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金融誤區

　　金融是“共和國有限公司”很重要的“主營業務”。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資金與貨幣主要是通過行政領導下的財政劃拨來實現的。市場經濟下的金融體系建立於改革開放之後，從中國人民銀行逐漸分出來工商銀行、農業銀行、建設銀行以及過去主要在海外開展業務與從事進出口結算業務的中國銀行。後來逐漸形成了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農業發展銀行等政策性銀行以及全國性、地方性商業銀行。有了銀行業務十多年後，才有了資本市場。由於這樣的歷史沿革，至今傳統意義的金融仍然只是貨幣市場而不包括以資本為核心的資本市場。例如，根據百度對金融的解釋，金融就是資金的融通，是貨幣流通和信用活動以及與之相聯繫的經濟活動的總稱。廣義的金融泛指一切與信用貨幣的發行、保管、兌換、結算，融通有關的經濟活動，甚至包括金銀的買賣；狹義的金融專指信用貨幣的融通。按照上述解釋，不論是廣義還是狹義，都是一個錯誤定義，這樣的定義對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是極其有害的。這個定義最大的問題是，金融只涵蓋了資金市場而忽略了資本市場。資本是貨幣的衍生，是貨幣的另一種表達方式。資本是貨幣的高級表現形式。資本的出現是對貨幣的升華，對貨幣賦予了更為深刻的含義，延伸了貨幣更加巨大的價值，同樣也賦予了金融更加豐富的內涵，使金融不僅成為產業的載體，產業的潤滑劑，同時金融自身也成為獨立的、巨大的產業體系。

　　形成今天這樣一個以商業銀行為主導信貸市場為核心的，以貨幣金融為主而非資本金融為主的金融市場體系和這樣一個錯誤的定義，有很複雜的原因。第一，由於中國的資本市場建立時間很短，又是誕生於社會主義這樣一個特殊的經濟體制里，同時，在資本市場建立之前，我們只有貨幣市場，以傳統信貸業務為支撐的銀行體系過於強大。第二，中國人的生活觀是一個量入為出的生活觀。一生都在考慮將錢存在銀行，用於購房、養老、養育子女。高儲蓄率也為信貸資金提供了巨大的市場。第三，直接融資的資本市場的建立將擠占銀行的業務空間，瓜分銀行的市場份額，與信貸市場形成競爭關係。第四，整個金融監管當局的人才，他們所受的教育，他們的成長之路，所形成的知識結構也都主要來自銀行業。第五，從銀行的盈利模式來看，主要通過短期的高息信貸獲得存貸差，並以此作為銀行利潤。風險主要通過實物抵押和信用擔保控制。信貸資本與產業資本之間，並不需要更深入的專業進行聯繫，而銀行又實行高度的壟斷使銀行經營相對容易，全中國從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銀行幾乎都是一個盈利模式，完全的同質化。全部的競爭都在放貸吸儲之間展開。這些原因使資本市場的發展當然不那麼順利，更不要說建立豐富多彩的現代金融服務體系了。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發展資本市場本身就存在巨大的爭議，同時它又是誕生於不允許爭議的特殊歷史時期，因而，整個國家就沒有對資本市場有更為深刻的認識與理解。對於如何設計一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本市場，同樣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指導思想下歪歪扭扭走出來的一個飽受爭議的“物種”。所以在這一章里，我認為首先要對“共和國有限公司”旗下的金融這一主營業務進行重新定義：金融是指資金與資本的融通。重新定義才有利於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金融在“共和國有限公司”的地位、價值、作用；才能準確地把握這個產業的內涵與範圍；才能正確地去培育和發展這個產業；也才能科學地去建立這個行業的監管體制、行業規範、道德體系。在推動、促進這個行業發展時，有效地防範、控制行業的風險。

　　“中國重組”必須深度重組中國金融。

　　最近幾年，尤其是2008年自美國開始的金融危機以來，全世界對金融的關註超出了以往任何時候。中國人寫的書裡面，有兩本書影響很大，一本是《貨幣戰爭》，一本是《金融的邏輯》。前一本講貨幣的陰謀，看完以後覺得我們每一天都生活在帝國主義的陰謀下，暗無天日；後一本認為以金融立國的美國，由於在堅實的法制基础上建立了華爾街金融體系，即使現在出現階段性“調整”，一旦复蘇，仍然堅不可摧。而中國幾千年的儒家文化以中庸之道立國，不可能在這樣的文化基础上建立龐大的、健康的、科學的、創新的現代金融服務體系。這樣的觀點，很讓中國人自卑而糾結。

