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謀政局的政治家

　　反复無常的政局

　　震災兩日後的3月13日，以及一週後的19日，我在CS電台中自己的節目（“大前研一時間”）上，分析了震災及核電站的現狀，並迅速對核電站事故的平息方案和震後复興的道路作了論述。因為當時，不切實際的推測俯拾即是，為了向大家傳遞我中肯的觀察結論，在影片網站YouTube上，我也上傳了該節目。一個月內其收視率就達到了200萬以上，一時間成了熱門話題。可能政府方面的人也看到了該節目，之後政府大部分的應對措施，也都是遵循我所提到的流程來實施的。

　　事實上，在震後不久，我與政府方面的人及政治家交談的機會比較多。我曾經兩次前往首相官邸，與菅直人首相交談，也曾與支援菅直人內閣、擔任政務官一職的議員以及民主黨的幹部、自民黨的國會議員等會過面。

　　盡管我不能透露都與誰作了怎樣的交談，但是我可以明確地說，除菅直人首相之外，所有的人都提到了要如何將首相從掌握政權的位置上拉下來。

　　某位執政黨的議員就震災對策與我進行交談時問道：“我不認為菅直人先生能夠應對這次災難。您怎麼認為呢？”因為我對政局沒有興趣，所以提出忠告：“如果這個時候，政局變動的話，民主黨就無法掌握政權了。”對方立刻回答：“那我們就在極短時間內完成這件事。一日內結束，應該就可以了吧。”

　　菅直人首相的成功戰略，暫時壓制了黨內的政變，又否決了在野黨提出的不信任決議案。但是之後，“後菅時代”的政局也很混亂，以政局優先為宗旨的國會反倒扯了災區复興的後腿。

　　此時正值國民必須團結一致擺脫困境的國難時期，但舉目望去卻盡是些一心謀政局的政治家。

　　民主黨憑借其向國民發表的政權公約，才實現了政權更替。宣言不單單是為了選舉而制定的公約，而是與國民之間的契約。政權、政黨有責任為實現契約而傾註心血。然而在如此緊要的宣言中，千回百轉、大費週折才完成的核心公約，卻只有免除高中學費與發放育兒補貼而已。其中關於育兒補貼，公約提出每月發放26 000日圓，實際上也只勉強實現了一半。

　　民主黨廢除燃油稅的暫定稅率，放棄對普天間基地的縣外搬遷，不去實施包括削減兩成人事開支在內的公務員制度改革與年金制度改革，僅在限定的路段、時段內開展高速公路免費通行的計劃，這些政策都半途而廢，不了了之。在群馬縣八場水坝的建設中止問題上，民主黨也是亂作一團。鸠山由紀夫當權時，國土交通大臣前原誠司已經明確表明中止建設，但繼任的馬淵澄夫又在發言中稱，取消中止計劃。

　　民主黨大放厥詞，稱通過釋放儲備金或削減浪費性支出就完全可以凑齊實現宣言所需的錢款。之後，民主黨進行了一系列的“事務分類運動”，政府官員在公開場合甚至受到了“事務分類人”的一番唇舌圍攻。但即便這樣，削減的額度也不過是杯水車薪。結果，要制定超過90兆日圓的大型預算，就會導致每年產生30兆日圓以上的國債赤字。

　　執政黨提出，因為遭遇了震災和核電站事故等不測的事故，所以要優先籌集复興款項，重新制定育兒補貼及高速公路免費通行等政策。宣言的預計完成期限是2013年。這一舉動看上去就像是政府為了方便撤回已經支離破碎、不可收拾的宣言而巧立“复興”的名目以搪塞視聽。但是，他們的真實想法是：宣言僅僅是個“主意集錦”，經不起推敲，沒有什麼整合性，也沒有考慮到錢款問題；如果在野黨希望的話，他們也欣然同意對其進一步修正。總之，他們認為只要實施與自民黨一般無二的政策就足夠了。執政不過是如此輕鬆的事情罷了。

　　如此這般，我們已經完全感覺不到民主黨執行宣言的使命感。复興迫在眉睫，但是就連在電力供應緊張的8月份，他們也將應對措施的讨論束之高閣，所有人關心的只是怎樣更換菅直人首相。或許他們關心的是如何延長政權的壽命，如何建立一個保證己方主導權的 “聯合政府”。歸根結底，他們在一心謀政局。

　　可悲的是，在野黨自民黨也如出一轍。雖說對在野黨而言，謀劃政局，企圖更換政權也屬情理之中，但是利用民主黨內“後菅時代”的情緒，輕易提出內閣不信任案，最終被大多數票否決，在野黨對此事負有重大責任。

　　為什麼政治家都在謀劃政局？因為將政局玩弄於股掌之上的時候，最能吸引大衆媒體的目光。媒體在報道政局的時候，可以更容易地博取民衆的關註，而且可報道的新聞材料也會增加。政局上誕生一個新的內閣，發佈新大臣的專刊就大概要花費一個月的時間。總之，政局的更叠也為媒體所樂見。

