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恒甫五問中國人

2013-09-04 20:50:04

  (1)為什麼在中國諸葛亮算最聪明的人,而在西方國家愛因斯坦是最聪明的人?

  (2)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本質差別是什麼?

  (3)我們如何看待這種差別?

  (4)我們如何保留這種差別?

  (5)我們應該消滅這種差別嗎?

  我們做學術缺錢嗎?以下兩節根據2005年3月28日作者在人民大會堂“首屆人文社科長江學者大會”上的發言整理。

  100年前(奇迹的1905年),愛因斯坦作為一專利局的小職員,在非常一般的生活條件下,居然寫出了劃時代的5篇論文。我們現在的長江學者和許多所謂的經濟學家比愛因斯坦和中國戰國時期的思想家的生存環境要好多了,我們卻做不出小成就!哪里是沒有錢啊?是錢太多了!

  就我所知,我們中國所謂有點名氣的經濟學家就只知道到處摸錢。哪里在做學問啊!在國外念了經濟學博士,便去投行做出賣中國的勾當!

  我強烈建議:我們所有這些長江學者把李嘉誠的這點錢捐出來辦義務教育。

  我們中國在基础教育、免費醫療和社會保障等方面政府支出的人均水平和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在世界上是非常低的。我長期在世界銀行工作,我為此感到羞耻:我們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啊!

  十多年來,我們在武漢大學就是自己拿錢辦形而上的學問班。現在國內可以摸錢了,我們大家便都跑回來了。這是哪種德性呀!還口口聲聲說是愛國愛校。荒唐!

  我們有多少小孩子上不起學?有多少窮人看不起病?有多少退休工人和農民完全沒有社會保障?我們好意思把錢帶到國外嗎?羞耻啊!學術大師何以造就?

  中國有句名言: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我們這些搞經濟、金融科學的,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赫克曼、羅伯特·蒙代爾一起,受聘為首屆長江學者講座教授,我本人羞愧難當呀!

  大學需要大師。上次我和北京大學的張維迎說,其實你在光華管理學院搞改革只要請四個人就可以了。宏觀經濟學請個世界級大師,微觀經濟學請一個大師,計量經濟學、金融學再各請一個大師。只要有這四位大師級人物,許多亞洲青年學生就會到中國留學了,而不會選擇去英國和歐洲了。這樣一來,我們兩個和林毅夫都只能當服務員了!張維迎說,恒甫你怎麼一幹事便讓我們趴在地上呀?我回答:我們不趴在地上,北京大學怎麼辦成世界一流啊!

  我認為這是可行的,也是能做到的。戰國時代、魏晉南北朝,我們出了那麼多有名的思想家、科學家。今天,我們應該建立起類似的研究機構,辦幾所名副其實的高等研究院。我們也有這個財力,養得起一批士大夫。

  那麼,如何創辦世界一流大學和研究機構呢?

  我們從普林斯頓這個小城鎮當初如何辦起高等研究院IAS得到一些啟示。1933年,郝伯格兄妹捐了500萬美元,辦起了日後對世界具有重大影響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剛開張時,該院只請了五個人。他們是愛因斯坦、馮·諾依曼,接著是戈德爾,後來是數學家亞歷山大,再後來是數學家沃爾佈倫。結果,靠這5人普林斯頓的IAS名聲大噪。

  對於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大家並不陌生,也是中國人引以為驕傲的。中國20世紀,幾乎每一位世界級的數學和理論物理的科學大師都與普林斯頓小城里的高等研究院有著密切的關係。當年,院里要把陳省身先生留下來,讓他當數學聯刊主編;華羅庚先生成名於普林斯頓小城里的IAS;楊振寧先生、李政道先生也在那里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丘成桐先生在那里得了菲爾茲獎……

  長期以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做的,是無用知識的有用性。只有無用知識,才是最終最有用的。科學巨匠牛頓、愛因斯坦,他們的科學研究對後來的科學發展影響巨大。從某種意義上說,今天我們需要更多踏踏實實坐冷闆凳、紮紮實實搞學問的人!怎麼我們這一代學問人也要保護落後的學術既得利益?

  我不能理解我的哈佛、MIT、斯坦福、耶魯……的同學。你們在如此大是大非的問題上現在怎麼變得如此世俗?你們應該正視腐敗、反對腐敗。你們應該維護教授的尊嚴和自由。你們不能讓中國的學術和校園繼續腐敗下去……你們如此活一輩子,我永遠是你們的敵人。你們都知道我是沒有絲毫變化,而你們在中國卻完全忘記了你們曾經有過的理想。

  我對現在把握學術權力的維迎之流本可置之不理。但是,我越來越感到遺憾:維迎之流還越來越會使用所謂的招搖撞騙的學術和兇悍的實實在在的權力在中國猖狂地創建政治、學術和金錢的統一體。自從我的公開信貼在網上後,我們衆多的在美國的學人(包括絕大多數學生)這一個多月來對此真有點談虎色變。我們在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歐洲發達國家受到了一些教育而且知道一些國際學術前沿。當我們回到中國任教或訪問講學時,至少應該不同流合污、過於自私。我親自經歷了1977—2007這30年中國?術風氣的演變。我們看到的現狀是十分令人擔憂的。

  (1)我們1977—1979級的一代搞學術的根基先天不足。我們現在掌握學術權力之後為什麼又開始想過當地主和土豪的瘾?我經常點到的許多人還有當土皇帝的瘾。只要看一下國際學術期刊,我們的哲學、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是多麼的落後啊!難道只有我恒甫一個人看得最清楚?難道只有我恒甫一個人最願意說給全中國人聽? 我不能理解。

  (2)難道只有我恒甫一個人最喜歡請全是比自己厲害的學者到IAS和CEMA上課?我在IAS和CEMA可以放開地請高手講課,而且他們的水平必須大大地超過我。怎麼我的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學友和同學就是要維持自己當莊主的小農封建莊園式的治理和統治?

