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把真相告訴更多的人

　　我希望通過這本書把中國農業的一個重要真相告訴更多的人。

　　這個真相就是外資控制和滲透中國農業的真相。

　　社會大衆對於真相缺乏了解，有時比真相本身更為可怕。

　　中國社會的上層精英人士對於中國農業存在的問題始終相當隔膜，我原本以為，這是因為他們對於農業產業鏈缺乏了解，可是後來才發現，問題並不那麼簡單。

　　2008年上半年某天傍晚六七點鐘，我對茅於轼先生做了半個多小時的電話採訪。當時，我是《大生》雜志的總編輯，該雜志是國內唯一的農業財經雜志。採訪的緣起是我在網上看到了茅先生的一個觀點：國家設定的18億畝耕地“紅線”是房價上漲的重要原因。按照茅先生的意見，應該打破“紅線”限制，讓市場決定中國的土地多少用來蓋房子、多少用來種地。由於房價高企，這樣一來，勢必會有大量的耕地轉換為開發用地，但也正因為土地供應增加，房價會相應地降下來。

　　我記得問了茅先生一個問題：“如果因為耕地面積減少而導致糧食減產，糧食不夠吃，怎麼辦呢？”

　　“可以買嘛！”茅先生的回答十分幹脆，他的意見是通過正常的國際貿易就可以解決我提出的問題。

　　而我了解到的一些歷史事實與茅先生想象的情形恰恰相反，即一個國家並非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可以買得到糧食。所以，對於茅先生的答案，我並不滿意，因而立即追問了一句：“那麼，假如人家不賣給我們糧食呢？”

　　“怎麼會呢？”茅先生當即反問我。

　　出於對老人家的禮貌，我沒有立即反問：“怎麼就不會呢？”其實就在剛剛過去的2008年4月份，海地總理雅克 · 愛德華 · 亞歷克西因美國減少對海地糧食出口並提高糧食價格導致社會動亂，最後被國會免職。另外，在春秋戰國時期，魯國和梁國“種桑誤國”的故事也是不應忘記的實戰案例。

　　我已經無心再聽茅先生的話語，心裡只是想，茅先生對於農業和糧食問題也許關註不多，所以不了解這些事吧。

　　倒是茅先生繼續解答著我內心的疑問：“一個國家不賣給我們，我們可以向其他國家購買嘛。”

　　考慮到採訪已經持續了將近40分鐘，我沒有繼續採訪下去，盡管心裡的問題仍然存在：“假使所有產糧大國均不賣給中國糧食，茅先生，我們該怎麼辦呢？”

　　我知道，這是個“較真兒”的問題，對茅先生這位接受過西方經濟學思想的學者來說可能也是個擊中要害的問題。因為茅先生提到的解決中國人吃飯問題的辦法——國際貿易——的理論根基，就是西方經濟學鼻祖英國的亞當 · 斯密首創、大衛 · 李嘉圖進一步完善了的“自由貿易理論”。而我假設的情形與之截然對立——貿易保護甚或貿易被強行終止。

　　茅先生所秉承的是基於假設的西方經濟學理論，而現實生活中沒有純粹的市場經濟，政治對於經濟的左右，使貿易保護成為與自由貿易共生互現的雙胞胎。

　　不久前，一位朋友向我推薦他的新書，是吳敬琏先生寫的序，序中寫道：

　　直到今天，我國的社會思潮動蕩仍跟對外關係有關。在反對外人妖魔化我們時，我們敏感的神經也難以健全平易。看著年輕一代人激進的民族主義宣言，作為過來人，我們有著一言難盡的感慨。

　　回憶我一生的世界眼光是有趣的。在冷戰時代，我們是封閉的，我們一方面不得不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一方面宣稱“我們的朋友遍天下”。那時自顧不暇，談外談洋色變；我們自卑又自大，但為什麼我們一窮二白呢？朋友在哪里呢？誰在妨礙我們發展呢？……從國家到個人，我們都離世界文明主流相去甚遠。

　　30年來的改革開放使得我們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我們度過了短缺經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個人也不再是計劃體制下的灰色人，而是跟國際社會近乎同步的文明的受益者。這一經驗只是中外文明交往的一個小小案例，卻也雄辯地說明開放成全的可能性，而敵意、緊張等等則敗壞了文明。事實上，洋務運動、北洋時代、國民政府主政的黃金十年……凡是中國快速發展的時期，都是開放的。

　　我們富強後的目的是什麼？我們繁榮起來的價值觀何在？我們服務於世界和人類文明的關鍵在哪里？遺憾的是，這些問題尚未得以解答，我們社會反而陷入一輪又一輪的弱者情緒里。我們對外尚未知人論世、平等相待，就再度想當然地以為他們有陰謀了……