　　在日本，大臣和實力派的政治家多被稱為“××守護神”，這正是一些趨炎附勢的記者所起的名字。日本的報紙和電台的政治部記者們，缺乏從國民的角度出發點評政策的能力，因此就琢磨著暫且依附於擔任職務的政治家，來撿拾一些新聞。

　　政治家與趨炎附勢的記者兩者之間的關係，就是如果被依附的政治家得以出人頭地，記者也會隨之名聲大噪。因此，每當誕生一位新大臣，就容易出現一對組合：希望宣傳自己與前任不同的新大臣與批判前任、奉承新大臣的記者。

　　有時，記者也會在自己追隨的政治家未能當選大臣或脫離黨的職能部門時，為了使其重返重要職位，大肆報道其不當政時活躍的表現。也有的政治家操縱訊息，利用自己一手提拔的記者，故意洩露對自己有利的訊息。小澤一郎之所以一直處於政局的中心，就是因為依附於他的記者依然執迷不悟。

　　國民在閱讀、理解新聞時，應當清楚如此報道的媒體與政治家之間存在的關係。若是原封不動地接受新聞報道的內容，就大錯特

　　錯了。

　　英國廣播公司就不存在趨炎附勢的政治部記者。上次負責報道戈登·佈朗的記者，這次則負責戴維·卡梅倫。他們總是對政治投以批判的目光，希望將政策的缺點或矛盾之處展現在國民眼前。政治家和媒體之間的關係本應如此。

　　在日本，新聞記者也曾經與政府、權力保持了一定的距離。但是現如今，這樣的卓識已經蕩然無存了。如果能夠在報社中一舉成名，他們就會受到政府方面的賞識，進而被各種審議會的委員們拉攏。如果成為重大新聞的評論員，就可以出席三個，甚至四個審議會。因為有過這樣的經歷，記者們退休之後也可以通過演講或向雜志投稿來養家糊口，或許還可以成為某大學的教授。他們寫報道是為了營生——也許如此想的話，就更容易理解他們的行為了。在這種情況下，記者就不會對政府予以嚴厲的批評，也不會再揭露政府的不正當行為或存在的問題。盡管政府的問題或弊端是他們取材的來源，他們也十分清楚這些症狀。

　　甚至，這些阿谀奉承的政治部記者更加助長了政治家鑽營政局的行為。政治部的報道只關心“下一任是誰”的問題，這類內容占了報紙滿滿一頁，乃至兩頁，而政治部出身的評論員會在報紙上發表社論，並出現在電視上對政局進行解說。

　　由政治家和政治部的記者共同創造的政局反复無常，輿論逐漸失去了方向感和平衡感。就這樣，日本的政治經濟在近20年間，一直深陷泥潭，舉步維艱。

　　政治家想要的只有“標語”

　　我自己曾經數次切身感受到，政治家對政策是如何漠不關心的。

　　我有一個壞毛病，每當被邀請，就會帶著自己整理的資料去講解我對政策的一些想法。我的態度很堅定，那就是只要有政治家可以撇開政黨之分、一心只求日本更加進步，我就會欣然給予協助。因此，即使我明白自己大多時候都會無功而返，我依然堅持整理出一些只有要點、短小精悍的資料，並帶去講解。於是我每每都痛感到政治家想要的並不是什麼政策，而是“標語”，是有震撼力的口號。

　　雖然我與政治家長期打交道，但在我表達完關於政策的見解之後，記住了其標語之外的內容的，也只有獲得大勳位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

　　在2003年11月衆議院選舉前夕，自民黨的國家戰略總部事務局曾委託我擬定一份自民黨的宣言草案。當時正值小泉首相首次接受國政選舉的洗禮，擔任自民黨國家戰略總部事務總長的，是自2001年小泉政權執政以來，一直位居法務大臣之位的保岡興治。

　　我寫了足足32頁的宣言草案，並呈交給事務局，但是小泉首相並沒有看。原因是“太長了”。他要求我將其縮減為兩頁，於是我絞盡腦汁匯總了兩頁草案，再度呈交上去。但是，小泉首相也只是嘩嘩地翻看了一遍，就說“不予採用”，將它扔在了桌子上。“他知不知道我的厲害之處？是直覺！直覺！學問太多的人都反應遲鈍。”

　　前法務大臣保岡興治深感遺憾，一個勁兒地向我道歉：“大前先生，對不起，實在很抱歉。”不過，大概因為這位政治家面對政局時展現了敏銳的反應力，所以才對政策的學習不屑一顧。

　　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也是類似的人物，是我最先向都知事提出“新銀行東京”的想法的。

　　2001年，與都知事石原先生會餐的時候，我曾提及：“東京都一天的開支，有時候就會達到9兆日圓，而在都市銀行，連1 000萬日圓都無法得到保障。如今，大型銀行接二連三地倒閉。在這樣的形勢下，依然把東京都的資金存放在都市銀行，沒有問題嗎？”在當時的金融危機下，東京第一大都市銀行——第一勸業銀行（現在的瑞穗銀行）的資產信用等級被評定為“如果沒有外部援助，就有可能破產”。這是一個非同小可的問題：如果不將東京都的資金存放在安全的地方，在緊要關頭時，東京都就會停止運轉。

