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民主運動

　　共產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都旗幟鮮明地表明了政策方向，但西方國家在二戰前、中、後等時期發展起來的許多思想卻與此相反，因為後者常常代表不同對立黨派之間的一種妥協和折中。其原因是相互競爭的黨派既不能接受其中一個黨派獲得完全勝利，又不相信其中一種政策能夠取得全面成功。最近人們常把這些思想與“社會市場”或“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等思想聯繫起來。前文說過，“社會市場”逐漸被用來代表政府干預，但“社會民主”的概念倒有幾分符合本意。“社會民主”最初是由19世紀反對資本主義的工人階級提出的一種主張，他們提出的其他主張或概念還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勞工黨”等。這些詞語差不多可以交替使用。工人階級運動的政治主張是壓制和取代資本主義，最初他們主張由“國家所有”取代資本主義，後來他們又希望通過一種虛無的、把政府排除在外的“大衆所有”來取代資本主義。

　　1917年俄國革命爆發後，世界上所有團結在其週圍的黨派都把自己稱為“共產主義”，雖然它們也採用了一些其他的名稱，但含義都差不多。這種狀況直到20世紀50年代才有所改變，起因在於德國和瑞典的工人政黨把自己稱為“社會民主黨”，但卻放棄它們一貫打壓資本主義的主張，轉過來承認私有產權在經濟中的主導作用。1959年，德國的社會民主黨甚至提出這個口號：“市場是可能的，就像政府是必要的一樣。”其他黨派，比如英國的工黨，早已主張實行混合經濟，但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並未公開承認這一點。事實上，截至20世紀90年代，“社會民主”已像其老對頭“社會市場”一樣，逐漸用來泛指一切可以實現市場與國有經濟相互混合的政策模式。20世紀90年代之後，“社會民主黨”逐漸用來表示中間偏左的政治黨派，其範畴是如此鬆散，以至於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人們可以把世界上的大多數黨派，或者說至少是西歐國家的大多數黨派，全部歸入其門下。需要指出的是，在北歐之外的其他國家，社會民主黨極少能夠取得執政黨的地位。

　　 “社會民主”現已加入“保守”和“自由”這些詞的行列：在政治領域代表某種政治黨派或正式組織；在思想領域則代表更加寬泛的政策主張和意識形態。

　　從這個意義上看，社會民主代表一切集政府與市場力量為一體的策略，目標是實現經濟的最大效率，避免任何人為的沖擊，實現市場難以實現的社會目標，縮小市場過程帶來的收入差距。其中，實現經濟效率與縮小社會差距這兩個目標盡管相互依賴，但卻常常存在沖突。在收入差距很大的國家，人們缺乏經濟安全，缺乏創新和改革的動力，難以提高經濟效率。這樣的國家缺乏大批富裕的消費者，難以維持經濟發展的動力——市場需求，從而影響了經濟的發展。正是因為效率與公平之間存在相互依賴，社會民主才能代表一種比較寬泛的社會妥協；也正是因為這兩個目標之間潛在的沖突，市場力量與政府力量的抗衡才成為整個20世紀，乃至21世紀政治沖突的焦點。

　　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社會精英階層之所以“談民主色變”、對民主看法悲觀，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他們沒能看到民主可以迅速實現普遍繁榮，解決饑餓的人們的溫飽問題，從而將這群人可能摧毀社會制度的怒火熄滅於萌芽狀態。越是樂觀的社會，例如英國，越能看出財產所有權和公民權利慢慢擴張的態勢。技術熟練的體力勞動者的工資不斷提高，生活愈加穩定，白領雇員的社會地位不斷提升，加上建築業的社會運動（the building society movement），房屋產權逐漸普及，這些都擴大了公民的財產所有權。

　　但是，問題的根源並不僅在於工人的窮困和缺乏產權，還在於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帶來的激烈的市場波動，這種被動導致工人生活很不穩定。19世紀末，德國開始實施社會保障政策，通過保險制度對工人失業、生病和衰老造成的收入損失進行補償，為工人提供最低生活保障。這樣的政策隨後逐漸擴散到法國、奧地利、英國和其他地方。盡管這類政策的目標、範圍和成就非常有限，但它們確實成為社會民主的奠基石之一。

　　這些趨勢最終破壞了對經濟自由主義的信仰。需要指出的是，解決貧困問題需要做出實質性的改變，找到一個與經濟自由主義更為兼容的方法。20世紀初制造業的大規模生產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個難題。美國的福特汽車公司是規模化生產的典範，其先進的技術和工作組織大大提高了低技術工人的生產率，使商品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被生產出來，同時工人的工資得以增加，能夠購買更多的商品，大規模生產商和大規模消費者終於走到了一起。這一時期的技術突破發生在最接近民主思想（雖然這種民主主要體現在取消種族歧視上）的大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只有技術和民主結合在一起才能解決貧困問題。但就在1929年，在福特模式出現幾年之後，美國華爾街股市突然崩盤，這標志著宏觀經濟不穩定（即整個經濟生活不穩定）的問題依然非常嚴重。市場的不穩定性與消費者選民對穩定的追求之間的矛盾依然沒有得到解決。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相信政府在市場激烈波動時必須介入，挽救市場免其崩潰的觀點與民主的思想並不矛盾，從而也得到了加強。

