不會獲得幸福。這些例子未免太“大”了一點，讓我們還是舉點更實際的例子。兒女孝順父母，或者反過來，照現在經常可見的情況，父母“孝順”兒女，就是父母或兒女的幸福，會使兒女或父母感到幸福。現在許多年輕的父母，自己省吃儉用，終日操勞，一心為了那個獨子或獨女兒的幸福，完全置自己於度外，在他們的“偏好體系”中，最重要的顯然不是他們自己，而是子女。或許有人會說這種情況下，人還是只為自己，因為子女和父母本是一家人，“私”的概念稍加擴充就可以不是指私人，而是指“私家”。那麼就不妨再往遠了說說。經常發生的一種情況是，單位里別人長了工資、分了房子，或有了什麼好事，有些人會感到不舒服、不痛快，晚上睡不著覺，即使他們也長了工資，也分了房子；而在另一些情況下，我們的好朋友事業有了發展，工作上有了成就，我們會感到高興，由衷地表示祝賀，就像我們自己有了成就一樣。

　　在經濟學里，如果一個人幸福的增加，能引起另一個人的幸福也有所增加（不一定同比例增加），或一個人的痛苦，會導致另一個人的痛苦，就說這兩個人的福利是“正相關”的（比如家人、朋友等）；相反，若一個人的幸福能導致另一個人痛苦，或一個人的痛苦會使另一個人感到幸福，就說這兩個人的福利是“負相關”的（比如所謂的“階級敵人”）。如果一個人關心社會的進步、國家的昌盛、人民的幸福，就說這時人民的利益與一個人的利益是正相關的；而若一個人處處與人民為敵，大家過好日子他難受，整天在那里不僅不顧國計民生、經濟增長，而且專門找碴挑毛病，看著人民收入提高，日子越過越富裕，不符合他的那套“越窮越光榮”的偉大理論，心裡就別扭，我們就可以說這種人的利益與“人民的利益”是“負相關”的，我們就可以稱他為“人民公敵”（有的人名為“人民公仆”，實為“人民公敵”，是不是與仆人有時看到主人越發財心裡越不痛快的道理是一樣的呢）。而如果一個人與另一個人毫不相關，或者毫不關心，別人無論是幸福還是痛苦都對他不發生任何影響，則說他們之間“不相關”——不相關也是一種相關，即零相關，或不正不負相關。

　　但這樣解釋之後，似乎還是沒有解決人們到底是為私還是為公的問題。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先就一個具體的情況加以讨論，比如“助人為樂”，這可以說是“雷鋒精神”的一個重要方面。

　　“助人為樂”者，顧名思義，是因為說明了別人，使別人獲得了幸福，自己也獲得了快樂。詞中那個“樂”是誰的樂？是“自己的樂”，不是因為他“助人”而使別人獲得的“樂”，而是說明別人的人因說明了別人而使自己得到的“樂”。這首先說明，樂於說明人的好人，並不是因為沒有自己個人的幸福，而與我們這些一心只為自己的人有所不同（假定我們只為自己），或與那些把自己的歡樂建立在別人痛苦上的壞人不同。他們與一般人或“壞人”的區別之處僅在於，他們能把別人的幸福，當成自己的幸福的一個組成部分，別人的幸福與他的幸福“正相關”。他們正是因為如此才與我們不同，顯得更高尚、更美好。但是，在一個基本問題上這些“好人”與我們仍是相同的，那就是：他們也有個人的“偏好”體系，也有個人對什麼是幸福、什麼是痛苦的評價，他們也會最大化自己的幸福。只不過他的“幸福觀”或他的幸福的“構成”，與我們不大一樣，其中包含著別人的幸福，而在我們的幸福中，只有我們“私人”的而已。