　　至於怎樣建立一個龐大的、符合中國特色與全球一體化的中國金融體系，不是我關心的話題，我也不是專業學者，我只是中國金融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里一個專業從業者。二十多年的從業生涯里，我經歷了中國資本市場從零走到今天的所有日日夜夜。與海外資本市場的交道自1992年開始也打了二十多年了。我希望在本章更多地通過中國資本市場的故事，來建議中國金融發展的思路。

　　研究美國資本市場的歷史我們發現，法治與充分的市場經?是金融資本市場建立的基础，也是華爾街立足的根本，是華爾街百年成功與輝煌的邏輯。但對沖基金的變質，衍生金融產品的無限放大，私募股權基金形成的新金融資本主義的強勢，超前消費、透支未來的美利堅民族消費心理與習慣形成的龐大債務鏈條，同樣是在一個法律框架下誕生的，它並沒有科學地演繹出美國金融邏輯的平衡性、穩定性與持續性。反而惡性蔓延，由北美延伸至北歐、亞平寧半島乃至整個歐洲。

　　這種此起彼伏在美國已經經歷好幾輪了。自大英帝國對世界的統治地位讓位給美國以來，以華爾街為中心的現代金融服務體系成為美國崛起的代名詞，華爾街成了全球金融資源配置的中心。摩根、高盛、花旗等一批老牌金融機構依靠現代金融的服務手段，控制了鋼鐵、汽車、鐵路、電力等工業革命早期最重要的產業，成就了美利堅強大的產業基础。壟斷與貪婪導致了1929年第一次世界金融危機，從而引發為全球經濟危機。1933年的羅斯福新政，扼制了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泛濫的資本主義，加強了國家干預，通過《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實行金融分業經營、分業監管，不可一世的老摩根一分為二，成為JP摩根和摩根斯坦利。1987年引發於華爾街的股災，再次證明美式經濟與金融的不可持續性，整個國家成為淨債務國是這次災難的根源；1999年，突發奇想的金融家們預支互聯網、生物技術等高科技領域的發展速度和成果，吹大的科技泡沫突然破滅。但他們並沒有意識到真正的問題出在何處，竟然在1999年科技泡沫破滅之年，推出《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修改實施了六十多年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再次祭起金融混業大旗。無節制的金融膨脹終於在2007年引發可能是有史以來規模更大、範圍更廣、更為曠日持久的一場金融、經濟危機。至今還在持續、蔓延的危機最後的結果無論現在怎麼預測也許都不過分，全世界對這次危機所引發的思考涉及影響人類生存的方方面面：經濟的、環境的、政治的、哲學的、道德的、人文的……

　　僅僅是法治，看來並不靠譜。華爾街的問題還是道德與人文的問題。法治如果不是建立在具有普世價值觀的道德與人文基础上，法治同樣會成為罪惡的幫兇。近日發生的華爾街被佔領，實際上就是被道德與人文所佔領。

　　以私募股權基金為例。私募股權基金誕生於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一些金融大鳄，如高盛、雷曼兄弟、摩根斯坦利這樣的大投資銀行在歐美現代工業的高速崛起中，通過服務、投資、交易賺了不少錢，成就了這些投資銀行的快速發展，同時也讓一些投資銀行家個人欲望急劇膨脹。還是覺得個人價值與創造依託於大投資銀行的平台賺的獎金太少，不如將一些長期合作的客戶私有化，利用有限合伙制這一法律制度，以出小錢的方式承擔無限責任，管理大的資金。巨大的金融資本脫離機構的系統約束與風險控制，利用其所謂的西方法治核心、委託代理制以及豐富的金融市場經驗，發現機會與投資交易價值，獲得投資機會。同時通過大量的專業服務，為所投資企業創造價值，經過一段時間培育在資本市場退出，讓投資者分享產業高速發展的成果，也給基金管理人帶來高回報。成功的交易讓基金管理者聲名鵲起，集聚在這些基金名下的錢越來越多。漸漸地，基金管理人的話語權越來越大，形成強勢的資本力量，也就是所謂的“新金融資本主義”。產業與金融的重心被颠倒了過來。資本逐利的本質與個人貪婪的本質坦然地結合在一起，怎麼不會發生金融危機呢？早期的PE（私募股權基金）還註重以客戶為主，以企業、產業為中心，越往後就越是以己為中心了。