　　為避免此事故的發生，我提議可以收購資產負債表健康的小型銀行，或者創立只方便市民使用的、具備結算功能的銀行，“由東京都來設立一家銀行”。

　　當時該計劃被命名為“大都會銀行”。與石原都知事會餐的第二日，“石原都知事的大都市銀行設立構想”就躍然出現在了報紙上。我深感佩服：不愧是都知事，如此快速地做出了決策。

　　之後成立了銀行特別專案組，我作為志願者，接受了指導特別專案組的任務。我當初的設想是，借用既有銀行的支行這一形式，設立虛擬銀行。對既有銀行的支行，分配三位數的“支行號”。因為有“000”至“999”號，所以可以創立1 000家支行?但是實際存在的支行至多也不過200家。利用剩餘的大批支行號，讓日本所有的銀行都準備設立“東京都支行”，然後將其作為虛擬銀行加以利用。虛擬銀行與既有銀行的營業內容大相徑庭，而且也不會對民營企業造成壓力。

　　關於“大都市銀行”的構想，我已經對石原都知事講解到相當明了的程度。但是，他卻說不太懂金融方面的事情，又將問題抛給了出納長（當時的前副知事）大俊郎，出納長也回答說：“呀，這個，我也不太……”

　　直到最後，石原都知事仍在糾結的問題就是“大型銀行辦不到的中小型企業援助”與“風險企業援助”。受銀行惜貸影響，中小企業相繼倒閉，也許正因此，政治家才將援助中小企業與風險企業視為重要課題。

　　我也不是不能理解這種想法，但這應該是在新銀行真正獲取利潤、有了餘力之後再去處理的事情，在尚未贏利的時候就插手此事，顯然會大傷元氣。東京都本應對需要融資的中小型企業或風險企業進行嚴格審查，但我在東京都的官員當中，卻沒有發現善於作風險企業鑒定的人才。

　　我經營培養創業家的學校已經有10多年了，而且長年從事的工作也是對創業家進行分析。以我的經驗來看，援助風險企業對大型企業而言也是一個難題。更何況我認為官員或政治家絕對沒有這方面的“嗅覺”。除此以外，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也是大型銀行並不擅長的一個領域。

　　正因為政府和大型銀行沒有對中小型和風險企業進行援助，所以石原都知事強烈主張，無論如何也要辦成這兩件事。我是站在城市居民、納稅者的立場上，作為志願者，無償地接受了該專案的任務。但是最終，當事情發展到了以我的經驗已經無能為力的階段時，我就退出了該專案。

　　然後，就湧出一群可疑的人，紛紛叫嚣道：“既然大前不行，那就讓我來做吧。”他們爭執的結果就是在2005年，與我的提案相差甚遠的“新銀行東京”開業。新行有8家支行，一開始的營業內容與既有銀行相差無幾，整件事情的始末正如衆所週知的那樣：經東京都議會與國會議員斡旋而得到的增資，以及大型銀行的不良債權替代融資，眼看著就成為不軌之徒的囊中之物，結果使得赤字膨脹，僅3年的時間內，累計赤字就達到了1 000億日圓，最後“新銀行東京”以破產而告終。如今，我正在委託東京都的同行們協助再建的工作，而且為避免再度破產，哪怕是外在形式，我也在盡力設法彌補。

　　在提出“大都市銀行”構想的時候，我曾反复叮囑石原都知事，必須由東京都自己來經營該銀行。官員或者政治家不可能精通銀行的經營。我確信如果由他們經營的話，一定會朝著壞的方向發展。當時，在東京都職員中，具備從事銀行業務工作經驗的，只有從日本債券信用銀行聘用的一名女職員。

　　石原都知事將“新銀行東京”的破產責任推卸給了經營團隊，但破產最大的原因無疑在於，石原固執地將自己的政治使命感寄託在了“設立東京都銀行”這一標語上，一味地去推行中小型企業援助與風險企業援助。

本文摘自《日本的迷惘與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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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從1991年泡沫經濟崩潰之後到2002年，經歷了“失去的10年”，但現在又有了“失去的20年”，甚至“失去的30年”的說法。日本的經濟一直處在一個低迷的狀態，雖施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這個改革非常困難。曾經大獲成功的舊“日本模式”已經完全陳腐僵化。實施革故鼎新的大改革、創造全新日本的時機已經到來！
　　本書作者大前研一作為親歷者，針對日本的新國家戰略展開論述，對日本當前整個社會狀況以及經濟、國民生存現狀進行了犀利的點評，並對日本政界實施的各項政策提出中肯的建議。舉例翔實，說理清晰，分析透彻，寫得很有分量。他警醒日本政府當局，真是應該拿出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勇氣和決心來進行彻底的變革了！
　　鄰國日本的經驗和教訓，日本未來發展戰略的重新思考，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了有價值的思索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