　　到二戰結束的時候，西方工業社會的有識之士已經清楚地看到，利用法西斯主義保護產權不受民主威脅的行動完全是一場災難。資本主義和民主必須相互依賴，至少在世界上那些不能輕易摧毀大衆運動（popular movements）的國家是如此。福特的規模化生產模式使工人工資得到提高，因此增加了大衆的消費能力和對規模化商品的需求。這樣的良性循環可以部分地解決資本主義和民主之間的矛盾。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英國實行的福利國家制度正是這種社會政策的推廣，它可以很好地解決工人生活不穩定的難題。充滿自信的、生活穩定的工人消費者，一點也不再是資本主義的威脅，反而促進市場和利潤史無前例地擴張。資本主義和民主就這樣實現了相互依賴。

　　在資本主義和民主相互妥協的過程中，另一個因素起了更加重要的作用，這就是逐漸盛行的凱恩斯需求管理理論。該理論雖然以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名字命名，但主要思想卻來自英國和瑞典的經濟學家。凱恩斯需求管理理論主要盛行於斯堪的納維亞國家、英國和奧地利等，在美國也有一定影響。連世界銀行這樣的國際機構也倡導該理論，因此該理論在西方世界佔據統治地位長達30多年。凱恩斯需求管理理論的政策主張是：當經濟出現衰退，人們對未來缺乏信心的時候，政府就應通過舉債來增加支出和刺激經濟；當經濟出現過熱、需求出現過剩的時候，政府就應減少支出、償還債務、降低總需求。凱恩斯需求管理理論意味著較大的政府赤字，因為只有較大的政府赤字才能對國民經濟產生足夠大的影響。對英國和其他一些經濟體來說，只有像二戰那麼大的軍事開支才會引發如此大規模的赤字。二戰以前的許多戰爭也曾導致戰時國家支出急劇增加，但戰後就迅速萎縮。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它們不同，因為戰爭結束後這些國家推行福利國家政策，使國家支出不因軍事支出的減少而減少。

　　凱恩斯主義使普通人免去受市場激烈波動之苦，維持了生活的穩定性。凱恩斯主義熨平了商業週期，使規模化商品的消費者對未來充滿信心，也使大規模生產行業得以平穩運行。在推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失業率降到了很低的水平。福利國家不僅為政府提供了需求管理工具，而且還在除市場之外、對人們生活來說至關重要的領域提供了許多重要的服務。凱恩斯主義並不反對市場或資本主義，適度的需求管理加上福利國家政策可以保護資本主義經濟免受較大沖擊，保證經濟的平穩運行；避免政府對市場進行過多的干預；避免國家遭到敵對政治力量的攻擊；保護工人的生活不受市場激烈波動的影響。可以這樣說，凱恩斯需求管理真正實現了一種社會和解。

　　凱恩斯在寫作需求管理理論時沒有預見到，新社團主義式的勞資關係會成為戰後需求管理模型的一個決定性因素。美國的勞資關係沒有這種特徵，英國的勞資關係也只是偶爾才呈現這種特徵。但是在北歐國家、荷蘭以及奧地利，勞資雙方紛紛組成強大的集團。在新社團主義式的勞資關係下，工會和雇主協會都極力確保它們的協議不會造成通貨膨脹，特別是不會造成出口價格的提高。因此，價格穩定的前提是，工會組織和雇主協會具有足夠的權威，能夠確保所有工人和廠商不會破壞協議條款。對於那些特別依賴外貿的小型經濟體，這種集體議價制尤為盛行。德國是唯一一個擁有工會組織的大國，其目的在於發展出口，避免完全由內需拉動經濟增長。而且，在德國，只有鋼鐵和機械業的工人參加工會運動，因為這種行業對出口價格非常敏感。

　　以下是社會民主思想在社會經濟領域最終形成的一系列主要特徵：

　　● 凱恩斯需求管理。該理論認為政府非但不會破壞市場的運行，反而會盡力保護市場，使其避免激烈的、破壞性很大的波動。

　　● 強大的福利國家。人們得到市場以外的公共服務，並得到某種不依賴於市場績效與產權的收入。與完全由市場決定的生活機會相比，福利國家提高了人們生活來源的多樣性。

　　● 新社團主義式的勞資關係。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勞資關係正在力圖實現工人集會自由與勞動市場有效運行之間的平衡。

　　那麼這種社會民主思想有什麼缺陷呢？

本文摘自《新自由主義不死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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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自由主義，主張私有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政府應該最低限度地干預經濟和減稅等，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這種理念不斷受到挑戰，便形成了新的經濟思想：政府，更確切地說是法律，對保證市場力量的有效運行起著獨一無二的作用。然而，新自由主義始終堅信：在解決社會問題和實現人類目標時，市場優先於政府。2008年金融危機對這一思想再次提出了挑戰，人們在質疑新自由主義時，政府卻加大了對無良銀行的扶持力度，為什麼？如何在政府、企業和市場三者間尋求良性的關係，作者建議引進第四種力量——公民社會。本書面對非專業讀者，解答那些困擾我們的問題：為什麼金融危機期間銀行要跑去找政府索求巨額的資金？為什麼政府要接受它們的要求？我們怎樣才能擺脫這顯見的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