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傷害是鄒恒甫造成的嗎

　　退三步而言，就算北大的名譽權受到了侵害，但北大的名譽權受損是鄒恒甫造成的嗎？我認為不是。鄒恒甫只是在自己的微博上發佈了一條北大教授是淫棍的訊息，僅僅鄒恒甫的行為不足以對北大教授的名譽權造成損害，事件之所以發生到如此的地步，完全是因為其他網民的轉發、新聞媒體的報道所造成的，因此對北大教授的聲譽造成影響的是整個網路媒體，而非鄒恒甫一人。

　　其實，在本案中，鄒恒甫也是一個媒體，其只是將其所見所聞通過微博的形式表達出來，其只是整個事件傳播中的一環。因此，應將鄒恒甫的微博定性為一個新媒體。北大放過那些具有較大影響力的紙質媒體，而對鄒恒甫運用網路平台的行為加以起訴，顯然是避重就輕，就算勝訴，也達不到應有的效果，對鄒恒甫也是嚴重的不公。

北大只能允許正確的批評嗎？

　　退四步而言，就算北大是適格的原告，具有名譽權，並遭到了鄒恒甫的損害，但是在本案件中，法院能否認定鄒恒甫的侵權責任，追究其法律責任呢？我認為不能！

　　根據憲法和法律，對於普通民衆與國家機關工及其工作人員設定了不同的法律原則。對於普通民衆而言，法律要求客觀真實表達，不能散佈虛假信息，降低民事主體的名譽權。但如果一個公民的言論是真實的，即使造成他人聲譽的下降，也不需要承擔诽谤責任，當然說真話可能侵犯他人的隐私權。因此，在普通的民法領域，適用的法律責任是真實抗辯原則。

　　但對於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而言，卻應適用不同的法律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從憲法解釋學的角度而言，所謂國家機關及其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應當包括一切基於公共目的，依靠國家財政的運作單位及其工作人員。既然公民對北大這樣的公法人，有提出批評、建議、檢舉、控告的權利，那麼北大就有聽取公民批評、建議、檢舉、控告的義務。對於公民的批評權，憲法第41條並沒有規定限制條件，對申訴、檢舉、控告權則規定了一個前提條件——公民不能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

　　因此，公民的檢舉不實、不當的言論就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畴，不能追究其法律責任，對公民的批評就更不能追究其法律責任。個中理由是，為了監督政府，保障公民的知情權、輿論監督權，就必須容許公民在監督工作中犯錯誤，出現檢舉不實、批評不當的行為。在現實中，就算掌握偵查手段的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尚且不能確保能將案件事實調查清楚，更何況一個普通民衆呢？如果要求普通民衆批評政府做到準確無誤，否則就要追求其法律責任，那麼誰還能基於公共利益，去監督政府呢？“只允許正確的批評，就等於取消了批評。”

　　在本案中，就算鄒恒甫的微博對北大的聲譽造成損害，但其目的是消除高校普遍存在的腐敗問題，其敢於擔當的行為值得贊許，如果法院抓住其中有誇大之詞，有不實的地方，就要追究法律責任，如此的判決就會產生所謂的“寒蝉效應”，今後誰還能仗義執言呢？普通民衆和新聞媒體的監督權利就會喪失。現在，中國正處於權力腐敗的高發期，反腐形勢相當嚴峻，充分發揮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功能，保障公民的批評建議的權利尤為重要。在此關鍵時刻，如果借口維護網路秩序，對公民的網路監督加以嚴格限制，動辄追究其法律責任，可以設想，缺乏輿論監督的權力將會變本加厲，如此一來，遠非民之願、民之福。

　　本案件被呈現到人民法院手中，法院被站在一個歷史時刻，是為輿論監督提供一把堅實的保護傘，還是為國家機關與政府官員的名譽權打造一座堅強的堡壘，相信法院會作出正確的抉擇。

本文摘自《最後的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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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6月，全球經濟學家排名前100名中僅鄒恒甫一名華人，“中國經濟學第一人”的名號再次坐實。然而，讓鄒恒甫名滿天下的，不是他在經濟學領域的成就，而是他以一己之力挑戰北大，挑戰學術界，挑戰一切社會醜惡現象的“壯舉”。這，是鄒恒甫的悲哀，但卻是這個時代大行其道的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