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離一個世界大國還很遠

　　茅於轼

　　摘要：中國自1949年解放以後，基本的傾向是拒絕學習西方。先是學蘇聯，回來是走自己的道路。改革開放以後，向西方學習雖然還有爭論，但是事實上已經把“和國際接軌”作為國策。中國經濟的成功能不能保證長治久安，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政治上。中國還沒有轉變成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這條路恐怕是很崎岖不平的，弄得不好還要付出沉重的代價。中國離一個世界大國還差得遠。

　　我已經八十歲了。自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人追求現代化的160多年中，我親身經歷了其中的後一半，親眼目睹了中國人如何追求現代化的大致過程。我也有機會來比較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和過去的五十年甚至更遠的年代，能夠較深刻地理解這三十年的來之不易。這對看清當前改革的爭論是有意義的。我想結合自身的經驗來歸納這三十年的變化。

　　我的父親是美國留學生，兩個伯父也都是留學生，所以我們家有點西化。不是別的西化，而是比較開放，封建的一套在我們家很少看得到。我們不祭祖，不拜佛，家裡人和人的關係很平等，講究個人自由。也因為如此，改革前的海外關係就成為一條罪狀。中央文件有明確規定，有海外關係者不得在要害部門工作。在階級鬥爭的年代任何部門都算是要害部門。這項規定實際上就是斷送了一個人一輩子的前途。不能入黨，不能參軍，不能考大學，更談不上提幹或出國。當時的老百姓見了海外關係如同見了瘟疫，避之唯恐不及。可是改革開放以後，海外關係變成了可以自豪的東西。僑聯成為時髦的組織，大家都想有個親戚在國外，成為僑聯的成員有許多優待，子女考大學都能加分。從前誰也不知道某人有親戚在臺灣，改革開放之後才知道在臺灣有親戚的人很不在少數。

　　我從1957年開始挨整，一直沒有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大約在1976年我曾經說過，不想當官，不想入黨，不想出國。因為這些權利已經跟我絕緣了。可是想不到1982年居然給了我一次出國的機會。那是英國的蘇撒克斯大學邀請我參加一個中歐能源政策讨論會。由國家科委副主任吳明瑜領隊，一共四個人。國內的遴選是能源研究會的副理事長呂應中推薦。這次出國最大的感受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富裕和文明。這跟國內的貧困和階級鬥爭緊張關係成鮮明的對照。因為我大學畢業之後英文一直沒有丢，還能夠勉強對付，因而這次出國訪問大大地方便。

　　1984年我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是大名鼎鼎的李慎之。他很看上我的學問。次年就讓我去美國參加佈魯金斯學會和社科院的聯合中美關係讨論會。帶隊的是浦山，是一位堅定的馬列主義學者。他雖然是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博士，但他到底學沒學懂經濟學我抱很大的懷疑。他回國以後向李慎之告狀，說我用邊際分析讨論經濟問題，是資產階級觀點。這次出國遇到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中心的主任Dwight Perkins。他賞識我的發言，次年他招我去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改變了我以後的人生道路。1986年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給我進入世界學術舞台創造了條件。以後的十幾年里我受邀請參加各種學術會議近百次。其中比較重要的，一是做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網路的顧問，一共七年，每年要去非洲三四次；再有是受聘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經濟系擔任高級講師。給經濟系四年級的學生講三門課，經濟學專題、經濟計劃、環境經濟學。澳大利亞的大學一般只念三年，讀完三年就可以找工作。讀到四年級都是準備考研究生的。這兩項工作我都能夠按照國際市場的標準得到報酬，大大地緩解了家庭的經濟困境。一個中國人，沒有在西方學過經濟學，居然在西方大學里講授西方經濟學，是極少極少的。