　　其次，要搞清楚的一個問題是，樂於助人為樂的，並不是就沒有自己個人的私人利益，不是沒有專屬於自己的、從自己的物質享受或精神享受中所獲得的滿足。換言之，“一心為公”，“大公無私”等，只在形容詞的意義上是正確的。作為個人，總得有點屬於自己私利的東西，而不可能真的“一心”為公，大公“無私”。如果有誰說存在那樣的人，那一定是騙人，是不切實際的空想，要求人們仿效這種行為模式也一定失敗。實際情況總是為公不等於不為私，大公並非完全無私。雷鋒（我們在這里不去考證雷鋒其人其事，而只是把公衆心目中的雷鋒作為一種“類型”來進行分析）把自己的存款寄給災區，他一次只寄了２００元，而並沒有把自己的積蓄全部寄出，他比那些收入更高、存款更多但一分錢沒寄，或只寄了比如說２０元的人高尚得多，也絕不因沒有把自己的存款全部寄出就不高尚、不偉大。但畢竟“沒有全部寄出”這件事說明了他作為個人總得有點自己的私利，並且正因如此而更合理、更“近人情”，更顯得出他的實心實意。改革開放後有一則報道說，在雷鋒展覽館里擺出了雷鋒生前用過的進口手表和皮夾克，這就更符合實際了。雷鋒因此不再是被人為地裝扮起來的不食人間煙火的聖人，而是一個活生生的、可親可敬的具有“利他主義”精神的個人。

　　這就是說，助人為樂的人與我們這些只為自己的人的差別，不在於有沒有自己的“私利”，而僅在於在他的個人利益的結構中、在他對幸福的評價體系中，不僅有自己的私利，而且還有一份他人的利益、公共的利益。用一句數學語言說就是，如果說我們的利益結構是“一元的”（僅有私利），助人為樂者的利益結構則是“二元的”（不僅有私利，還有公利）。如果更現實一點說的話，我們多數人也並不是完全不關心國家，不關心集體，不關心整個人民的利益，像咱們北京人還特別以整天“為政治局操心”而聞名於世。因此我們個人的利益結構，實際上也是“二元的”，而我們與雷鋒的差別僅在於：在他那里，“公利”所占的位置更重要一些，所起的作用更大一些，雷鋒對公利的“偏好”更強一些，而我們這些人則對“公利”看得更輕一些，偏好更弱一些，私人利益在“選擇”中所占的位置更重要些，所起的作用更大一些。換言之，私心人人都有，只不過有的人“私心重”些，一事當前，先替自己打算，而像雷鋒這樣的人則私心更輕一些，把人民的利益放得更靠前一些。

　　總之，每個人都最大化個人的幸福或滿足，同樣可以“為公”、可以助人為樂。具有關心他人、關心公共利益這種優良品德的人，特點就在於他有一種特殊的“偏好體系”、價值觀念，也就是所謂“利他主義”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在經濟學里，這稱為“利他主義效用函數”）。不過這里需要註意的一點是：說一個人具有“利他主義”並不是說完全利他、一點都不為己，而只是說他不僅關心自己，也能夠關心他人。如果說“大公無私”這樣的概念，更具有形容詞的意義的話，“利他主義”這個概念則更具有嚴格的、確定的實證意義。

　　“利他主義”的表現形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從關心家人、朋友，到關心公益事業、全民利益，說明窮人，從事慈善事業等。無論到什麼時候，“利他主義”都是一種令我們感動、值得我們贊美的美德。它是我們這種社會動物的“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它是許多人偏好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會體現在我們大大小小的生活選擇之中，是解釋許多社會現象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本文摘自《經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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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中，作者結合自己的人生經歷，以最淺顯的經濟學理論提供了對許多重要人生要素的解讀，比如，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金錢與權力，怎樣看待能力與性格。作者展示了如何用“需求與供給”的經濟學理論分析競爭與創新，在諸事不可兼得的“邊際條件”下，人們應該如何做出選擇。作者以經濟學中的“外部效應”解釋了我們所處的“競爭性社會”的規律；從“收益與成本”理論出發，論證了人，特別是年輕人，應該懷有對“成就”的偏好，不能過於“閑在”。通過閱讀本書，讀者會領悟到，我們在人生中可能面臨的種種選擇，都可以得到經濟學的分析和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