  (3)當了封建莊園領主之後,我們難道沒有良知和良心大開學術的國門,全方位地請世界一流的人講課,而讓我們自己真正退到後台當好服務員? 我們有什麼資格一直罵慈禧太後? 我們現在都是慈禧太後,都在妨礙學術的進步。我們能欺騙自己,但我們不可能欺騙時代和歷史。

  把中國數學推向世界第一流的一個小建議

  2003年11月,正好是武漢大學110週年校慶。我受武漢大學委託,特請了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赫克曼和蒙代爾參加這一活動。我一輩子崇拜數學高人,而自己和哈佛學經濟的六位中國師弟的數學都很一般,根本無所謂天資可言。於是,我特寫了兩個電子郵件給了獲得菲爾茲獎剛不久的數學家。世界上最偉大的IAS里的弗拉基米·沃沃斯基(Vladimir Voevodsky)(2002年在中國北京的人民大會堂獲得菲爾茲獎)非常高興地答應了。我順便安排他到北京大學給學生在晚上6點作一個如何學習數學的學術報告。不料,丁偉嶽教授來電話,要我今後不要再作如此安排,因為數學老師在晚間六點要吃晚飯。我回答,你們老師只管吃飯,這次講座是給學經濟的學生安排的。後來,在北京的所有數學院士都參加了沃沃斯基的講座。

  沃沃斯基到武漢後,我的麻煩可多了。第一,他不願意見人。 武漢大學領導只好到他酒店的房間里拜訪了兩分鐘不到。第二,他每天早晨3點要跟動物在一起玩。我安排了幾位學生陪同,他不是很爽快地答應了:畢竟又要有人陪伴啊!第三,他要花3天到荒無人煙的深山老林里去玩,並要看諸如狗熊和至少是狼一類的動物。這下把我和武漢大學的外事辦的人給急死了:動物傷了他或吃了他怎麼辦?全世界都會知道的呀!我們怎麼講,他都不聽。我們只好放行。幸好,他活著回了武漢……

  我有太多的機會同他聊如何把中國的數學搞成世界第一流。他回答得非常簡單:學IAS,把幾個年齡不大的大數學家像他那樣養著,中國一定會留下世界上最好的幾個數學家。他也感歎俄羅斯的好數學家都到美國和歐洲去了,因為俄羅斯也沒有條件養這樣的大數學家。

  同學們,我們中國當然有錢養幾個IAS里的國際大數學家,怎麼就是沒有看到大學或科學院花錢養啊?2003年北京大學搞改革,我跟張維迎說了類似的建議:只要養四位真正世界一流的,不超過四十五歲的經濟學家和金融學家就可以了。他說這樣一來會讓我們幾個一級教授趴在地上。我說,我們不趴在地上,北京大學的經濟學就永遠不能達到世界一流。最後,我只好說:維迎,你的改革也是三教九流的人瞎唱主角罷了!其實,光華管理學院完全可以用三五個平庸的正教授的錢養一個世界上最好的經濟學家。當然,我們絕對不要養年紀超過六十的諾貝爾老大爺。

本文摘自《最後的狂人》


  2012年6月,全球經濟學家排名前100名中僅鄒恒甫一名華人,“中國經濟學第一人”的名號再次坐實。然而,讓鄒恒甫名滿天下的,不是他在經濟學領域的成就,而是他以一己之力挑戰北大,挑戰學術界,挑戰一切社會醜惡現象的“壯舉”。這,是鄒恒甫的悲哀,但卻是這個時代大行其道的悖論。

 承諾與聲明

兄弟財經是全球歷史最悠久,信譽最好的外匯返佣代理。多年來兄弟財經兢兢業業,穩定發展,獲得了全球各地投資者的青睞與信任。歷經十餘年的積澱,打造了我們在業內良好的品牌信譽。

本文所含內容及觀點僅為一般信息,並無任何意圖被視為買賣任何貨幣或差價合約的建議或請求。文中所含內容及觀點均可能在不被通知的情況下更改。本文並未考 慮任何特定用戶的特定投資目標、財務狀況和需求。任何引用歷史價格波動或價位水平的信息均基於我們的分析,並不表示或證明此類波動或價位水平有可能在未來 重新發生。本文所載信息之來源雖被認為可靠,但作者不保證它的準確性和完整性,同時作者也不對任何可能因參考本文內容及觀點而產生的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損失承擔責任。

外匯和其他產品保證金交易存在高風險,不適合所有投資者。虧損可能超出您的帳戶註資。增大槓桿意味著增加風險。在決定交易外匯之前,您需仔細考慮您的財務目標、經驗水平和風險承受能力。文中所含任何意見、新聞、研究、分析、報價或其他信息等都僅 作與本文所含主題相關的一般類信息.

同時, 兄弟財經不提供任何投資、法律或稅務的建議。您需向合適的顧問徵詢所有關於投資、法律或稅務方面的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