　　為什麼對外開放重要?這需要回顧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追求現代化的歷程。至今為止的160多年里爭論的一個主要問題是要不要向西方學習。一直到1976年“文革”結束，這個問題是沒有解決的。特別是1949年解放以後，基本的傾向是拒絕學習西方。先是學蘇聯，回來是走自己的道路。改革開放以後，向西方學習雖然還有爭論，但是事實上已經把“和國際接軌”作為國策。我到過不少發展中國家，相比之下中國可說是非常西化的國家。技術層面不要說，幾乎是全盤學西方。汽車、飛機、冰箱、音響、計算機等等都是從西方學來的。在制度層面也以西方為藍本。憲法沒有照抄，別的法律大部分是抄西方的現成法律。社會制度也都學西方。人民代表大會是學西方的，從秦始皇到西太後都不需要人民代表大會。銀行、環境保護、大學的學制、證監會、銀監會、法院、律師等等無一不是從西方學來的，當然不是照搬，但是基本的框架是西方的。現在大學里教的經濟學、法學、美學等，基本上是西方的，更不用說自然科學，有的就拿西方的教科書在教。由於學了西方，大大地節約了我們的學習成本，縮短了摸索所花的時間。這就是後發優勢。可是在“文革”以前，雖然後發，卻沒有優勢，因為我們不承認要學西方。當然也應該承認，在學西方的過程中同時也引進了西方的壞東西。但是得失相比較還是得大於失。

　　改革以前中國人沒有自由。最重要的自由是人身的自由，不被無理拘捕，住家不被侵犯，受到欺淩有地方申訴。可是在“文革”時，不經過任何司法程序就可以隨便抄家、抓人、關人、打人，甚至於殺人。應該說，一般群衆這種危險比較小，迫害主要是針對社會精英而來的。黨政幹部、知識分子、企業領導，上至國家主席，下到生產隊長，都有被鬥被關的危險。中國的整人和斯大林的“清洗”不同，在蘇聯是把人殺掉；在中國是剥奪人權，任何人都可以欺侮你、罵你、打你、孤立你，你得不到任何說明。這種迫害之所以行得通，是因為迫害的對象宣稱是極少數，只有百分之一、二、三。大家都把自己歸類於百分之九十幾的“好人”之中。等到“文化大革命”，以階級鬥爭為綱，天天鬥、日日鬥、時時鬥，大部分人都挨了鬥，群衆才覺醒過來。當然，至今也還有糊塗著的。

　　“文革”時中國人沒有自由。沒有找工作的自由、沒有自己創業的自由、沒有旅行的自由、沒有選擇居住地的自由、沒有上學的自由、沒有結婚的自由、沒有選擇穿戴的自由、沒有說的自由聽的自由想的自由。只有勞動的份，做革命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說穿了，中國人是奴隸，和現在在山西發現的黑窯里的奴隸工差不多。不同的是黑窯里的人能夠逃出來就自由了，“文革”時你逃到哪里去!我在佳木斯的一個同房間的同事，他是廣東人，在三年災荒時偷渡去香港。不幸被發現，抓回來判了幾年刑。