　　三十多年後，PE來到中國。新橋資本投資深發展銀行之後，國際著名的PE蜂擁而至，黑石、凱雷、KKR、TPG、華平都在中國這個價值被低估的市場獲得高額回報。同時，幾年之後，顯得不是那麼高深的法治框架，很快被中國人模仿。自天津成立渤海基金，山西創辦能源基金，上海成立金融基金，綿陽成立高科技基金後，成千上萬的國產PE如雨後春筍般平地而起。形成人民戰爭一樣的全民PE潮，而且勢如破竹，銳不可當。早已形成的汪洋大海幾乎已經把當初進入中國的國際著名PE全部淹沒，逼得這些國際著名大腕不得不落草為寇，紛紛設立人民幣基金來開展與“土八路”的競爭。

　　本人對這一現象深惡痛絕，在2007年9月，我就針對PE潮的湧入，發表過《PE批判》的演講。沒有弄清PE的本質，讓PE潮在中國大地洶湧澎湃，PE絕大多數將成為泛濫的禍水，長期危害中國的產業經濟。

　　今天的PE有兩個本質：第一，通過對賭與產業資本形成強烈的沖突而不是服務；第二，少量的人管理大額的資本，不可能給企業創造價值。金融家與企業家對平均利潤率的期望值有巨大的反差。更為嚴重的是，中國經濟剛步入工業化中期，資本市場才歪歪扭扭走了二十多年，中國哪來這麼多符合條件的投資人才、管理人才？怎麼可能誕生出那麼多合格的機構投資人？我們不僅沒有學習到PE領域早期的與產業經濟相依為命的本事，也沒有建立起PE的法制框架就一哄而上了。可笑的是，中國的本土PE繼承了中國三十多年來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先進工藝、先進理念的一貫“優良傳統”，即批判、引進、吸收、消化、變革。私募股權基金到了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國家，就變成了“國募股權基金”，而且一來就是幾十億、上百億。基金管理人呢，找國外的或者海歸吧，又不熟悉國情；找體制外的國內專業人士吧，又不放心。最後發現，這可是新的國有資產流失，合法腐敗，合法尋租的方式。一百億的基金，每年有兩億的管理費可以分光、吃光、花光。組建一個管理團隊，董事、總經理級的不到十個人就可以了，加上前台、後台，不到十五人就可以輕輕鬆鬆管理一百億，十五人每年成本兩億人民幣，夠滋潤的。貪官貪這麼多錢少說得判二十年或無期徒刑，甚至槍斃。行政權力控制的財富流失，因為不會量化到具體的納稅人頭上是沒人關心其痛癢的。中國PE的禍害還得有幾年後才會顯露出來，不知那時找誰來承擔這個責任？

　　比較中外PE的市場環境與條件，在人文道德基础、法制框架、交易人才與技術三個層次，海外PE在法制基础、人才技術兩方面都優於中國，只是需要道德與人文的重建。而中國在法制基础、人才技術方面都落後很多年，但在人文道德領域這個最基础、最根本的環節，我們本來是最有優勢的，因為我們幾千年來就崇尚道德立國，但我們卻把它給丢了，至今沒有撿回來。這就是中國金融資本市場最大的缺陷和發展將會遇到的最大羁绊。

　　弄清楚中美之間不同的金融文化根基，我們應當在重新檢讨美國以華爾街為核心的金融體系的問題時，又決不能對高度發達的美國現代金融服務體系全盤否定，由此給中國落後的、保守的金融服務市場找到保護傘。在總結美國金融風暴並比較中國金融體系時，我曾經說過，這叫先進的被先進摧毀，落後的被落後保護。我們千萬不能因為華爾街結構的不合理，文化的缺失而否定其先進性，也不能因為我們幸免於華爾街災難、歐債危機就可以高枕無憂。以中國現階段金融體系來看，我們遠沒達到和美國比較的階段，更多的還是需要重構中國金融或者中國現代金融服務市場的市場基础、制度基础。這個基础建立不起來，中國現代金融服務市場的道路會很漫長，就像人民幣的自由兌換，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就說，世紀末會開放，二十多年過去，時間表都沒了。中國的金融體系必須從制度基础、知識體系、市場體系、市場監管等諸多方面進行深度重組。

本文摘自《中國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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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在國內第一次獨創性的從“國家公司化”的假設，以作者幾十年來在政府、國企、農村、海南、海外、資本市場等地方與各領域的大量親歷和案例，以一個投資銀行家的視角，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限公司”在國有資本、民營企業、金融領域、對外投融資、海南特區、三農領域以及“公司文化”方面講述了大量真實的故事；進行了大量的分析思考；提出了大量的極富獨創性的創意與建議。