　　看了吳教授的序言，我斷然決定，我的書不用請他們寫序和推薦了。

　　我對自由市場經濟的天真認識，止步於我曾經編輯出版過的一本書——《刷盤子還是讀書——反思中日強國之路》，這本書中，作者提醒我的一段話是：

　　歷史證明這是一個規律：對於弱國來說，貿易保護是抵禦市場經濟強權、發展民族工業的盾牌。當一國從弱變強時，它就會贊同自由貿易；反之，當一國由強變弱時，它又會回到貿易保護?線上去。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都是發展經濟的手段，而不是固定的信條，對任何經濟規律的無條件信奉都會帶來災難。

　　從這段話里我領悟到：即使沒有戰爭，世界也不是和平的。世界是國與國之間的對立統一體。國際競爭是永恒的主題。而且，大國欺淩小國是必然的。1936年，有日本媒體問魯迅：您怎麼看待中日之間的矛盾？魯迅回答說：兩家鄰居的孩子，一個孱弱，一個強壯，強壯的必然會欺負那個孱弱的。又問：那什麼時候兩國可以和平相處啊？魯迅答：等那個孱弱的孩子變得和另一個一樣強壯的時候。

　　正如吳教授序裡面提到的“民族主義宣言”，也許會有人認為我的觀點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觀點，對此我並不否認。因為我生在中國、長在中國，我的護照是中國護照，我的家在中國。我不可能像沒家沒國沒感情的“理性人”那樣去面對現實生活。美國人向中國出口黃豆價格越高，就意味著我得花費更多的錢才能吃上等量的油。我倒是想知道，反對民族情感的人是否和我一樣，持的是中國護照，領取的是人民幣。

　　也正如吳教授序裡面提到的“陰謀”，也許會有人說：你這本書也是像宋鴻兵的《貨幣戰爭》一樣的“陰謀論”，妖魔化外資。對此我同樣不否認。古語說：兵者，詭道也。商業競爭也講謀略：採取法律所允許的一切手段削弱競爭對手，增強自己，這“一切手段”自然也包括秘密策劃而圖之的辦法。事實上會有如學者們通過理論研究假設出來的情形嗎——對手非常善良，從不欺騙你，不僅不欺騙你，而且會及時地將他的意圖、方法全部告訴你，把你可能會受到的打擊、壓力提前告訴你，並教會你應對之法，甚至他根本不和你競爭，只與你和睦相處，除了握手就是微笑，然後就是自覺地給你分配合理的利潤。其實，我倒覺得，把我列為“陽謀論”更為準確。外資進入中國自然是要通過現有法律所允許的手段，達到贏利最大化的目的，這是明擺著的陽謀，而無需我去“陰謀化”一下。

　　《刷盤子還是讀書——反思中日強國之路》的作者鐘慶先生與週其仁、茅於轼、張維迎等著名經濟學家就其書中的內容進行對話。鐘慶先生後來告訴我，令他吃驚的是，中國的經濟學家多是經濟學理論所假設的沒血沒肉的“理性人”一樣，只有張維迎談到民族產業發展時很激動地說了一句話：“我是研究經濟的，按道理本來不應該講民族責任！”鐘慶說：“張維迎的民族情感還沒有被‘理性人’磨滅，這一點就很讓我感動。後來聽人說起，張維迎在這一點上與其他經濟學家不同。而實際上只要還有點民族情結，方式方法都好讨論。”

　　與週其仁先生的對話是通過電話進行的，因為週的腿骨折了。週其仁說：“中國經濟發展很快，過去中國什麼都不會造，20年前我是從日本往國內背彩電，今天呢？全世界的東西都是Made in China！”鐘慶直接應道：“20年前中國什麼都會造，今天什麼都造不了。”週愕然。鐘慶答：“20年前，中國能夠制造原子彈、氫彈、中子彈、衛星，今天呢？電腦芯片、顯像管、幹線飛機都要進口。”週其仁因中國能組裝全球產品而認定中國經濟發達，鐘慶因中國開放無節制丢失技術力而認識到中國之落後。二人不歡而散。

　　同樣的問題在茅於轼先生那里更有趣。在他家裡，鐘慶強調中國不僅要組裝產品，更要提升技術力時，茅先生在思考之後突然反問鐘慶：“什麼都由中國做了，那麼日本做什麼呢？”鐘慶幽默了一把：“日本人可以給中國人做鞋。”

　　在張維迎教授的辦公室里，張維迎談到中國巨大的出口順差，以說明中國經濟的強勁。鐘慶卻說，看經濟實力，不能僅看出口貨物數量和出口金額，更要看出口的“物質能量”：

　　按照勞動價值論，商品是凝結了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按照效用價值，因為消費商品獲得了無差別的人類快感。在價值的基础上等價交換，價格受供求關係的影響而波動。這些價值都是描述商品的社會屬性，實際描述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商品還有一個自然屬性，即商品由物質和能量構成。物質和能量都最終來源於再生的和不可再生的資源。在工業化時代，地球是狹小的，資源是有限的。即使是可再生資源，單位時間、單位面積下可獲得的資源也是有限的。