　　現在中國人有了更多的自由，這些自由過去連想都不敢想的。現在中國人可以自由創業，從馬路邊上擺小攤到開公司，從個體戶到股份公司，隨便做。三十年前這些都屬於資本主義尾巴，統統都要割掉。我從1993年退休開始辦了兩件事，都是獨立於政府，個人創業的事。一是和其他四位經濟學家(盛洪、張曙光、樊綱、唐壽寧)一起辦了天則經濟研究所；二是和湯敏一起在山西臨縣湍水頭鎮龍水頭村辦了農村的小額貸款。這兩件事都堅持了十五年，至今還能夠有所發展，並產生了社會影響。天則經濟研究所是完全民辦的獨立學術機構，發表獨立的科研成果，研究對象主要是制度經濟學。十五年前制度經濟學還是很陌生的一個名詞。我們研究的內容都跟當時的經濟改革理論和政策有關。天則所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從開放民營企業到保護產權，從主張市場經濟到抵制政府壟斷，從自由交換到參加世貿組織，天則所都從民間的角度推動改革開放的進展。現在看來這些都是順理成章的。但是在當時卻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頂著“一貫正確”的老“左”派的大棒來做的。天則所由於它的獨立聲音，成為政府不喜歡的組織，屢屢遭到政府的為難，我們的活動場所被關閉，合作伙伴被警告。到2004年我們的合法地位被註銷，只能用工商註冊的公司的名義活動。實際上我們為改革開放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我從1993年起在山西湍水頭鎮龍水頭村做的小額貸款試驗，已經堅持15年了。這是中國唯一由私人辦的農村扶貧小額貸款組織，也是唯一一個吸收存款的小額貸款組織。私人組織吸收存款是犯法的，可以坐牢的。但是因為這是一個慈善性的活動，不但沒有把我抓去坐牢，還得到各方面的支援。親戚朋友支援我，政府官員支援我。不少高官自己捐款說明我，還得到世界銀行行長James D．Wolfensohn的親筆信表示贊賞。這個小額貸款從500元人民幣開始，逐漸增加到現在的140萬元。其中大約100萬元是朋友和當地群衆的存款，其餘的是大家的捐款。我個人的錢約有十萬元。做了十幾年規模還做不大。我終於懂得，做慈善終歸是做不大的，只有做成商業，能夠盈利賺錢，才能夠做大。而且更重要的是商業性和慈善性一樣能夠為窮人服務。這可能是出乎意料的一個結論。2003年以後沈東曙找到我要求加盟，後來這個小額貸款組織就交給他管理，也幸虧他的加入，使這個小額貸款起死回生。因為我遠在北京，只能遙控，具體的問題缺乏監督，慢慢地就走了樣。雖然沒有發生貪污，但是違規放貸的情況相當嚴重。經過沈東曙大約三年的整頓，現在已經走上軌道。如果沒有他，這個小額貸款組織很可能和其他許多小額貸款組織一樣，會走向死亡。

　　應該說，近三十年來的變化是中國三千年來所未有，初步擺脫了貧困，不但吃飽了肚子，而且不少人開始買車買房。中國在經濟上有點揚眉吐氣了。人們講日本的發展，必言明治維新；將來講中國的發展，一定會提到鄧小平改革。可是總體來看我們的問題還非常之多，積累的社會矛盾日益嚴重，許多地方發生騷亂，中國經濟的成功能不能保證長治久安，成為一條發展的正確道路，是大可懷疑的。這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政治上。中國還沒有轉變成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這條路恐怕是很崎岖不平的，弄得不好還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就在2008年初，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召開30年改革回顧大會，有三千人參加。我被邀請發言。上午四位發言人，有成思危、吳敬琏、我和厲以寧。全程錄像，後來在中央電視台播出。可是播出時把我的形象完全抹掉了，好?我就沒參加。這是最近的事，過去的幾年里我的出版物不斷受干擾，一言難盡。不過應該承認，現在的人權狀況比毛澤東時代大有改善。至少我不大有恐懼感，不像在毛澤東時，天天害怕被鬥被抓，被送去勞改。1959年我曾經被通知要去北大荒勞動。但結果沒去，我猜想是有好人保了我。否則很可能餓死在那兒。那時候一個人的命是非常脆弱的。幾千萬人就是這麼死的。

　　今年七月我去芝加哥大學參加中國改革30年回顧讨論會。參會的有四位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教授。在大學的餐廳外，挂了芝加哥大學得諾貝爾獎的70名學者的照片。中國有13億人口，可是沒有一個人得諾貝爾獎。這樣的對比太震撼人了。中國離一個世界大國還差得遠。

　　(作者：天則經濟研究所)

本文摘自《影子里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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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經濟離不開政治，談中國離不開世界。《影子里的中國——即將到來的社會危機》是一本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國際學者把脈政治時局和經濟軌迹、預測未來危機的著作。本書澄清了當下中國的改革理路，從“中國軌迹”到“危險的鄰居”，從“即將到來的危機”到“未來中國的陷阱”，圍繞中國經濟發展軌迹、發展陷阱、金融革命、社會核心價值觀與新秩序展開思考，評判中國改革成敗，並預言未來中國的新危機與未來世界的新格局。焦點話題均為約稿專文論述，作者在各個領域的影響力巨大，為新一屆政府提供了發展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