　　商品交換是按照商品的社會屬性進行，等價交換。但對於商品的自然屬性來說，卻是不等價的。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國際間物質和能量的流動是不平衡的。中國是物質和能量的淨流出國，日本是淨流入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即創造的商品社會價值越來越大，物質和能量的淨流出也加速度進行。但中國的資源有限，是一個抽血的過程，所以中國雖然經濟高速增長卻走向“貧困”。日本經濟增長緩慢，創造的商品社會價值可能是負數（制造業虧損），但由於商品自然屬性交換的不等價性，物質和能量的淨流入持續擴大，日本越發富裕，實物物價達到與中國相當水平。財富和消費最終要落實到實際的商品上，最終需要落實到物質和能量，即商品的自然價值。商品的社會價值只是反映社會中人的相互關係，實際與財富無關。

　　對於鐘慶這個工科博士的一套理論，張維迎沒有說話，按鐘慶的回憶：“張維迎聽著我的物質能量的進出口新論，似有所悟。”

　　2005年年底的這樁鮮為人知的公案，是由我策劃和組織的。

　　起因很簡單：當時我是一家出版公司的總經理，一位朋友向我推薦了鐘慶的文章，論述的主題就是在中日兩國的歷史轉折點上，日本雖然同樣受到內憂外患的壓力，但是通過有節制的對外開放，比如，一號機引進、二號機國產，實現了民族自強。而中國雖然同樣對外開放，但由於缺乏節制，比如，一號機引進、二號機引進、三號機還是引進，雖然制造業表面繁榮，但是技術力喪失，雖是制造大國，卻非制造強國。我受到強烈的震動。這是一些改變了我觀念的文章，於是決定出版。

　　但是直到拿到新書，我內心一直還有一個疑問，作者書中所寫的那些知名的經濟學家們難道不懂得鐘慶這些觀點嗎？為什麼從來沒有聽他們說過呢？或者他們根本就反對鐘慶的這些觀點？在事關國家發展前途的問題上，我十分希望聽聽這些對中央政府頗有影響力、受到包括我在內的社會大衆崇信的經濟學者們的看法。於是，就有了前面那些內容。對話茅於轼、張維迎，我派了同事陪同前去，與週其仁的對話由於是電話交流，我聽了全部過程。雖然有記者全程參與，但因故沒有報道。

　　從結果來看，對話的雙方似乎誰也沒有說服誰。

　　倒是後來聽一位在中央領導人身邊做秘書的朋友告訴我，《刷盤子還是讀書——反思中日強國之路》一書被高級別幹部才能看到的《動態清樣》摘錄。

　　當年所讨論的內容其實同樣反映在中國農業領域。中國大豆產業2004年一夜之間淪陷，油脂產業隨即破產、東北大豆種植面積大幅度下降的歷史事實，卻從未聽這些經濟學者們表示過關註。

　　當然，寫這本書的初衷，並不是排斥開放，而是推進科學開放，提醒人們重視過去粗放式開放中存在的輿論和政策問題，重新定位國有企業，創造利於公平競爭的環境，扶持民營企業發展，使企業在開放中學會競爭，使民族農業在開放中茁壯成長。改革開放30多年一路走來，中國迅速崛起成為經濟大國，但改革開放畢竟是一場摸著石頭過河的實驗，其中的盲點及其危害也逐漸顯露出來。翻看一下歷年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就一目了然：除了轉基因種子被列為禁止專案、種子被列為限制專案之外，中國農業的大門始終是打開著的。而今，轉基因落地神州大地也是勢所必然的了。

　　在農業領域，中國在引進外資的進程中，是否有戰略佈局？除了種子資源之外，哪些還可以列入佈局要點？中國如何在全球範圍內規劃資源類要素（比如水、土地、鉀礦、磷礦等）的拓展？如何有效應對國際大糧商的“期貨+貿易+種植”的產業鏈運作？如何集體應對國際賣家聯盟的談判？除了限制性的政策手段外，是否還有扶植性的政策？戰略佈局中民營企業的參與空間有多大？參與的方式有哪些？國有企業在佈局中的角色是什麼？國有企業是逐利性的自由企業，還是賦有實現國家戰略責任的政策性企業？

　　這些問題不因為衆多經濟學者的漠視而消失，相反，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會越來越凸顯。

　　當“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是科學發展觀的時代來臨，我們需要有新的經濟思想來指導我們的行為。在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的時代，我們需要的是重新認識有意無意指導著我們的西方經濟學理論，以一個活生生的中國人的觸角，去理智地面對世界，形成我們自己的科學發展觀。

　　是為本書寫作的初衷。

本文摘自《中國農業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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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農業真相》中，臧雲鵬先生將自己十年來關註中國農業與外資關係的成果做了完整的匯總和獨到的分析，帶領讀者逐一見識了中國農業各個產業鏈被外資控制和滲透的現狀，其真相讀來，讓人觸目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